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北洋政府时期的主要工作

尽管朱启钤仅任了三年内务总长，因他同时督办京师市政，在他任职期间却办了一系列造福北京市民的大事。

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

朱在清末任内外城巡警厅厅丞时，就终日骑马巡视京城内外，对京城的大街小巷、交通情况、建筑状况无不了如指掌。他上任内务总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他考虑已久的正阳门改建计划。现在的前门与正阳门之间原被东西瓮城所封闭，出入城门须穿过瓮城门洞再经正阳门门洞。而恰在正阳门外即是京奉、京汉两条铁路干线的终点，因而交通壅塞日趋严重。朱提出拆去瓮城，保留箭楼，在正阳门城墙两侧各开两个门洞，以使交通疏畅。这个计划在当时是一项很大的工程。瓮城拆下的大量砖土如何运出城去，人力来源、经费问题等都是需要一一加以统筹解决的难题。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短绌，根本没有能力办这样一件大事。朱因为担任过交通总长，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将正阳门在改建后对京奉、京汉两路局将得到的便利与利益晓之于两路局局长，促使两路局出经费、出车皮支持正阳门改建工程。又因与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江朝宗、李长泰等人熟稔，他又动用了部分工兵，解决了人力的不足。

现在，前门箭楼北面的月台及箭楼周腰挑出的平台和栏杆便是当时加建的。月台是利用瓮城拆下的旧砖筑成的，既节约了材料，又与箭楼在外观上取得统一色调。京汉、京奉两路将路轨直接铺到东西瓮城脚下，将瓮城拆下的渣土直接装上车皮运走。怎样才能尽快地在前门这一交通繁忙的地区竣工，朱均一一经过周密的考虑、运筹、规划。接着，他又开放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以便市民。他还修筑了环城铁路，解决东西南北城之间货运的困难。除了这些工程本身的困难外，在朱提出改建正阳门计划之初，京城几乎哗然，认为此举将破坏京城风水，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朱有这个胆略，逆舆论而行，终于成功。当年，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镌：

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城第一砖。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这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现在，它还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

绿化市区，疏浚护城河

中国的传统城市，在街道衢巷中没有绿化，植树都在院内。就像故宫，偌大一个宫殿，只有少数花园，大内各宫庭院中的两三棵树与盆花。朱任内务总长时即着手城市绿化，在主要街道两旁种植槐树，在护城河两岸植柳，疏浚护城河，从而美化、净化了首都的环境。道旁绿化，这本是发达国家极平常的市政设施，但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却是开风气之先。可贵的是，朱在这一系列工程设施中运筹募化，以极少的经费办成了这两项浩大的工程。

创办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

故宫西南的社稷坛为明代所建，清缘之，但到清末民初已荒芜得很厉害，园中杂草丛生，灌木均有一人多高。明清以来，北京城始终没有供市民游息的绿地。朱决定将社稷坛改建成中央公园 。

在改建正阳门时，因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早已坍塌，遂决定把千步廊拆除，将拆下的木料用来建园。今日，中山公园中的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和东西长廊等，均是利用千步廊拆下的材料建筑的。原有的社稷坛、祭殿、庖厨等均保护下来，并有机地规划组织到公园里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园内古树很多，多植于金、元、明代。朱对这些树木视若珍宝，对古树的株数、树径大小如数家珍。在施工过程中，他又谆谆叮嘱工匠，注意保护古树。因而，整个施工过程没有毁坏一株古树。朱把古树视为国家文物来加以保护。

当时，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财政力量来建园。因为朱启钤很好地利用了千步廊拆下的木料，同时利用他任内务总长的职位，调动了工兵来清理园中的杂草并拆运千步廊木料，这就节省下了一大笔开支，但建园经费仍是个大问题。朱组建公园董事会，通过募捐来解决。

就是这样一件造福于民的好事，也是阻力重重。后来，朱回忆说：“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朱启钤强烈地感到：“所事皆属新政，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昕昕擘画，思虑焦苦……”

自1914年（民国三年）公园董事会成立，至1915年（民国四年），共筹集了六万三千零六十元。捐助款在千元以上的有徐世昌、张勋、雍涛三人，各一千五百元；黎元洪、朱启钤、周自齐、杨度、杨德森各一千元；机关有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中国银行、外交部各一千元；捐助款在五百元以上的有胡笔江、邓文藻、王克敏、张弧、梁士诒、段芝贵、徐树铮；机关有司法部、参谋部、税务处各五百元。其次则二百元、一百元不等，最低额为五十元。捐款总人数达三百余人。成立了中央公园管理董事会，并选出常务董事会办理日常事务。董事会自成立后，即成为一个热心于公众利益的自治团体。董事会成员既出钱又出力，为公不为私。全体成员一律照章办事，交纳会费。常委们对内一致努力，对外一切公开，公园管理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公园设施日趋完善，从未遭到破坏，直至由政府接管公园，可见北京市民对公园的爱护。

中央公园管理董事会是20世纪初在我国出现的十分有效的社会自治公益团体，它的某些做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从以上几件事中可以看出，朱启钤是一位很有眼光、很有魅力的热心公益的事业家。

创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

朱启钤深深感到我国古建筑的宏伟精丽，应当将故宫向全体国民乃至外国游客开放，因而，致力于殿坛的开放工作。1914年，他运用内务总长的职权，将清王朝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的宝物计二十余万件运到北京故宫，在紫禁城外廷开设古物陈列所 ，任命治格 为所长。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朱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开放皇家艺苑、京畿名胜

为了增进民众游乐福利事业，他先后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多处名胜风景区。为了开放这些地区，他制定了“胜迹保管规条”。也许，这是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同时，这些名胜古迹亦因开放而得以修整，既供市民游息，又保护了古建筑。

创办传染病医院

民国初年，霍乱、痢疾、伤寒等急性传染病还没有得到控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朱启钤朝夕募化，终于成立了传染病医院，尽力救病人生命，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疾病的传播。

热心宣扬文化事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大学设立中国学院，并向我国提出借用《四库全书》的请求。当时，梁启超、蔡元培、李煜瀛、汪兆铭、叶恭绰等人都认为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好事，应予支持。法国政府亦派要员班乐卫 来华，与中国政府商议，协定由我国刊印全书，以三套送法国。当时，总统徐世昌决定派朱启钤督理印行《四库全书》事宜。不久，巴黎大学以名誉博士学位奉赠徐世昌，朱启钤代表徐赴法接受学位，并访问英、意、比、美、日诸国，考察印书事宜。行前，朱以文渊阁藏书内景制成彩色图版十二幅，装订成册，分赠各国元首及著名学府。当时，中国的《四库全书》虽在国外已享有盛名，但均以为不过与《大英百科全书》类似。一旦见了照片始知，《四库全书》不是几个书架能安放得下的，如拥有全书甚至要扩建书库。后经各方研究认为，全书影印实非易事，而缩印、择印，意见又难统一。朱乃建议：“全书虽不能遍及，而珍本别行，世人亦可尝鼎一脔。”教育部采纳了朱的意见，几经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决定由商务来印行。聘请专家十五人，编订《四库珍本·初集目录》，选书二百三十一种，分装约两千册。但由于影印规模过巨，虽经朱启钤多方奔走，终因时局动荡，经费难筹，未能实现。

就在此次出访法国抵达巴黎后，朱启钤得知我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濒于饥饿，生活极为艰苦。他慨然捐助国币五万元，并考虑到此款若辗转经手恐生枝节，因而将款直接交到学生手中。勤工俭学学生当即致朱一封感谢信，并附一收款学生签名册。为此，朱还受到华法教育会留法“贵族学生”的攻击，诬蔑朱的捐助是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收买。直到1949年后，徐特立老先生还托章士钊先生向朱老转达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对他的感谢，并说当年的感谢信是自己亲自起草的，他还嘱章士钊先生撰文追述此事。后来，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这篇记述，曾当面对章称道朱启钤此举，并详细询问了朱老的生活情况。徐特立起草的这封感谢信及收到捐助款人的签名册，朱一直珍藏到去世。

人们很难想象朱启钤在北洋政府时期竟干了这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难怪他见到周恩来后感叹地说：“可惜我早生了三十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可见，朱想为人民办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可惜，在旧社会，他的聪明才智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8oz1ywXcFt/45UaLQK22jV1CWTHb5Ci2fNZtOopIvWbAGVK1y//M522/UBBKVV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