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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要写曾国藩，许多朋友都不赞成。
说满大街都是写曾的书。那意思是，这个人被写得太滥了，你不怕写不出新意吗？
其实从许多角度来讲，曾国藩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书写和挖掘过的人物。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虽然铺天盖地，百分之九十却是“成功学”一类，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成功绝学”“做官与做人”……“成功”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无乃太单调乎？
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从政治、军事或者思想这类宏大的角度去“提炼”曾国藩，一样不免有枯燥乏味处。
而我想做的，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
和大多数人一样，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一方面总在思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写了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如果朝代久远，曾国藩也必将被时间风干成丑陋的木乃伊，和那些供在“名人堂”中的塑像一模一样。好在他离我们还算近，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从一本《曾国藩家书》开始，《曾国藩日记》、《曾氏三代家书》，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能静居日记》几年间陆陆续续进入了我的书架和电脑。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曾国藩的皮肤慢慢恢复了弹性。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老人家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
他老人家在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别人的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他老人家在做总督的时候，用下属单位进贡的钱，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用这个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送红包。但是到离任的时候，对小金库中剩下的钱，一文也不染指。
他老人家在打仗的时候，一遇到左右为难之时，就翻开《易经》，自己算卦。
他老人家曾经十分迷信风水，甚至嘱咐自己的弟弟要好好研究风水之学。不过到了晚年，他又改信“天命”，对风水置之不问。
……
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
当然，“细节”不仅仅“好玩”。通过“细节”，我们可以完成两个维度的“穿越”：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这本书缘起于二〇〇七年，那一年我开始系统阅读《曾国藩日记》。在阅读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产生了通过梳理这些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一生算算账的念头。沿着这个念头，我找到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这里面汇集了大量的曾国藩亲笔，内容林林总总，拉拉杂杂，有书信、杂记、日记、对部下的“职务鉴定”、给别人相面的结论等等。其中有一个账本，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更可以直接体察到清代京官薪酬体系对官员行为的多方面影响。
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如何面对户部报销时索要的八万两“部费”，我们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也不会在遭遇大灾，军粮都缓征的情况下，坚持收自己那份“陋规”。可以说，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清代财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机构运作过程的一个特殊断面。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可以说是学习和研究晚清政治社会史的过程。
选择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2011年）之际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几年来，我阅读他越深，对他的敬意越重。
因为这种敬意，二〇〇八年春天，我从长沙转了六次车，去了一趟湖南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
“富厚堂”院子很大，不见其他游人。一场微雨刚过，静翳清爽。虽然曾国藩生前没能亲眼见到这座建筑，但在兄弟和儿子的主持下，建筑中处处透着鲜明的“曾氏风格”：房屋举架很高，线条刚硬。墙的外面用青砖，内墙则是清一色的土砖。既轩昂厚重，又质朴简单。里面陈设简单，除了几张雕花大床外，家具多是农家风味。因为没有管理人员，可以随便在曾纪泽坐过的椅子上坐坐，静静地欣赏墙上他的手泽。
这座宅院的一大特点是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土夯高大院墙拾级而上，在后山上走了一圈，雨后的树木清香袭人，不知名的鸟儿叫声清脆。这种清幽，曾国藩朝思暮想，却没能享受到。虽然疲惫至极，但是多次的退休请求始终没有得到慈禧的同意，只能“鞠躬尽瘁”，客死他乡。
虽然“故居”名不副实，但我在这里确实感受到了曾国藩的气息。
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熟悉我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许多感觉和议论，多了大量的资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尽量用第一手材料构建这个人，在细节中呈现这个人和那个时代。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二〇〇九年春天，明月同学不辞辛苦地带我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湘乡曾氏文献》。当然，那位中年女图书管理员服务态度之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上海师范大学，向王澧华先生当面请教。他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一书在曾国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当重要。我还曾坐火车卧铺远赴鸭绿江边，面对江对岸白云缭绕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刘忆江先生“江边庄园”和他讨论曾国藩的种种细节。他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他“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给予了宝贵的指导。这使我依靠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条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侧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先“套种”出这样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注释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应编辑的要求，为节省版面起见，在不影响普通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引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大多数引文时删掉了具体页码的注释。因为时间仓促和体裁原因，也有个别引文没能加注或没能准确加注，特别是“正面”部分。因为最初是给一本较为通俗的刊物写的，因而这种情况更多，只能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原谅。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这本书还应该包括《曾国藩的心理特征》《曾国藩的亲情与友情》《曾国藩与湖南气质》等几个部分。由于时间原因，看来只能等几年以后再出这本书的续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