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曾国藩是否得过性病，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争论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这一争论起自于他在家书中的“自供”。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告诉曾国荃：“余于道光二十五、六、七、八等年遍身癣毒……疑为杨梅疮而医之，终无寸效。”
“杨梅疮”即“梅毒”，是当时一种常见的性病。
八月十九日信中他又一次提到：
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
之所以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这些内容，是因为曾国荃当时得了“湿毒”，皮肤溃烂，曾国藩这是在和他探讨病情。
曾国藩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浑身瘙痒，皮屑脱落，终生未愈。这个病起自道光二十五年。当时京中大夫怀疑他得的是杨梅疮。曾国藩当时也半信半疑，积极配合治疗，每日服槐花一碗。
以槐花治梅毒，符合中医药理。《景岳全书》载：“治杨梅疮、棉花疮毒及下疳，初感或毒盛经久难愈者，槐花蕊（拣净，不必炒），每食前清酒吞下三钱许，早中晚每日三服。如不能饮酒，滚水盐汤俱可送下。”
这些记载被一些作者解读为他年轻时放荡不检的证据。比如唐浩明先生说：“倘若曾氏没有过寻花问柳的狎邪之行，医者诊断为杨梅疮，他必然会愤怒而绝不肯吃治梅毒之药。但他居然吃了，表示他心中亦有怀疑。如此说来，他一定有过越轨的行为，故而拿不准而接受医者的治疗。”
对此我有不同意见，因为中医认为梅毒不必一定通过性渠道传播。中医认为，梅毒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另一种是间接接触：“总不出气化、精化二因。但气化传染者轻，精化欲染者重。气化者，或遇生此疮之人，鼻闻其气，或误食不洁之物，或登圊受梅毒不洁之气，脾肺受毒，故先从上部见之，皮肤作痒，筋骨微疼，其形小而且干也。精化者，由交媾不洁，精泄时，毒气乘肝肾之虚而人于里，此为欲染，先从下部见之，筋骨多痛，或小水涩淋，疮形大而且坚。气化者毒在表，未经入里，稍有萌动，宜急服透骨搜风散；元气实者，杨梅一剂散汗之。精化者毒在里，深伏骨髓，未透肌肤，宜服九龙丹，通利大小二便，以泻骨中之毒，甚者二服，降下毒物，以土深压之。”
也就是说，间接传染者，或者是遇到患有梅毒之人，通过空气吸入梅毒病菌，或者是吃到染有梅毒病菌的食物，或者是如厕时沾染了他人留下的梅毒病菌。这就是气化，其毒在表，也就是主要表现在皮肤上，症状不重。
当时如果大夫向曾国藩解释，他是因气化而染上此症，他想必也不至于无法接受。另外，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的本意是说，在京时大夫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因为他按照治梅毒的方法治了很久，“终无寸效”，后来他就不再以治梅毒之法治之。这证明他得的不是梅毒。
曾国藩出身朴实农家，家风谨严，在京之时致力理学，更是谨言慎行。早年曾国华在京“坏行”（应是嫖娼），成为震动全体曾家人的大事件。晚年，弟弟曾国潢来南京看望他时，曾有“狎邪之游”，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心实忧之”。可见曾国藩并非胡林翼那样的风流放达之人，他因为越轨行为而染梅毒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曾国藩下笔向来谨慎，到了晚年，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家书很可能传世。如果真的因狎邪之行染过梅毒，恐怕他也不会公然在家书中和弟弟讨论。
很多人对理学家曾国藩娶妾不太理解。
其实纳妾在传统时代上层社会中是常见之事。晚清湖南的理学名臣多有纳妾者，比如做到云贵总督的理学名臣贺长龄，有妾七房，另一位做到两江总督的名臣陶澍，也娶妾多人。曾国藩的朋友胡林翼因无子嗣，连纳多妾。郭嵩焘也有两个妾，其中一个妾还曾随他出使伦敦，觐见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湘军名将也大多纳妾，连以道学家著名的罗泽南也有一个妾。有人统计，咸同时期湘军将帅没有纳妾的，唯有刘长佑（字印渠，官至总督）一人：“咸同将帅旁无妾媵者，惟新宁刘武慎公长佑印渠一人。”
古人纳妾，有两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一个是为了子嗣。比如大儒顾炎武五十八岁时，因膝下无子，仍纳一妾。
另一个，则是为了方便照顾自己生活。高官晚年，如果家人不能在身边服侍，娶一妾室照顾自己的生活，也是常见之事。
左宗棠早年娶妾是因为第一个原因。
到了七十四岁之时，他在福州纳了一妾，则是因为第二个原因。
其时左宗棠孤身一人在福州为官，夫人子女无人陪侍在身边，又浑身多病：“食少事烦，赢瘦不堪，手腕颤摇，心神傍徨，头晕眼花，浑身痛痒，时常咯血，气喘腰痛。”
左宗棠的大女儿心疼他无人照顾，没有体己人服侍，于是在民间买了一个才十八岁的年轻女子，为老父更衣洗脚之用。左宗棠娶妾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去世了。这个姓章的妾室随着左家人回到长沙，一直住在司马桥宅中，阖家称呼她为“姥姥”。
曾国藩娶妾，原因和左宗棠晚年一样。
湘乡曾氏家族家风历来严峻，并无纳妾之习。所以当年老六曾国华要讨小时，全家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以为然。曾国藩又是理学家，以制欲为主要习练方式，兼已经生育子女多人，所以年轻时从来没有过纳妾的想法。曾国藩从咸丰二年离家办团练，直到咸丰十一年十月，九年间，除中间回家一次外，都是一人独处，虽然正处壮年，身边也从未有婢妾。
直到过了五十一岁，老境已侵、精力日衰的时候，他反而要娶一妾。原因很明确，那一年他皮肤病严重发作，为了给自己抓痒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五年起，就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娶妾前后，正是大为皮肤病所苦的时候。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睡后，竟夕疮痒，不能成寐。近日眼蒙殊甚，皆因屡夜不得佳眠，而看书作字颇费目力耳。”
九月初四日：“睡后，疮痒殊甚，手不停爬，至以为苦。”
十四日：“近来夜睡，常常不能成寐。往年每日大便一次，近或二、三日一次，且甚干涩，殆阴亏之故耶？”
这一年他在家书中也常提到此事。咸丰十一年五月四日，致澄弟信中说：“余身体尚好，惟遍身生疮，奇痒异常。”
五月二十日致澄弟信中又说：“余遍身生疮，奇痒异常，与道光二十六七年生癣景况相似，极以为苦。公事多废搁不办，即应奏之事亦多稽延。”
七月二十日致沅弟信里还说：“余癣痒殊剧，至以为苦。”
十月十四日他在给澄弟的信中开始谈到打算买一个妾代为搔痒的事：“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置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
爬搔虽不能治愈，毕竟可以减去一些痛苦。遍体都痒，处处需搔，真的要叫别人来代替的话，买一个女仆不如买妾。这样看来，曾氏置妾，情有可原。
虽然起因是代为爬痒，但是毕竟是纳妾，他对外表还是有所要求的。他在四天后的日记中写道：“前季弟代余买一婢，在座船之傍，因往一看视，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
因嫌太胖，曾国藩没有接纳这名姓詹的女子。
后来，部下韩正国在湖北为他选了一个，“貌尚庄重”，曾国藩看了比较满意，于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入府中。曾国藩当日日记中说：
前季弟买一詹姓女子，初十日在船一见，未有成议。旋韩正国在外访一陈姓女子，湖北人，订纳为余妾，约本日接入公馆。申刻接入。貌尚庄重。
娶妾一事，对他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当天日记接下来的部分仍显得相当淡定：
习字一纸。中饭后，陈妾入室行礼。旋清理文件甚多。……夜清理文件，写零字颇多，写扇一柄。
陈氏妾的到来一开始对他的病状似乎有所缓解。我们读他此后连续几天的日记，曾国藩有几天睡得比较好。比如第二天，“二更三点睡，稍能成寐。近日常彻夜不寐，本夜犹心气凝定耳”
。第三天，“二更三点睡，稍得成寐”
。第四天，“二更三点睡，略能成寐”
。
都能在二更后入睡。看来有人在身边替他搔痒，确乎让他减少了一些痛苦。
但是几天之后，又开始睡眠不佳，而且疮痒大作：十一日初七，“下身痒甚，愁恼之至。睡后，尤奇痒异常，几至通夕不能成寐”
。
初八日，“因遍身作痒，不耐治事”
。
在轻了几天之后，十二日，“遍身奇痒，深以为苦，较之道光二十五、六年初起癣疾之时，其苦似倍”
。
可见抓痒也于事无补。十一月十四日，他在给曾国荃曾国潢的信中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癣之痒迄不能愈，娶妾之后亦无增减。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但不能有裨于吾之病耳。
曾国藩娶妾，在家族内部应该是公开的。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家书，写给曾国潢的信中有五次提及陈氏妾之事（其中一封信同致曾国潢、曾国荃二人），内容涉及陈氏后来的病情、丧事的处理、对陈氏的评价等。
就在娶妾当天，他日记中还提到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至于内容是否是通报此事，则未见记载。
一个多月后，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
……疮癣并未少减，每当痛痒极苦之时，常思与尔母子相见。因贼氛环逼，不敢遽接家眷……如贼焰少衰，安庆无虞，则接尔母带纪鸿来此一行。
可见曾国藩曾计划接夫人到身边，让妻妾共同生活。曾国藩此信，也许有安慰夫人之意。不过第二年一则战况紧急，二则欧阳夫人患咳嗽，此计划并未实施。
同治元年十月，曾国藩致信纪泽说：
欲尔再来营中省视，父子团聚一次……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
后来曾纪泽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行，而陈氏妾则五月一日去世，两人未能见面。
曾氏置妾虽没有遭到家人的反对，却招来了一些论者的指责，指责他置的不是时候。
原来陈氏妾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入府的，此时距咸丰帝七月十七日驾崩，满打满算，也只九十七天。清代的规矩，帝、后去世，百日内不奏乐，不演戏，文武百官不剃发、不办婚嫁等事。娶妾属于婚嫁类，当然在禁止之列。
我们从曾国藩日记的记载来看，他对咸丰皇帝的忌期是很注意的。比如十七日：“自闻大行皇帝之丧，至今始剃头。”
因为已满二十七日了。这一年十月十一日他的生日，“因国制未满百日，谢绝诸客”
。然而他偏偏在百日之内娶妾，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娶妾之后，曾国藩对陈氏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此女能“谨守规矩”：
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
纳妾二十天后他写信告诉弟弟：“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
不过此女可能在入曾府前就已经患了肺结核之类的疾病，入府第二年初她便开始吐血，一年半后就去世了，年仅二十四岁，在曾国藩的生命中成了匆匆过客。
陈氏病重之时，她的父母前去照顾，曾国藩发现陈母“贪而且很（狠）”
。陈氏去世后，他对曾国潢说过这样一段话：“此女性情尚属平和，惟其母贪而且很（狠）。因女病常住此间，若渐染母教太久，亦必变成很（狠）性，殆非吾家之福。今女既物故，母之技亦无所施矣。”
以常理来推断，曾国藩说陈母“贪狠”，应该是在经济方面索求太多，曾国藩显然难以满足她。
陈妾五月初一日去世，曾国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道：
四更五点闻号哭之声，则陈氏妾病革，其母痛哭。余起入内室省视，遂已沦逝，时五月初一日寅刻也。妾自辛酉十月入门，至是十九阅月矣。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自壬戌正月初三吐血后，常咳嗽不止，余早知其不久于世矣。料理各事，遂不复就寝。妾生以庚子十二月初四日辰刻，至是年二十四。
陈妾去世之后三个多月，即八月十九日，曾纪鸿奉母起行，由老家赴安庆与曾国藩团聚。
曾国藩于同治八年二月接任直隶总督后，也就是五十九虚岁之时，尚有买妾之议。是年三月初三日谕曾纪泽家书：
今进退不克自由，而精力日衰，自度此生断不能偿夙愿。日困簿书之中，萧然寡欢，思在此买一妾服侍起居，而闻京城及天津女子性情多半乖戾，尔可备银三百两交黄军门家，请渠为我买一妾。或在金陵，或在扬州、苏州购买皆可。事若速成，则眷口北上即可带来。若缓缓买成，则请昌岐派一武弁用可靠之老妈附轮舟送至天津。言明系六十老人买妾，余死即行遣嫁。观东坡朝云诗序，言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则未死而遣妾，亦古来老人之常事。尔对昌岐言，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他无所择也。
之所以写此信，是因他北上之时，“欧阳太夫人患喘咳甚剧，故暂居宁署”。不久又“右目失明，步履亦艰”
，不能照顾曾国藩的生活。
为什么交给黄军门家呢？因为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时官长江水师提督，俗称提督为军门）的夫人是欧阳夫人的义女：“黄提督翼升之夫人坚欲奉太夫人为义母。”
由义女代义母为义父买妾，顺理成章。
同治十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黄昌岐才为他觅妥一妾。不想此时曾国藩感觉自己身体太弱，可能不久于人世，又不想收纳此女了。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国潢、国荃二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说：
善长（即玉二）带一婢女来，云将为余置簉，系昌岐所办，而吾弟亦赞成之者。吾以精力太衰，理不久于人世，不欲误人子女，故未收纳，不久即当倩媒另行择配。
曾国荃于九月十三日复书，仍然大力怂恿：
《湖南文征》序文，读之者无不钦企，……即文章以觇精神之强旺，耄耋期颐，乃兄固有之寿，倘得少阴以扶助老阳之气，益觉恬适有余味矣。昌岐、善长二人所买之婢，弟未曾看过，亦未能出力赞襄，今因来函道及，觉两层皆无不可施行也。弟妇去年曾将其婢女纳为弟之侧室，弟比未允，今年秋冬，竟不能不挽回其初意，以就弟妇之意。此固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
他引自己将纳婢为辞，认为此事“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
。
但是曾国藩最终没有纳娶。事实证明曾国藩是明智的，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
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赵超构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写过一篇短文，叫《曾国藩纳妾》，其中的观点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
他说：
据近人笔记，曾国藩纳妾的事情记在日记里的有好几条。有一条日记说：“季弟代余买一婢，在座船之旁，因往一看视，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据此可见，纳妾就是人口买卖。曾国藩作为买主，像买牲畜一样去看货色，拣肥挑瘦，掂斤播两，好比那介绍人口买卖的牙婆。
如果说这番评价虽然刻薄，但是也不算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评价就不太符合事实了：
……前一个詹姓女子因为“特近痴肥”，没有看中。这个陈姓女子是被看中了。可惜，这个“陈氏妾”没有福气，跟这位道学家同居不久，就郁郁吐血而死了。吃人的礼教，吃人的道学家！
如果多读读其他资料，就会知道此妾之去世的直接原因是生病，而不是被曾国藩用礼教“吃掉”的。
接下来，赵先生又选择了一则更能丑化曾国藩的传说：
其间也有喜剧。有笔记说，曾国藩讨了小老婆，他的大老婆“欧阳夫人闻之，亟自湘乡来，将至，文正（曾国藩）亟遣姬（小老婆）自后门去”。这是极富戏剧性的醋海风波，使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琏二爷私娶尤二姐，被凤姐发现时的那个尴尬相。这位新任的两江总督，一向板着脸孔讲“仁义道德”训人的，一变而为“妻管炎”之徒，真是“有玷官箴”，成何体统！
赵先生所引的材料出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然而这显然是一则靠不住的传说，所以黄濬引用完后在下一段已经加以辨正。如果对曾氏史料多些了解，就会知道这样的小说情节在曾国藩的家庭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赵先生最后总结，并且揭示他写这篇短文的目的说：
蒋介石“总统”曾说，曾国藩是“一代伟人”。伟人纳妾，不足为病。但是曝光一下，破除迷信，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近年颇有人向青年们提倡曾文正公家书的那一套鬼话的时候。
曾国藩家书中如果有什么“鬼话”，曾国藩如果有什么“罪孽”，当然应该充分揭露鞭挞，但前提应该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