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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来首尔后第一次找房子那天的天气。八月的午后，热得令人窒息。我和妈妈满头大汗地徘徊在陌生的街头。我们对首尔一无所知，身上的钱少得可怜，天气热得像蒸笼。我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头痛不已，妈妈让我在路边休息，自己站在灼热的城市中央。汗水和粉底混合，妈妈的脸仿佛马上就会有泥水流淌下来。太累了，我们走进眼前看到的房间，敷衍了事地签合同。那个房间的天花板高得离奇，又深又冷。幸好签约条件合适，妈妈可以减少几分对我的怜悯。
那天悠长的正午融入了这片土地上艰辛而漫长的进京史。找到房子之后，我们面对面吃着红豆冰山。在沉重的疲劳之间透明碰撞的冰块声，白花花的夏日天空，今后我要居住的首都，那天的阳光强烈到足以责怪任何人。妈妈在乘上回乡大巴的瞬间，仍然不停地擦汗。望着妈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喃喃自语，“很久以前搬过二十多次家的爸爸，那天的天气，那二十世纪的太阳，也是这么大，这么令人头晕目眩吗？”直到现在，我还是难以忘记那天悬浮在我们头顶的又大又圆的太阳，以及首尔正午炽烈的阳光。
我每天生活的房间黑暗而阴冷。弯腰通过狭窄的门，深邃的内部风景像竖放的棺材，大大方方地迎接我。我在房间里摆放书桌、电脑等学生用品。望着便宜而方正的家具打造出来的整齐角度，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经常不吃饭、熬夜、喝酒，然而二十岁的身体非常健康，随时都可以起床出去玩儿。我不怎么听音乐，常常是趴着读书。衣服总是拖着不洗，动不动就跟妈妈多要钱。
即使在我还没养成写作习惯的时候，偶尔也会坐在大头电脑前记录些东西。专业课上得到一次表扬，晚上就会蒙着被子独自笑一夜。每次脱掉鞋子走进那个狭窄而不便的房间，我都会莫名地有种去休息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找到房子之后从未离开过我头顶的太阳吧。
家乡已远，不过我对属于自己的小小黑暗和宁静非常满意。我喜欢静静地躺在恰好适合我身体尺寸的六面黑暗里，望着摇曳的灯线朝着胸口跌落，犹如从天而降的锚。咔嗒，电源开关一响，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平躺着，眼睛眨个不停。这时，尽情吸收了灯光而变得圆滚滚的夜光星星在天花板上闪闪烁烁。那不是中国的红星，也不是卢卡奇
的星，只是扁平地趴在墙上艰难发光的亮光贴纸。
那是从前的租客贴上去的无数的星星堆。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地想把那些星星揭掉。也不知道是怎么贴上去的，我根本够不到。像希望一样毫无用处，黏度却非常好。天花板上总是有星星，不想看也必须看。既然不能不看，那就看吧。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凝视夜光星星。看着看着，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脑海。说不定有很多人从这个地方经过，像星星的数量。占地和我差不多的虚弱学生。一无所有就匆匆结合的年轻夫妻。手拄额头计算着工资和储蓄、汇款金额，满脸疲惫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插在书架上多年未读的《奥德赛》还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离开”，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在来之不易的寂静里，望着妨碍幽深黑暗的发光物质，我心乱如麻。随它去吧，“竟然弄什么夜光星星”，我发着牢骚。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的独立和私生活的意义，从某种通俗意义上说，也像那些星光一样渐渐变得狼狈。不是“你们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品味”，这句话在嘴角盘旋。这不是我的房间，也不是你的房间，而是我们的房间，这种感受常常挥之不去。这让我感到别扭。我为了躲避夏天而来的地方，我汗流浃背到达的地方，竟然是这样的空泛之地。相似的人生来来往往，要看到贴在房间里的星星才能放心，“啊，到晚上了”。真正让我不知所措的不是房间的大小和高度，而是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无所不在的虚假的光和星星，而我也生活在它们的运动之中。
很长时间之后，我接受了那里有星星的事实。虽然柔弱，虽然单薄，但它们总是在试图靠近光。离开那里几年了，那个房间已经倒塌不在了，偶尔我会想，我性情之中淡泊而美丽的部分，我怀抱里很多低俗的部分，或许就是受了这些星星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在土星的影响下有了忧郁的气质，我受到那些吸收光之后慢慢消失的夜光星星的影响，走路，买东西，偶尔坐在大头电脑前写文章，接到电话后突然起身出去玩儿。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