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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徒劳的争辩，使苏轼对政治渐生倦怠。回想十年前初次步入仕途，是何等奋发昂扬，满以为凭着自己的热情和才智可以干一番匡时济世的大事业。如今身历其中，才发现年少时孜孜以求的理想就像海市蜃楼，渺不可寻，现实政治恰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笼罩在苏轼的心中，他深情地思念故乡的青山绿水，怀想入仕前那自在洒脱的生活。人生的得失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他不禁想仰天长啸，追问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这一切思考和感慨都写在了《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中：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暇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安惇屡试不第，这一次又名落孙山，苏轼以自己读书的心得告诫他，也以自己对于人生得失的切身体会开导他：在多变的人生路上，也许得即是失，失即是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神宗既已对苏轼产生不悦之感，惯于罗织罪名、排斥异己的小人便觉得有了可乘之机。新任侍御史知杂事（ 负责监察弹劾百官 ）谢景温忽然上疏，奏劾苏轼兄弟于治平三年扶丧回乡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木材、瓷器等物，而且沿途妄冒名义，差借兵卒。神宗下令查实，谢景温等人立即拘捕当时为苏轼掌船的篙工水师，严加盘问，又向苏轼回乡途经的各个州县发出查询公文，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仿佛将兴大狱。
苏轼虽然早就知道与当政者唱反调，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厄运，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龌龊的事情从天而降，真是百口莫辩！这时他想起了恩师欧阳修，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以高才远识开启一代文风，奖掖提携了无数后辈学人，竟难逃小人的中伤！在年届耳顺之时，遭到最卑劣、最污浊的诋毁，虽然最后查无实据，老人在精神上却已受到莫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憔悴衰颓。如今自己也蹈此陷阱！他感到一股寒气凉彻心底。以捕风捉影、莫须有的卑劣罪名击倒对手，实在是性情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永远无法理解、永远防不胜防的暗枪冷箭！
当时还在朝中的元老重臣范镇、司马光等纷纷出面为苏轼辩解，同时，谢景温等人劳心费力，穷治数月而毫无所得，此事就这样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苏轼深感人心险恶，再也不愿在这是非之地待下去了，于是上疏请求外任。
面对苏轼的申请，神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神宗多么希望能够重用啊！可惜他不能与变法派协调一致。从大局考虑，也只得放他外任。神宗无可奈何地摇一摇头，批示道：“与知州差遣。”
但是中书省（ 宰相办公室 ）认为不可，改为通判颍州。
事实上，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按资历逐年升迁，足够担任知州的资格了，中书省强行压抑，神宗也不好明确驳回，所以又再改批道：“通判杭州。”
派给他一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差，这一差遣，按规定也与“知州”同一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