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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较，赵宋王朝是一个典型的崇尚文治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武夫，却酷爱读书，即使是带兵打仗，他也总是随身带些书，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如听说谁有“奇书”，往往不吝千金买下。宋太祖亲身经历了唐末五代的藩镇之祸，深深懂得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建国之后，他采取了振兴文教的政策，礼遇士人，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又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刻在碑上，立于太庙秘室，垂示后代。朝廷正殿也以“文德殿”命名，“重文抑武”遂成为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之一。
太宗、真宗先后相承，皆醉心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其时大乱初定，图书文献散佚严重，几代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寻访、收集，并设置专门机构不断成批抄写、刻板印刷，因此，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崇文院建成时，虽然距建国不过短短二十年，国家藏书即由一万三千卷增加到八万卷。在搜集、整理和翻印前朝典籍的同时，自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宋太宗又召集天下名士，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三部大书。《太平御览》是一部大型类书，它是现存古代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一部；《太平广记》广泛收集汉代至宋初的小说、野史、笔记中的故事，后人称之为“小说家之渊海”（《四库全书总目》）；《文苑英华》则收录上起南朝萧梁，下至五代的诸家诗文歌赋，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人著作。随后，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踵事增华，继其父所修三大类书之后，诏令王钦若、杨亿、钱惟演诸人修撰大型政书《册府元龟》，编录历代君臣事迹，“为将来取法”（ 宋·王应麟《玉海》 ），全书共一千卷，展示了“盛世修典”的宏伟规模。古籍的保存和流传，对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一个十分繁难的课题，宋初统治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撰这四部大书，成功地挽救了大批前代史籍，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这几位创业垂统的皇帝对文化的大力弘扬，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崇尚传统文化，埋头攻读坟典，一时之间蔚为风气，读书成为宋代士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读书人的天职是读书，读书是读书人取得社会资格的依据。宋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士人攻读的具体情景，亲切、投入，令人动容。王禹偁《清明》诗曰：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清明有“乞新火”的习俗，乞来新火，首先是点亮“读书灯”。而读书灯在郭震《纸窗》诗中，则比月色更为可亲可爱，需用纸窗特意护卫：
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风弄读书灯。
读书灯既陪伴了王禹偁的晓读，又为郭震的夜读照明，书真成了宋代士人不可须臾离身的人生伴侣。“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元·脱脱《宋史·文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