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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版《李明仲营造法式》于1925年出版之后，朱启钤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营造成立了营造学社，并开始收集与中国营造有关的书籍、资料及明清样式雷的模型等。1929年春，朱在北平中央公园举办了一次展览会，展出他多年收集所得的中国古建资料、书籍、模型等，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因此，得到中美庚款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之一周诒春的支持，周协助朱向中美庚款基金会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朱为了区别由他个人出资办的“营造学社”，遂改名“中国营造学社”。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
。地址就设在朱启钤宅内
，位于寓所大客厅右侧的房间。最初亦未挂牌，室内只有三张书桌、椅子及书架，陈设极简单。每天来上班的只有三人，陶洙、阚铎和宋麟徵。至1932年，社址始由朱宅迁到中央公园内的东朝房。
学社的人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系学社的职员，每天上班，领取工资；另一部分是社员。周诒春为庚款项目能尽快获得成果，建议朱启钤聘任一些年轻的受过系统建筑学教育的专门人才来工作。于是，梁思成、刘敦桢被聘请到学社来共同从事研究工作。
梁思成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硕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他看到西方国家对本民族的建筑史已有系统的研究，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大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到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他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看到，大量祖国珍贵的文物被帝国主义所掠夺，如云冈、龙门、南北响堂山、敦煌等地宝贵的雕像纷纷落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手中。他就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那小小的博物馆里，竟藏有我国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的石刻。这更加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同时，这些精美的雕塑又激发了他研究中国雕塑史的兴趣。这些塑像的时代特征及它们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也是研究古代建筑史、鉴定庙宇建造年代的重要佐证。
1925年，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收到父亲梁启超寄给他的陶版《营造法式》。他想，既然在宋代我国已有了系统阐述建筑的书，可见中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遂坚定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决心。
1927年，梁思成结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转入哈佛研究生院，准备以“中国宫室史”的课题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而他在哈佛三个月后读遍了有关中国建筑方面的论文，查阅了所有的资料，认为“中国宫室史”不可能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他必须回国进行实地调查。他和导师约定，回国进行古建筑调查，两年后提交论文。1928年，梁思成回国，先在东北大学任教，1930年加入学社，1931年到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
无独有偶，这时比梁思成年长四岁的刘敦桢先生，早在1916年至1922年间就在日本东京高工建筑系学习。1922年学成归国。在日本学习期间，他注意到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很注意保护古迹，联想到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当时只有日本和德、法诸国的少数学者做过一些考察与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反而寂寂无闻。这种反常现象使刘敦桢深感惭愧与痛苦，但也促使他树立了日后致力研究中国建筑的决心。回国后，他广泛地查阅资料，并利用假期考察江南一带的古建筑和遗址，于1928年发表了首篇论文《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1931年又陆续译了《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和《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两篇日文著述。这些著译引起了朱启钤的注意。刘先后在苏州工专、中央大学建筑系两校任教。1931年加入学社，1932年离开中大，到学社任文献部主任。不久，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先后加入学社，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班子。
事实证明，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人的结合，加上人才济济的研究班子，是学社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前提。当然，首先是朱、梁、刘三人的努力与合作。
社员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由以下几类人组成：
一是财界和政界人士。他们直接从经费上或行政上支持学社的工作。如负责中美、中英庚款的官员周诒春、任鸿隽、徐新六、朱家骅、杭立武、叶恭绰、李书华，财界人士有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任凤苞、叶揆初、吴延清。
二是学术文化界人士。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要想取得社会的承认，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学社初创，尚未出成果。为了提高学社的知名度，就只有邀请当时已享有盛名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入社，以提高学社的声望。他们是汉学家胡玉缙、美术史家叶瀚、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考古学家李济、马衡、吴其昌、金开藩、袁同礼、马世杰、孙壮、裘善元、叶公超等。
三是建筑界人士。有鲍鼎、庄俊、华南圭、关颂声、杨廷宝、赵深、陈植、彭济群、汪申伯、徐敬直、夏昌世、林志可、卢树森、关祖章。可以说，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均加入了学社，可见建筑界对学社的支持。
四是老交通系成员及社会名流。这些人大都与朱有多年的交往，本人亦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学社的工作，并为之解囊相助。其中，陶湘、郭葆昌是校订出版《李明仲营造法式》的主要人士。
五是营造厂商。有陆根泉、钱馨如、赵雪访、马辉堂、宋华卿。其中，马辉堂和他的徒弟宋华卿是前清木厂主，专事承包皇家工程，精通清式做法。赵雪访是琉璃厂厂主，马、宋、赵三人是以古建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入社的。
六是外籍学者。美籍有翟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有艾克、鲍希曼，日籍有松崎鹤雄、桥川时雄、荒木清三。
有人不太理解，认为一个学术团体为何要拉这么多官僚、资本家来入社，与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笔者认为，朱启钤在吸收社员时是很有一番考虑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困难，不可能对学社这样的学术团体提供经费，只有从能为科教事业提供经费的庚款或从某些大银行取得赞助。因此，必须取得庚款基金会董事们、教育部的官员和各大银行的董事、董事长、总裁们的理解和认可，这就是在社员中出现这么多官员、资本家的原因。除了以上财政界的人士外，如果学社没有知名度较高的研究人员入社，只靠梁思成、刘郭桢这两个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则经费的审批亦恐难以通过。故而，朱启钤积极邀请了不少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学家等知名学者入社，以壮声势。再有，当时社会治安很差，外出调研时工作人员的安全有赖于当地政府的保护；所以，每次外出调研，社长朱启钤均事先通过社员中有关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教育局长均亲自接待，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综上观之，可见朱对社员的组成，绝非出自私交，而是从开展学社的事业着眼，是十分明智的。学社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体社员的支持。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外籍社员的加入和作用。朱启钤认为：东西文化交互往来，“有息息相通之意，一人之智识有限，未启之秘奥实多，非合中外人士之有志者，及今旧迹未尽沦灭，奋力为之不为功”。
他欢迎外籍人士入社，并在汇刊上介绍国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动态。外籍学者中如鲍希曼、艾克与学社均有一些学术上的交往，二人均著有多篇有关中国建筑的论文。艾克还收集了不少闽南地区古建筑的资料送给学社。美籍社员费慰梅通过多年对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的研究，也做出不小的贡献。
学社成立伊始，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最为频繁。除了三位日籍学者入社外，早于1930年，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就到学社做过《中国之建筑》的学术报告。1931年，社员阚铎为《营造词汇》的编纂工作，专程赴日访问，受到伊东忠太、关野贞、池内宏、田边泰等多人及日本建筑学会术语编纂学会的接待。
学社有三位日本社员荒木清三、桥川时雄、松崎鹤雄。荒木是建筑师，他曾参加《营造词汇》的编纂工作。桥川时雄和松崎鹤雄老师是研究汉学的。桥川是以东方文化总委员会成员身份加入学社
，松崎是大连图书馆的司书
，桥川、松崎二人与阚铎、瞿兑之及国内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颇有交往。他们二人除表面上的工作外，还负有为日本收集我国珍贵古籍的任务。陶湘“涉园”藏书中的丛书部分，共五百七十四种二万七千九百册，即被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属下的京都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囊括而去。据笔者推测，具体办理这项工作的必定是松崎、桥川二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中国采取扩张主义，首先侵略了我国东三省。这种扩张主义野心与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也影响到学术界。如伊东忠太于1930年在学社所做的学术报告《中国之建筑》中曾说：“完成如此大事业，其为中国国民之责任义务，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觉有参加之义务。盖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发展得于中国建筑者甚多也。……’据鄙人所见：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
他的这番话是对着当时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社员们说的，可见他对中国学术界、建筑界的蔑视到了何等地步。到了1936年，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前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已扩张到了极点。伊东在他的新著《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也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这些话虽是伊东个人所言，但也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建筑界乃至学术界头面人物的观点。他们的殖民主义思想，昭然若揭。
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坚决反对与日本侵略者有任何形式的来往，于是断绝了与日本各学术团体的联系，三个日籍社员也就先后离开了学社。这是学社同人坚持民族自尊，反击侵略者的正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