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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天资之平庸，不仅体现在智商上，他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他经常叹息自己“禀赋不厚”，“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
，“志欲强而气血不能副”
。也就是说，上天给他的身体底子太薄，他志向虽然远大，却没有足够的体力相配合。
这方面证据很多。
一般二十五岁到三十九岁之间被称为人的壮年，有研究表明，三十五岁时一个人各方面综合能力会达到顶峰。然而，还没到三十五岁，曾国藩就已经出现了早衰的征兆。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九岁的曾国藩进入翰林院正式为官。翰林工作非常清闲，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养望。然而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三十岁的曾国藩却在日记中记载：“是日微觉耳鸣”。二十三日日记又记：“自十八、九以来，人疲乏不清醒，耳微鸣。”而此数天里曾国藩并没有从事什么高强度的工作。到了第二年，他的耳鸣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剧。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道光二十二年，他却在家书中说：“总以耳鸣为苦。”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不会对家里提起。
同样是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发现自己稍一用脑，就感觉头昏疲劳。这一年五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说：“男身体如常，……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三十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他就感觉异常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十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
常言三十而立，此时的曾国藩应该正当精力最盛之时，却经常耳鸣、气短、疲劳，曾国藩自己也表示“不解何故”。才三十一岁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叹息，说自己“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恨也”
，精神容易感觉疲乏，就像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实在是太可恨了。
曾国藩身体底子薄的表现还有经常生重病。他在三十岁、三十三岁和三十六岁时，得了三次大病，其中前两次都很严重，差点死掉。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底，曾国藩得了一场重病。病状是体温忽冷忽热，身体虚弱至极，最严重时连续十七天完全无法进食、无法下床，一个多月无法走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
……（七月）廿二日，人大困……口渴无似，舌胎一日数变……
自廿一日起至初八，共十七天，除药水外，一无饮食。初九日，能下床，倩人抱持。十一日，吃饭。以后数日，每日由床抱至胡床上，冥坐终日，每餐食饭碗许，而半步不能移动。十五日，始用山药一碗咽饭，不用油盐。十八日，开晕，吃猪腰子，每日一对。廿一日以后，添吃肺、肚、心等。十八日后暂（渐）次学步，颇能行走一两步。以后倩人扶持，每日走几步。廿四、五日以后，渐能走矣。
这场大病，幸亏“用药不差”，加上同乡欧阳小岑精心护理，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曾国藩在赴四川主考途中又大病一场。他从河北出发时就已经染病，到陕西时病况更为严重。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热心为曾国藩延医治疗，回程之时，曾国藩作“西征一首呈李石梧前辈”，详述自己的患病经过：
疟疫难指名，热寒互嬗谢。粒食经旬辞，况能问燔炙？
带月方首涂，参横未云罢。颠簸笋舆中，磋磨破腰胯。
奴子苍黄询，庸医再三诧。猛然肆造攻，云当一战霸。
恶莠虽已锄，良苗亦失稼。隔旦嘻其疲，无复平生咤。
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
这次生病与道光十九年的大病有些相似，两次都在盛夏发病，都是体温忽冷忽热、十多天完全无法进食。在路上所找的“庸医”下药太猛，在消除症状的同时，也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导致他“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病倒，以至于不得不搬到报国寺养病。他赋诗说：
去年肺热苦吟呻，今年耳聋百不闻。
曾国藩因此叹息说：
吾生卅六未全老，蒲柳已与西风邻。
也就是说，我现在才三十六岁，正是壮年，但是已经形同蒲柳，快被西风吹断了。
这些还仅仅是曾国藩身体出现问题的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曾国藩效仿倭仁等人，开始以记日课为标志，全方位“学做圣人”，试图“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十二月初七日，他又在日记中给自己规定了“日课十二条”，工作量陡然增大。同时每天自起床起到睡觉止，精神一直高度紧绷，以防止自己出现什么不符合圣人规范的言行。
曾国藩对自己攻伐不休的结果是压力过大，精神过于紧张，用功两个月后，身体撑不住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开头就记载：“早起吐血数口。”
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分析，吐血的原因有多种。除去肺部疾病外，也可能是胃溃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精神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胃部疾病，这是今天的常识。然而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不少古典小说中都有“吐血而亡”的情节。
曾国藩也非常惊惶，接下来在日记中如此分析了一番：
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入大不孝矣！将尽之膏，岂可速之以风？萌蘖之木，岂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况我之气血素亏者乎！今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
可见曾国藩认为自己的身体此时已经很危险，形同“将尽之膏”，如果再不好好保养，可能“限入大不孝”，也就是先父母而去了。他认为以后应该从节制欲望、调节饮食、减少思虑三方面来保养身体。
随后几天，他尽力从精神上自我调节，“自十日失惊之后，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
然而，到了十六日，他竟然出现了脑血管疾病的前兆。正月十六日日记所说：
倦极，心神恍惚，若不自持……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时较短者，屈伸转旋俱不适。黄茀卿约饮，竞不能去，不知身体何以亏乏若此。
感觉舌头比平时短，说话不灵，这已经是脑血管有问题的证明。多年后曾国藩中风之初的症状与此非常相似。而此时曾国藩才不过三十二岁。
曾国藩致曾国荃家书，谈及自己的病情
曾国藩本来希望通过“猛火熬”，“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灰心。他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地经受磨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七天、舌头说话不灵后第二天，他给诸弟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
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想到这里，就非常灰心。以后如果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千万千万！
当然，这只是情绪陷入最低谷时的自哀自怜之辞。曾国藩其实并没有从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从未回头。他一如既往地刻苦自励，果决坚毅，奋勇自拔，仍然每天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满，从不放弃对自己任何一个行动或念头的监督。这样持续地对自己“猛火熬”了几年的结果，是耳鸣疲倦之病未去，其他疾病又接踵而来。
三十五岁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起），他得了一种困扰终生、给他带来无尽痛苦的疾病：皮肤病。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男在京平顺，惟身上热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约有大指头大一颗，通身约有七八十颗，鼻子两旁有而不成堆，余皆成堆。脱白皮痂，发里及颈上约二十余颗，两胁及胸腹约五十余，现以治癣之法治之。有效与否，尚不敢必。
十几天后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得更为详细。
余在京身体如常。前日之病，近来请医生姜姓（名士冠）细看，云是肺胃两家之热发于皮毛，现在自头上颈上以至腹下，无处无之，其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涂之，则转红紫色，爬破亦无水。不喜着衣盖被，盖燥象也。
他身上开始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奇痒异常，抓烂作痛。
曾国藩的皮肤病很有名，因此还引出很多传说，比如说他是“巨蟒转世”等等。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神经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我们看一下外科学对此病状的描述：“本病多累及中青年。”“多对称广泛分布于头皮、躯干、四肢。开始常先局部奇痒，搔抓后出现针头至米粒大小的多角形扁平丘疹，淡红、淡褐色或正常肤色，质地较为坚实而有光泽，表面可覆有糠秕状菲薄鳞屑，久之皮损逐渐融合成片，皮肤增厚，皮脊突起，皮沟加深，形似苔藓……自觉阵发性瘙痒，常于局部刺激、精神烦躁时加剧，夜间明显……本病病程慢性，常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一般为夏重冬轻。”
“病人因病情反复发作、长期不愈、阵发性瘙痒、夜间加重而有烦躁、焦虑、失眠等表现。”
综合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的描述，他的症状与此高度吻合。当然，曾国藩的病症与“银屑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银屑病的典型表现是“境界清楚、形状大小不一的红斑，周围有炎性红晕。稍有浸润增厚。表面覆盖多层银白色鳞屑。鳞屑易于刮脱，刮净后淡红发亮的半透明薄膜，刮破薄膜可见小出血点。皮损好发于头部、骶部和四肢伸侧面”。
不论是神经性皮炎还是银屑病，情绪紧张、精神焦虑及过度劳累都是重要的引发原因。按医疗手册，医生在诊断难愈的皮肤病时，应该“详细询问病人是否有过精神紧张、性情急躁、思虑过度、忧郁、劳累、失眠等神经精神因素。”
曾国藩并没有此类皮肤病的家族病史，之所以患病，应与他数年严厉自我管理导致的精神长期紧张有关。曾国藩确实在发病前经历了长期的“精神紧张、思虑过度”，而在得病后也是越焦劳越容易复发。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他在写给叔父母的信中说，只要用脑稍为过度，皮肤病就会被引发：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
后来他还回忆说：
余患病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
以平庸的身体资质试图成为圣人，付出的身体上的代价就是如此。
这种病严重影响形象：头面部长满皮癣，无法觐见皇帝，甚至无法见上官。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与诸弟书中说：
身体虽平安，而癣疥之疾未愈，头上面上颈上并斑驳陆离，恐不便于陛见，故情愿不考差。
皮肤病常常使他终夜难眠，因为发作严重之时，奇痒难挨，需要彻夜爬搔。咸丰五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在与诸弟书中说：“癣疾日甚，身无完肤，夜不成寐。”
日记中也常有“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之类的记载。皮肤病发作严重之时，曾国藩什么事也做不了。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致陈源兖的信中描述皮肤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时说：“今岁以来，颓散万状，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叶。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忼愒而不顾耳。”
这类皮肤病的另一个特点是反复发作，难以治愈。
曾国藩在致陈源兖的信中曾担心地说：
历问世之病癣者，罕能拔本塞源，惧其遂与我终始也。
一语成谶。曾国藩的皮肤病确实百般医治无效。为了治疗这种顽疾，曾国藩想尽了办法。一开始中医大夫告诉他，这可能和祖坟没有打扫干净有关，要家里人去扫坟。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致信父母：
医……又云：“恐家中祖茔上有不洁处，虽不宜挑动，亦不可不打扫。”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家书说，他请了一个医生，此人不光是大夫，身上还有“法术”：
侄身上热毒，近日头面大减。请一陈医生，每早吃丸药一钱，而小有法术。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曾国藩致诸弟书，说他以前擦过铜绿膏，现在用石灰水擦患处：
我身癣疾，春间略发而不甚为害。有人说方，将石灰澄清水用水调桐油揸之，则白皮立去，如前年揸铜绿膏。
这些治疗偶尔暂时有效，但过后不久肯定又复发。道光二十六年三月，曾国藩对诸弟说，他正在试用膏药治疗：
三月初有直隶张姓医生，言最善治癣，贴膏药于癣上，三日一换，贴三次，即可拔出脓水，贴七次，即痊愈矣。初十日，令于左胁试贴一处，果有效验。
但事后证明此次效验并未持续多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曾国藩致父母说：
男癣病虽发，不甚狠，近用蒋医方朝夕治之。
虽然想尽办法，寻遍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战事不利，他身上便“癣痒异常，手不停爬”，以至于搔得浑身出血而仍不止痒。“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
我们在家书、日记中随处可见曾国藩在皮肤病折磨下的呻吟。比如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家书：
余在营平安，惟癣疾未愈，精神不足，诸事未能一一照管。
咸丰八年七月廿一日家书：
癣疾久未愈，心血亦亏，甚颇焦急也。
咸丰十一年五月廿五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
事实上，在家书中他并不愿过多提及疾病的痛苦，在日记中记载得则较多。我们仅看同治元年初的几天：
三更睡，癣痒，竟夕爬搔，不能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
癣痒殊甚，三更后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
睡后，左腿爬破，痛甚，彻夜不甚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三日）
睡后，彻夜不能成寐，而癣不甚痒。（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
日来癣痒异常，遍身若有芒刺者然，数夜不能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
睡后，三更癣痒殊甚，四更乃得甘寝。（同治元年正月初七日）
曾国藩与精神因素有关的疾病还有失眠。
咸丰七年，曾国藩丁忧家居，因为伸手要官被皇帝解除兵权。他遭遇人生最大的挫折，抑郁难解，心情极差，开始持续失眠。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回忆说：
咸丰七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
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日内心绪少佳，夜不成寐。”
“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鬯，夜间多不成寐。”
咸丰八年正月十日致郭崑焘的信中说：
仆恪守礼庐，诸托安善，惟心血积亏，夜罕佳眠，或通夕不寐。
他后来谈到失眠的原因，认为是抑郁和焦躁导致：“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
从那之后，这一症状也跟随了他一生。在从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一年，十六年间，失眠对曾国藩来说是家常便饭。即使成眠，每天也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晚年每天大抵都是在二更三点，也就是晚上十点多上床。
这在今天看来睡得不算晚。但是他往往都是三更后才能成寐，就是十一点之后才睡着，而四更末或者五更，也就是两点多或者三点就醒了。在这个过程中还经常“屡睡屡醒”“醒来多次”，因此每天睡眠时间不过三四个小时，睡眠质量也不高。我们打开曾国藩晚年的日记，“不甚成寐”“稍能成寐”“颇不成寐”等语，比比皆是。他悲叹说：“余多年不获美睡。”
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二更三点睡，尚能成寐，五更二点醒，近日无此美睡。”
也就是说，从十点多睡到近四点钟，睡了五个多小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睡眠时间并不足，在他却已经是难得的“美睡”了。
因为劳累过度导致的疾病还有眼疾。
中国传统社会习惯早睡早起，比如乾隆皇帝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已经起床了。但是早起的前提是早睡。乾隆皇帝睡得也早，晚上八点就已经上床，这样每天可以睡七八个小时。
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是晚睡早起，习惯于在晚上读书治事。这一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因为曾家出身小农，从父亲曾麟书开始就形成了白天耕作、晚上读书的传统。
曾国藩将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白天诸事纷扰，上灯之后，万物俱寂，正是他专心读书写作、审阅文件的最好时光。
传统时代没有现代照明设备，灯光昏暗，极耗目力。曾国藩为博得一第，苦读二十三年，点了翰林之后，仍然每日刻苦用功。结果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他三十二岁时，曾国藩就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最早提到自己的眼睛问题：“申初到家，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
也就是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
因此才三十六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说：“自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三十六岁）已用增光镜。”
虽然目力不佳，但是曾国藩繁重的事务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眼睛，特别是他从军之后，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文件，因此目疾不可避免地日益恶化。到了四十六岁，花镜已经不起作用了。“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或看书作字，雾里采花，濛濛无似，何其惫也。”
到了晚年，曾国藩仍然坚持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他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十点多上床，除去吃饭时间，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六个小时，导致眼睛经常疼痛、发涩，严重时只有暂时停止工作，闭目保养。比如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九日，他在日记中叹惜说：“每日寅正即起，至傍夕将及八个时辰，真觉日长如年。而目光眵涩，不耐久视，不敢多看书，稍多则干枯作疼。本日自申至戌，竟不看书。”
数十年透支目力，终于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工作过于繁重，六十虚岁的曾国藩一目突然失明，“右目倏已无光，左目亦复昏蒙”
。他在日记中说：
眼蒙殊甚。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矣。纪泽言瞳人尚好，可望复明，恐未必然，因闭目不敢治事。
右眼珠已经变色，而且毫无光感。剩下的一只左眼，看东西也模模糊糊。按今天的标准，曾国藩此时已经可以算作盲人了。对一个脑力工作者来说，脑力和目力是最重要的两项能力，失去任何一项，余生都将极为痛苦。因此一目失明对曾国藩精神打击甚大。他不光因“不能治事”而痛苦，更担心剩下的一只眼睛也随之失明，让他彻底陷入漫长的黑暗中。为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他想尽一切办法，或者以“墨晶镜”挡风避光，或以“中空积水”的玛瑙中的水滴眼，或者请气功师发功，或者反省自己的精神修养，认为这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
。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右目皆不能复明，左目也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幸运的是，曾国藩只活了六十二岁，如果再多活几年，他可能真的会陷入双目失明的苦境之中。
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身上的病一样样增多。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新的疾病当中。
他血压高，经常眩晕，“余患眩晕之症，……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
，“余眩晕尚未全愈，每到枕之时、起床之际辄晕昏，久之始定”
。
他经常腰痛，“左腰有寒气作痛”
，“此二日内腰疼异常”
，“腰疼畏寒，夜不成寐”
，“腰疼旬余”
。
他得过疝气。他在家书中说：“余新患疝气疾，右肾偏坠，肿痛殊甚。”
他脾胃不好，经常胀肚、腹泻、腹痛。“腹痛，次早作泄。近日腹泄，几及半月。”
“余近尚有腹泄之疾，每日一二次不等，幸不甚剧。”
“余自二十一日重发眩晕，二十四日以后泄泻不止，二十六日呕吐。……余之病目为本，眩晕次之，呕泻又次之。”
他经常牙痛。“牙痛殊甚，不能治事。”“是日牙痛数次。”
此外他还多汗，“余身体尚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虽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累累，而肺气日弱”
，“畏热殊甚，汗出如雨”
。腿软，“两脚无力，登降犹须扶掖”
，“腿软之症，想系衰年常态，不复施治”
，“余胃口尚好，惟两腿酸软未愈，上下皆需人扶掖。昨日拜折起跪亦需人扶”
。脚肿，“余脚上浮肿，肥而且硬”
。咳嗽，“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果有效验，可停一二刻不咳”
。脚烂，“又有左脚已烂不能着靴之苦”
……
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操劳加重了他的早衰。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
夜，倦甚，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挹，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
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五十，精神已然极为“委顿”。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四十八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七十多岁的人：
是日大雨，竟日不息。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是日未看书习字。
曾国藩非常羡慕那些身体好、精力充沛的人。同治六年的一天，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道：“竹如年七十五而精神强固，娓娓不倦，余则疲乏甚矣。”
普通人如果身患曾国藩这样的多种疾病，不要说难于建功立业，能够维持正常生活都已经很不容易。然而曾国藩却带着这些疾病，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业。
因此，曾国藩的一生，是典型的“船小载重”，或者说“小马拉大车”的一生。别人的一生，发挥了天赋潜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曾国藩的一生，把上天赋予的潜力发挥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曾国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强”字。
曾国藩是一个尚雄强的人，他一生以好汉自居，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曾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所谓“强”，就是“以志帅气”，“勉强”自己。一个人疲惫不振，是“气”弱。因此应该以“志”也就是意志力来统帅自己，强令自己。他告诉曾国荃，人的一生不应该顺着自己的本性来，随波逐流，而应该逆着来，这样才能增长才干，成就事业。“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在这个世上立定脚跟，能依靠的只有“自强”二字。他说：“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曾集古人成语作一联以自箴：“强勉行道，庄敬自强。”
因此曾国藩一生，每天都在战斗，每时都在战斗。他不光在与敌人战斗，更是在与自己战斗。与自己战斗的方法，就是“困知勉行”。他说，“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
，“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
。他在劝诫浅语十六条中引用了这样三句话：
《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他一生从不服输，遇到困难，总是打起全部精神，挺将过去，他说：“打得通的，才是好汉。”咸丰九年十月他曾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其意乃在发愤图强。可以说，支撑曾国藩一生奋斗的，正是这种“自强”精神。
王聿均在《从日记书札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与自强思想》一文中说：
曾氏所历者，并非循序渐进，平静无波，其内心时见和谐清明之象，时有矛盾挣扎之状；时而刚毅坚忍，时而消沉颓唐；时而旷达恬淡，时而急功好名。进退之徘徊，天人之交战，动机之相激，忧乐之交迭，此起彼伏，无时或息。从其日记中可以征之。此亦曾国藩之所以为曾国藩欤！
除了“强”字，支撑着曾国藩带着病体工作的另一个字是“勤”字。
曾国藩一生反感懒散的生活态度。他认为人之大恶不过是意志消沉、苟且偷生、不求上进，生活上随便潦草，工作上马虎懒散。他说：“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又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
曾国藩非常推崇“勤”字。他说：“勤则百弊皆除。”
“勤则寿，逸则夭。”
“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他说，古往今来，那些圣贤伟人，没有一个不勤劳的：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曾国藩认为，身体衰弱不是懒散的理由。相反，操劳工作正是战胜衰疲、振作精神的最好办法。他对弟弟说，即使体弱，也不应该懒散。“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
“精神愈用则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阻。”
“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尽可能地工作。平时白天处理公务，接见各方面人员；入夜还要阅公文，写奏折。即使是在出差路上、轿中船上，他也从不浪费时间，或者看书，或者默诵，或者思考。
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说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
他自己正是这样贯彻这个勤字的。
曾国藩认为，勤奋工作，不负上天赋予的这一天，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检省一日之言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
。他说的“君子有三乐”，有一乐就是“勤劳而后憩息”。
勤劳一生的结果，除了办成无数大事外，曾国藩还留下一部《曾国藩全集》。湖南岳麓书社2012年修订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有三十一巨册，一千六百万字。这还只是曾国藩保存下来的文字，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不少散佚。比如湖口水战曾氏坐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
。从郭嵩焘的日记中还可以得知，曾国藩还有《茶余偶谈》《礼记章句校评》等著作未整理刊出，因此我们可以估计，曾氏一生创作的文字当在两千万字以上。这样算来，以首尾三十三年计，曾国藩每年写作六十万字左右。仅以全集中的家书而论，曾氏家书自道光二十年始至同治十年止，三十二年间现存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家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平均每年写了七十三封家书，其中最多的一年是咸丰十一年，写了至少二百三十五封。足证曾氏之勤非常人可比。
上天赋予曾国藩的智力和体力，本来只够他完成一生事业的十分之一。他却通过“勉强”，把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逼到了极限，越过了极限，每天承担着超过普通人十倍的工作量，发挥出超过上天赋予的十倍能力。逼迫着他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承认曾国藩是一个英雄。
在严重的疾病面前，“强”和“勤”二字是进取。除此之外，曾国藩也有退守的一面，那就是讲求养生之道。为应对身体状况，曾国藩经常总结经验教训，为强身健体想尽了各种办法。
经过漫长的实践，曾国藩总结出养生八字诀：
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
所谓“惩忿”，就是不要经常动怒。他说：“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所谓“窒欲”，就是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即知节啬也”。曾国藩说，体质强壮者就好比富人，偶尔浪费一点无妨。但是像他这样的体弱多病者就如同穷人，只有一点点身体底子，必须省着花，一点也不能浪费。
“少食”，就是饭无过饱。而“多动”，就是加强运动。这无疑是非常符合现代健康理念的。怎么加强运动呢？在传统时代，并不流行跑步或器械等健身方法。曾国藩的主要方式是饭后散步，他每天要求自己饭后走三千步。
这八个字如果再浓缩为四个字，就叫作“君逸臣劳”。“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什么叫君逸臣劳呢？“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就是养心，“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也就是“惩忿、室欲”，或者说是“静”之道。“臣劳”就是身体四肢要经常锻炼，才能筋骨常健，保持健康，这是“动”之道。
曾国藩晚年经常与弟弟们在家书中探讨讲求养生之法：
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起早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学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
归纳起来，他认为养生需要做到以下数事：一是早起，二是眠食有定时，三是学射有定时，四是每饭后行三千步，五是临睡洗足。这几件事，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失为颇可借鉴。这几件事，曾国藩晚年长期坚持，得到实益。他写道：“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余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养身的一个重要入手点是养心。曾国藩的身体症况很多是精神因素导致的，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在日记当中说：“近日之失，由于心弦太紧，无舒和之意。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
为了能放松自己，减轻精神压力，他曾多次尝试过静坐：“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但是他发现对别人好用的办法对他效果不佳。“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心，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
他认为身体的症状反映出的是心灵修养的不足。他说：“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因此他经常阅读玩味道家著作，以无为思想自解。他在给部下的信中说：“年来骨肉哀戚之事，层见迭出。以精力匮乏，亦遂强自排解，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他还经常通过吟诵玩味文学作品来放松心情，特别是爱读陆游、苏轼、陶潜等人的诗。“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他在日记中记载，范仲淹年谱的一段文字对他触动很大：“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讲求保养，对曾国藩的身体颓势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却不能治本。因为他的承担过于艰巨，工作量无法减轻。
消耗曾国藩生命能量最巨的当然是太平天国战争。这一漫长的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刘体信（声木）《苌楚斋随笔》中则引用他父亲、淮军名将刘秉璋的话说：“先文庄公尝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
平定捻军更让他的身体大大恶化。他在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中说：“次早展视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
而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更是严重打击了他。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全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
他在日记中说：
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曾作《自箴韵语》，全文是：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
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虽然已经油尽灯枯，病入膏肓，但曾国藩仍然保持着勤奋的习惯，尽管他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很差，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除处理公事外，都要读一点书。有时眼睛实在不行，就闭目默诵一段古书。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是除夕之夜，他在晚上还要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自《公冶长》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
同治十年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
七月一日，他说：
疲乏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畏暑，亦衰颓甚矣。
七月二日：
暑气稍却，温《史记·卫霍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
七月三日：
疲乏殊甚，屡次在洋床上，屡次小睡。
七月四日：
思作文而不果，屡在洋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支者。……脾土不旺，食物辄欲作呕，中气不足，坐立均觉不宁。
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
。但是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八月十三日出发，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他自金陵出发，经扬州、清江浦、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上海、吴淞口，将治下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
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解，竟湿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
到了十一月，曾国藩身体更差。十一月三日，甚至因腹泻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而裤已先污矣”
。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生命不止，填海不息。他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麟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江太夫人得的是急性脑溢血。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日，曾国藩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
进入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危症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余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
二十六日，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
“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卫士）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等候良久，而苏赓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余先归。到署后，与纪泽说话，又许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掣者。”
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死引起的。用中医的说法，这是中风之前兆，或者“小中风”。如果有今日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这样的病情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曾国藩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患的是危症。正月二十三日，小中风发作，曾国藩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的女儿说：
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
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省三的人，然后阅《通鉴》二百二十卷。傍夕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
二十六日，曾国藩的病再次严重发作，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的女儿说：
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
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世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第五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二月初一日，去世前第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第三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早晨起床后请人来看病。早饭后清理文件，阅读《理学宗传》。下了两局围棋后，又阅《理学宗传》。午饭后批阅本日文件，然后见客一次。小睡后核科房批稿簿。此时又有手颤心摇之象。晚上接着阅读《理学宗传》中张子一章。二更四点睡。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公（即其长子曾纪泽）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
惠敏公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抬）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作者注：晚七至九时）也。
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
吾师今年六十有二，岁寿未期耋。生平禀赋之强，尽以用之国家民生。
何璟则说：
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盖其精力为已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