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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眉山县境内，有一座秀丽的彭老山。宋仁宗景祐三年，这座山忽然变得荒瘠起来，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野兽远走高飞。眉山的父老议论纷纷，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就在这一年，一位令人惊羡、受人敬慕的不世之才——苏轼（字子瞻）诞生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因而出现了这样奇异的现象。六十六年后，这位旷代的伟人，走完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辞别人世，将英灵之气还给自然，彭老山才又变得郁郁苍苍。
这当然只是一个不可以确信的民间传说，在我们这个崇奉天人感应的古老国度，随着每一位天才人物的诞生，都不免会有这样一些神异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传说虽然不可以确信，却非常形象地说明，正是蜀地（四川的古称）的奇山秀水给予了苏轼最早的陶冶和启迪。以后他长大成人，宦游四海，对于故乡的回忆总激起他满怀深情。他吟唱那条莹净如玻璃的美丽江水：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东湖》）
他回想那座举世闻名的峨眉山：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他思念那片温暖富饶的神奇土地：
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春菜》）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
他羡慕朋友能有机会到他的故乡做嘉州（今四川乐山）太守：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即韩朝宗，唐朝人，曾任荆州长史，喜欢推荐人才，李白《与韩荆州书》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送张嘉州》）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少年苏轼健康、快乐、生气勃勃，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有时，他和表弟一起“狂走从人觅梨栗”（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漫山遍野地跟着人乱跑，寻找可食的野果。
有时，他悠闲自在地坐在牛背上一边放牧，一边读书：
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书晁说之考牧图后》）
田野宽广平坦，牛背安稳无虞，那感觉就像在波平浪静的水面，驾一叶扁舟：
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同上）
有时，他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凿地为戏”——或者是挖一条小沟，灌上些水，把它想象成长江大河；或者是筑一个小土墩，在上面燃放“烽火”。有一次，他们挖出一块浅绿色的鱼形石块，这石块周身散布着细细的银色星点，敲起来铿然有声，竟是一块上乘的砚石。父亲认为，这是苏轼兄弟在文学上有辉煌发展的吉祥征兆。
风花雪月之中，苏轼一年年成长，故乡的山水给予他无穷的乐趣和灵感！
除了它的富饶美丽，四川自古便以名人辈出、富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著称于世。
早在汉代就产生了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他们的流风余韵经百世而不衰，年轻一代读书作文动辄便以“作赋凌相如”（ 唐·李白《赠张相镐》 ）为期许，把这些文学前辈视为自己的楷模。此后，李唐一朝，诸多在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都与四川结下不解之缘：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几行不朽的诗句喊出一个崭新时代的陈子昂是四川人；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天才诗人李白，五岁随父亲移居四川，在那里度过奠定他一生伟业的青少年时代；还有杜甫，这位在诗歌的思想艺术各方面集大成又开风气、影响了中国诗坛上千年的大诗人，也在四川生活了八年之久，写下无数辉煌的诗篇；此外，“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都曾先后到过四川；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曾在四川留下不朽的诗篇。于是，“天下诗人皆入蜀”一时传为美谈。
到了晚唐五代，军阀混战，十国并起，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国相对来说较为安定，大批文人前往避难，进一步促进了蜀地文化的繁荣，使西蜀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宋代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统一全国，发兵征服西蜀政权；西蜀灭亡之后，又发生兵变和农民起义，战争因而延续三十多年，给四川造成很大破坏，蜀地文化一度陷入低谷。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经过一个阶段的休养生息，四川的经济和文化又逐渐繁荣起来。
到苏轼出生的年代，已经有很多蜀地士人“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谢范舍人书》），崇尚读书的风气日益浓厚。苏轼和弟弟苏辙（字子由）进京参加进士考试那年，仅眉山一县举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竟达四十五人之多，进士及第的就有十三人。人文荟萃，全国瞩目。六七十年后，著名诗人陆游来到眉山，瞻仰苏轼故居。他面对灵山秀水，追忆文采风流，抑制不住内心澎湃的诗情，挥笔写道：
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
苏轼生活在这“孕奇蓄秀”的诗书之城，从小就接受不仅仅来自书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熏陶。
七岁那年，他曾和小伙伴们一起，听一位九十岁的老尼姑讲述蜀宫旧事。这位老尼姑年轻的时候曾跟随师父到蜀主孟昶（chǎnɡ）的宫中做法事，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亲眼看到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闲坐乘凉，吟诗作词。几十年过去了，老尼姑还能背诵那天晚上听来的词篇。这些优美而充满岁月沧桑感的陈年往事，在苏轼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四十年后，他还记得这首词的开头两句：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那时的苏轼已是诗、词、文、赋各方面的全才，熟谙各种词调，将这两句玩味再三，断定这首早已亡佚的蜀宫词词牌应是《洞仙歌》，于是，便以这两句为基础，续写成一首完整的优美词章。
少年时代，苏轼常和弟弟苏辙一起外出游玩。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乡村院落，看见墙壁上题着两行诗句：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不知是什么人留在这里的。兄弟俩反复吟咏，对于诗中意境似懂非懂。多年以后苏轼贬谪黄州，夜宿黄州禅智寺，寺中僧人都不在，满院寂静。夜半时分，忽有细雨敲竹，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此情此景，使苏轼油然想起年少时读过的那两句诗来，他说：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
前人诗中意境恰与此时情景两相契合，隔着岁月的流光，苏轼心领神会，颔首称颂。
除了这些充满文化气息的所见所闻，蜀地文坛的风尚也给予少年苏轼以正确的引导。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蜀地文人则逆流而动，“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 《眉州远景楼记》 ），主张文章针对实际问题，有为而作，就像五谷可以充饥，医药可以治病，追求文风的朴实，文笔的自然流畅。
所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与他的家庭教养完全一致。
苏轼的家坐落在眉山县城纱縠行，是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书香之家。虽不十分富有，却也还殷实，勤谨自足地过着小康的生活。他曾有诗记述：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答任师中、家汉公》）
竹林、梨树、开满洁白荷花的小水池、清新整洁的蔬菜园，这些平常而美丽的景致，构成了苏家的外部环境，而屋里丰富的藏书，则使苏家显得并不平常。家学渊源，得天独厚，这是苏轼成才的一个重要条件。
童年时代，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因此，家庭教育的重任主要落在母亲程氏夫人的肩上。程氏夫人仁慈、果决，并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她非常注重孩子的人格培养，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进行讲述。年幼的苏轼反应敏捷，思维清晰，回答问题简明扼要，深得母亲喜爱。有一天，程夫人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深得乡里敬重，担任朝廷官员受命前往冀州视察灾情，“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范滂传》 ），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当时朝中宦官弄权，政风败坏，仁人志士共起抗争，于是发生了党锢之祸，范滂也被牵连其中，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必须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临危赴命，与母亲诀别，他说：“母亲，我对不起您。弟弟孝顺，足以供养您，我跟随父亲在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
他母亲说：“一个人既想有美好的品德名声，又想有长寿富贵，怎么可以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到这里，程氏夫人不禁慨然长叹，母子俩都被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深深感动，沉浸在一种无比庄严的情绪之中。一阵沉默过后，年仅十岁的苏轼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一个范滂这样的人，你会同意吗？”
程氏夫人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年少的苏轼就已立下远大志向，要做一个为理想不惜以死相争的时代巨人。
程氏夫人天性善良，又信奉佛教，对世间一切有情生命皆心存爱惜。苏家庭院，竹柏丛生，杂花满树，许多鸟雀都来这里筑巢、栖息。程氏夫人严禁家人捕鸟取卵，天长日久，来苏家庭院安巢的鸟儿越来越多，而且都不怕人，有的甚至把窝筑到了低矮的枝丫上，小孩子可以俯身而视。苏轼兄弟和他们的小伙伴常常围在鸟窝边，看毛绒绒的小鸟，给它们喂食。这些情况，苏轼在《异鹊》诗中都有非常形象的记述：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雀，巢
可俯拿。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程氏夫人从细小事情上入手，培养儿子的仁心慈念，对于苏轼一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九百余年来，苏轼为历代人民所热爱、所敬仰，不仅在于他给后世留下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作品，更在于这些作品处处表现出的博大、仁慈、热情、温厚的心灵世界。
在苏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苏轼的父亲苏洵，曾经被编入《三字经》，在封建时代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早年读书不太努力，二十七岁以后“始发愤，读书籍”（ 《三字经》 ），终于成为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苏洵论文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的文章，曾专心研读这些先贤著作达七八年之久。他反对玩弄辞藻的文字游戏，主张作文要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实的内容。他的这些思想，与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遥相呼应。在父亲的指导下，苏轼少年时代起步学文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基点上，跟随着时代最先进的文学思潮，这直接促成他日后能脱颖而出，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父亲的施教是非常严格的，五十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曾梦见年少时读书的情形：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夜梦》）
儿时的苏轼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贪玩，可是父亲布置的功课一天一天都有具体的安排，不能有半点马虎，到了限定该读完《春秋左氏传》的日子，他还只粗略地读到桓公、庄公部分，不足此书的一半，心中忧伤惶急，仿佛鱼儿吞了钓钩……童年的印象是这样深刻，以致在长长的岁月之后，偶然梦见还历历如在目前。
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苏轼不敢以天资颖悟沾沾自喜，而是终日苦学不辍，他说：
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暇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儿时嬉游的伙伴也暂时中断了往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读书作文。他读诸子百家，也读史传。“初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西汉文学家贾谊和唐朝宰相陆贽的文章，剖析古今朝政的成败得失，议论锋发，无不紧密切合现实，苏轼曾经非常喜欢，从中学习论证的方法，特别是干预现实的精神。《庄子》是一部非常优美而奇妙的著作，书中讲了许多故事来表明道家的思想，在人生的苦难中，在尴尬艰难的缝隙中，怎样追求自我精神的保全，达到高远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境界。年少的苏轼被深深地吸引了，他说：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他觉得《庄子》所讲的这些道理，正是自己向来心中所思所想，只是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苏轼从小就将道家的思想融汇到自己的人格修养中，对他以后坎坷动荡的一生裨益匪浅。除了思想的启迪，《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对苏轼的影响也非常大。古人读书讲究抄书，苏轼也不例外，青少年时代，他曾将有一百二十卷之多的《汉书》手抄两遍，既加深记忆，又练习书法。早年的博闻强记，终身受用无穷。在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他起草过八百多道皇帝的诏命，不仅文辞优美准确，而且运用史料和典故灵活自如，信手拈来，从来不需要临时找书。
“严师出高徒”，父亲严格有方的教育很快就见出了效果。十多岁时，苏轼作文就显得出手不凡。有一次，遵父命以《夏侯太初论》为题作文，苏轼的习作令父亲叹赏不止。夏侯太初（ 名玄，字太初 ）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捕。临刑时，他颜色不变，举止自若。据说他平日即处事镇静，一次“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苏轼借以评论道：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一个勇敢的人，可以像蔺相如一样，面对暴君强敌，持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以死相争，却可能因瓦锅猝然的破裂而失声惊呼；同样，一个勇敢的人，可以与猛虎搏击，却可能在突然面对野蜂毒蝎时惨然失色。这两句话，用简洁的语言、妥帖而形象的比喻，极力形容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时表现的不同，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得到苏洵的称赞。苏轼成年后还把这得意之句用在他的《黠鼠赋》和《颜乐亭诗序》中。又有一次，苏洵读到欧阳修的《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大为赞赏，叫苏轼认真研读，并拟作一篇。苏轼的拟作令父亲十分满意，他高兴地对人说：“我儿子将来一定会用得着这篇文章。”
父亲的预言真的成了现实，后来，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并多次得到皇帝赏赐的对衣、金带和马，所以也就多次地写这一类的谢表，有一次还果然将儿时拟作中的一对句子用进去了。
苏洵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后来又三次离开家乡四处游学，因而见多识广，回到家中，常给苏轼兄弟讲述旅途见闻，带领他们神游大江南北。苏轼十二岁那年，苏洵从虔州（今江西赣州）回来，告诉儿子，在虔州城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天竺寺，寺壁上保留着白居易的一首亲笔题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这些有趣的事情，令苏轼听得入迷，真想自己能够亲自前往，一睹为快。以后他宦游四海，每到一处，公余之暇，总是不顾严寒酷暑，寻幽揽胜，对于人文古迹尤其情有独钟，大概就是父亲影响所及吧。
除了读书作文，苏洵还是一个艺术鉴赏家。他平时生活简朴，物欲淡漠，不苟言笑，唯独爱好收藏，为了购买一件艺术珍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曾脱下身上的貂皮袄换回一座木假山（ 形状像山的一块楠木 ），他家道小康，但收藏的名人字画与爱好此道的王公贵族不相上下。苏轼耳濡目染，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能弹古琴，苏家珍藏着一张著名的唐代古琴——雷琴，为了弄清雷琴的发音原理，他还专门把它拆开进行过一番研究；他也爱下棋，自己棋艺不高，所以常常整天坐在一旁看人下棋，丝毫也不感到厌倦；他更酷爱书法和绘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书法上，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在绘画上，苏轼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与米芾等倡文人墨戏画派，至今有《枯木怪石图》存世。
儿子是如此的聪明颖悟，苏洵深感自豪和欣慰。但是，他也看出了儿子性格中可能成为致命伤的一个特点：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所以特意写了一篇《名二子说》，语重心长地告诫说：
“车轮、车辐（ 车轮上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 ）、车盖、车轸（ 车厢底部四面的横木 ），在一辆车上都各司其职，唯有车轼（ 车上露在外面的横木 ）显得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虽然是这样，如果去掉车轼，车也就不成其为一辆完整的车了。儿子啊，我之所以给你取名为轼，就是担心你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可以太直露，而应该有所‘外饰’呀！”
然而，苏轼终究不懂外饰，他真挚坦率，每与人交谈，无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历尽风波。但是，正是这种心灵本质，成就了他的人品和文品，使他和他的作品具有永不衰减的魅力。
一位不朽的巨人，来自故土，来自家庭，他更来自历史和时代。当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距宋朝建立已有七十六年。半个多世纪的安定统一，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的繁荣，雄心勃勃的宋代知识分子厌倦了宋代初年对于唐末五代文学的陈陈相因，开始寻求自家面目。他们勤奋耕耘，继承开拓，试图迈进一个崭新的天地，创造一个可与唐代相媲美的辉煌时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都已随着光辉灿烂的唐代文明消失在滚滚的历史波涛之中。历史在沉默中等待，等待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出现；时代在急切地呼唤，呼唤着时代巨人的产生。苏轼的出生适当其时！在他之前，王禹偁、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一大批锐意求新的文化贤哲，经过艰苦的探索与努力，总结历史，清除路障，初步确定了宋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又以自己的尝试开风气之先。苏轼从小受到这种时代新风的濡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高山大海。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锐意改革弊政，撤换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大臣，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要他们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随即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欧阳修等也提出了一系列补充意见。宋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颁行全国，号为“庆历新政”。一时之间，政局因而有所刷新，国子监直讲（ 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 ）石介写了《庆历圣德颂》一诗加以颂扬。当时苏轼八岁，开始在乡校读书，有人从京城带来这首《庆历圣德颂》诗给乡校的老师看，年幼的苏轼忍不住好奇心，也踮起脚尖在一旁张望，而且还脱口吟诵全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个人却没有丝毫的了解，因此急不可待地向老师请教，老师说：“你一个小毛孩不需要知道这些。”
苏轼一听不服气，他说：“这些人难道是天上的神仙？果是神仙，那我就不敢打听他们的情况，如果他们也跟我一样是人，那我怎么就不能打听打听呢？”
老师一听苏轼出语不凡，满心欢喜，便耐心地将这十一个人的人品功业逐一地向苏轼解说了一遍，并且强调说：“其中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杰。”
八岁的苏轼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师所说的一切，但这四个人的名字则牢牢地记在心中，以后每当读到这些人的文章诗篇，总要特别细细地加以揣摩，所以，当父亲命他模仿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试作一篇时，他能写得那么成功。
总之，蜀中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得天独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以及重视文化、锐意求新的时代文化大背景，共同作用，使苏轼成长为一名气宇轩昂、才华卓著的青年。怀着经世济时的远大抱负，年轻的苏轼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仰望着辽阔的长天，心中充满了凌空搏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