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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展示的一个模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其实并不是封闭的。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市场存在着外围，用于获得投入、排放产出。其中一种外围，就是自然。
1972年，民间智囊团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在针对包含地球温室效应的近未来预测中发出了“自然存在极限”的警告。
图1 “市场·自然·家庭”［出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2009）岩波现代文库］
历史发展至现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不断从外围投入市场。与此同时，市场也在不断向外围排出产业废弃物。当时的人们都以为资源和能源是无穷无尽的，而自然也具有无限的净化能力去处理产业垃圾。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资源和能源终有枯竭之日，自然的净化能力也存在极限。20世纪60年代便是水俣病
等环境破坏与公害问题浮出水面的时代。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敲响了市场外围的自然存在极限的警钟，但市场还存在另一个外围。那个外围向市场输送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同时接收市场释放的不能再成为劳动力的人。我将其称为家庭。
正如提供资源能源、处理废弃物的自然并非无穷无尽，即便是家庭也不能无穷无尽地生产人力，更不能无限度地接收市场“排放”的老人、病人和残障人士，为其提供照护。
这两个外围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你们是否也已经遗忘了市场存在着自然和家庭这两种外围？这就是我在书中阐述的内容。都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王，而它只是把市场假设成了一个封闭系统，根据有限的变数进行模拟现实的计算，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如果再加上来自外围的非经济变数，那就毫无办法了。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不可预测的变数便是如此。
图2是在人类从诞生到死亡的时间轨迹上添加了市场与家庭的模型。始于诞生后的儿童时期，男性与女性得到了同样的养育，但是成年以后，男女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分裂。
我把男人加入的市场称为“产业军事型社会”，男人就是其战斗力，也就是经济战争中的士兵。与此同时，女人则被分配了另一个任务——停留在外围的家庭中生育士兵，将其送上战场的后方。
其后，市场还会将派不上用场的人，以及病人和残障人士送回家庭。说句很不好听的话，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的士兵都成了废卒。到年龄退休的人则是退伍士兵。当时，我给退休男性冠上了一个称呼，叫作“（人类）产业废弃物”。
图2 “产业军事型社会，从诞生到死亡”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个缺乏同情心的冷血表达。在同一时期，樋口惠子
则把回归家庭中的高龄男性称为“打湿的落叶”。“打湿的落叶”与“产业废弃物”相比，显然是“产业废弃物”更无情，但是在这个模型中，被排放到自然的产业废弃物与被排放到家庭的无用人力理论上占据了相同的位置，因此我这么称呼也是有根据的。在市场中，只有能派上用场、能被使用的人才能以劳动力的身份得到肯定，这点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在家庭中，孩子是被珍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未来将要派上用场的产业士兵预备役。假如教育是为了在产业军事型社会旗开得胜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家长更愿意投资给未来可以成为士兵的儿子，而没有理由投资给女儿。高等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在这里就得到了解释。从照护孩子到照护病人、残障人士和高龄者，包揽了这些工作的人便是家庭里的女性。
产业社会就是这样的结构，正因为有了根基的支撑，产业社会才得以成立。我专门做了这么简单明了的图示，就是为了让人们别忘记这点。同时，我也指出了女性被歧视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现在仍记得，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时，一个大叔学者走过来说：“哎呀，看了上野老师的书，我才发现家里老婆总是满口怨言呢。”我当时心想：你这蠢货，在读我的书之前你就应该倾听老婆的话。
我做的事情就是把女人面临的问题翻译成“大叔语”。学术的话语都是由大叔语组成的。走进学术世界的女性必须习得大叔语。虽然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但我们也能用大叔语狠狠戳中大叔的痛处。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
用一句很棒的话表达了这种行为，称其为“用敌人的武器与之战斗”。我一直称自己为大叔语和女性语的“双语使用者”（Bilingual）。因为跟大叔只能用大叔语沟通。
我不厌其烦地再三论证、展示并分析数据，就是为了告诉他们：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机制，你们全都高枕无忧地躺在上面，别给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