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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创作方面，苏轼和文同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原则，即“有所不能自已”而后作。也就是说，必须在灵感的触发、激情的导引下，才肯挥毫泼墨。因此，对于那些慕名前来求取字画的人十分厌烦，总是正言厉色予以拒绝。有一次，文同甚至一气之下，把人家拿来请他画画的白色细绢扔在地上，恨恨地说：“我将用它们做袜子！”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苏轼也不愿拿自己的书画随随便便去应酬别人。但是，爱好字画的人并不就此罢休，往往暗中揣摩观察，以便投其所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发现苏轼爱喝酒，但是酒量不大，三五杯不到就会烂醉如泥，无论在哪里，一句客气话不说，倒头就睡，鼾声如雷，一会儿睡醒过来，头一件事情就是嚷着要文房四宝，趁着残留的醉意挥毫疾书，有如狂风骤雨，写完之后随便送人，毫不在意。所以每有想得苏轼字画的人，便不明言，只是设法请他喝酒，唯愿他快醉、快睡、快醒，然后快写，毫无心计的苏轼竟丝毫也察觉不到。
文同则和苏轼不一样，他不嗜酒，却对质地上乘的细绢和纸张情有独钟，每见良绢美纸，就情不自禁，奋笔挥洒，旁观的人你争我夺将字画抢回家去，不跟他说一声，他也不见怪。所以有人为了获得他的字画，便故意预先在他能见到的地方摆上最好的纸笔墨砚，诱他上钩。但文同是个有心人，时间一长，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后来见人设纸置笔，便强令自己避开，虽然一步几回头，终究不肯再入圈套。有个人想得他一幅画，无数次使用这个人家传授的秘招，花了整整一年也没能得逞，终于忍不住问他：“咦，很奇怪呀，近来你好像不大作画了。”
文同暗笑一声，回答道：“哦，我以前常常心中不畅快，没有办法排遣，只要画一幅墨竹就舒服了，这是一种病。现在，我的病好了。”
这话后来叫苏轼听到了，他笑道：“我看与可这病好不了，时不时还会发作。”
以后，每当文同邀他相聚，一起挥毫泼墨，苏轼便会提起这个话头来取笑。
这天他俩又聚在一处，正开着玩笑，苏轼想起了一件事情。前两天，石苍舒来信说，他新辟了一间书房，取名“醉墨堂”，希望苏轼题诗一首。
石苍舒是擅长行草的书法家，熙宁元年，苏轼离蜀返京，路过长安时，曾在韩琦家与他相会，两人谈起书法艺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那天，酒筵之上，石苍舒与另一位书法家王颐相对题写草书，笔飞墨溅，如狂风骤起，似暴雨突至，围观者无不啧啧称叹，韩琦说：“二位先生就好像是在奔驰的骏马上吹笛子。”
在座的客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韩琦解释道：“若非妙手，如何敢在奔驰的骏马上吹笛子呢？”
现在石苍舒来信求诗，苏轼当然不会拒绝。文同“字画病”的话头正好启发了他的灵感，他立即起身来到书桌前，提笔写下“石苍舒醉墨堂”六个大字。这时他诗潮泉涌，奋笔疾书。诗的开头用调侃戏笑的口吻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chǎnɡ huǎnɡ，失意的样子）令人愁。
尽管这样说，诗人和石苍舒却对草书爱之成癖：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chōu，病愈）。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美味）。
他们从书法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和适意，而石苍舒更是视墨汁如美酒，连书房也要命名为醉墨堂。沉醉笔墨之间就像沉醉于美酒，一切烦恼都将烟消云散。柳宗元曾说，他见到过一位内脏有病的人，整天想吃土炭和酸咸之物，吃不到就非常难受；苏轼认为，凡是溺爱文辞、擅长书法的人，都像得了这种怪癖症。现在才知道柳宗元的话确实是一点不差。
接着诗人盛赞石苍舒书法造诣的高超和他书写的神速：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把用坏的毛笔积埋在山下，称为“笔冢”，如今石苍舒用坏的笔也已堆满墙角，堆成了小山，足见他功夫之深。诗人自己的书法则是：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这是苏轼提出的最著名的书法理论，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这里的“意造无法”，是指摆脱传统的束缚，意之所至，戛戛独创；“信手点画”则是在高度掌握书法规律之后的自由挥洒。苏轼并不排斥传统，他的行书、楷书，取法于前代名家的地方很多，但可贵的是能自创新意，因而才能成为“宋书法四大家”之首。在书法理论上，石苍舒的观点和苏轼完全一致，对于苏轼的书法作品他也极为偏爱：
胡为议论独见假（宽容），只字片纸皆收藏？
可说是惺惺相惜，同气相求。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诗人认为，如果与汉代书法家相比较，石苍舒的书法足可以与钟繇、张芝相比，苏轼自己的书法也比罗晖、赵袭略胜一筹。最后，诗人说：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被单）。
当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皆染黑，家里的绢帛，总是先用来书写，再制成衣服。我们早已超过了“姓名粗记”的水平，所以不必再学张芝临池苦学，以免徒增忧患，与其用绢素写字，还不如用作被单。
全篇充满调侃之意，对石苍舒和自己的嗜书成癖先抑后扬，似嘲实赞，因而显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