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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性学
介绍到日本的井上辉子
对“女性学”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女性的、源自女性的、为女性存在的学术研究。”来自美国的“女性学”刚登场时，女性研究的前辈都没有给予好脸色。因为在“女性学”以前，已经存在“妇女问题论”这一研究领域。
然而女性前辈们并未发现，“女性学”与“妇女问题论”之间其实发生了很大的范式转移
。
妇女问题论研究的是什么？
“妇女问题”，文如其义，是“妇女的问题”，或“妇女有问题”。妇女问题论属于社会问题论的分支，也就是社会病理学的一部分。妇女问题论的研究对象是“问题妇女”。
“问题妇女”，指的是在红线地带
工作的女性的改造问题，或者女性劳动者的生育障碍问题。从事性产业的女性和在工厂劳动的女性，在女性之中都是“非标”的特殊存在。曾经有个时代，“职业妇女”是对“不工作就活不下去的可怜女人”的蔑称。妇女问题论如文字所述，做的是对遭受问题的妇女的研究。
这时，我们开创了名为“女性学”的研究领域。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范式的不同。“女性不是问题，反倒是社会让女性遭受了问题。”这一范式的转换，从社会病理学转换到了社会结构论。
顺便再讲讲从“妇女”到“女性”的转换吧。“妇女”没有与之配对的词，顶多能配一个“公子”。妇女之“妇”乃是女人持扫帚的象形文字。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倡导“消除固有的基于性别而分的一切做法”，于是开始有人认为“女性做家务”的固有观念不合理，渐渐地不再使用“妇女”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男性”这一对词，“国际妇女年”这一日语翻译后来也改成了“国际女性年”。
到了这个时候，主妇人群才开始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因为结婚成为主妇是女性的“成规”，此前谁也不认为主妇有“问题”。
1977年，国际妇女大会（现更名为“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der Studies”，即“国际性别研究学会”）召开时，原弘子
提出了“推动主妇研究”。记录了这次大会的《女性学入门》
，还收录了民俗学家濑川清子
里程碑式的演讲《日本女性之百年——围绕主妇的称呼》。我的主妇研究便是为了呼应这场演讲。由此可见，主妇研究的历史其实很短。
1973年，伊藤雅子在《主妇与女人》
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主妇的问题是思考女人问题时的一个基点。只要世人认为主妇是女人应有的姿态，是女人幸福的象征，那么不只目前是主妇的女人，那些尚不是主妇、不打算成为主妇、无法成为主妇、曾经是主妇的女人，都将无法逃脱“主妇”这个很难说是好是坏的称谓而获得自由。至少，多数女性应该不会根据自身与主妇的距离来衡量自己。
伊藤曾是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市公民馆
职员，1965年创办了日本第一个附带托儿设施的研讨会，因此闻名。
主妇是什么？她们做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我发现它非常深奥。后来，我用10年写了一本书，那就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那是1990年出版的书籍，如今已经过去30多年，并在2009年推出了文库版
。
在“男女的定型任务”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私作る人、僕食べる人”
这样的性别分工。为何女性的任务一定就是家务、育儿和护理？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有什么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有了许多发现。原来，“主妇”的历史竟然很短。我出版这本书后，有种耗费10年终于完成了为母复仇之战的感觉。
耗时10年的大作一辈子出不了几本，而我在60岁之后，才终于又写出一本《照护的社会学》
。
我现在的研究主题是高龄者照护，很多人就问：“上野老师，你不再研究女性问题，转而去研究照护问题了吗？”其实不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我自认为一直在追求同一个主题。
从主妇研究到照护研究……今天我就要好好讲讲，为什么“我自认为一直在追求同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