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禽(qín) ① 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 ② 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 ③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注释:
①子禽:本名陈亢,字子禽,《论语》记载他是孔子的学生,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并未记载他的资料,因此他的身份一直存在争议。
②抑:文言文中常见的连词,可解释为“还是”。
③温、良、恭、俭、让:这里指孔子的五种品德,分别是温和、善良、谦恭、俭朴、谦让。
这段话很有画面感,也是《论语》中非常有名的一段对话。
子贡是与孔子关系比较亲密的学生。子禽在《论语》中每次出现都是在提问,他一共提问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向子贡提问。他总觉得孔子并没有特别了不起,所以他经常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问。
子禽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家,总有当权的人与他商量国事。到底是孔子向当权者求问的,还是当权者主动与他商量的?
言外之意,或许是对孔子是否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厉害有疑问,因为当政者主动邀请孔子,和孔子主动去找当政者,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意味着孔子的思想和理念确实受到大家认可,后者则表示孔子未必有大家说的那么厉害。
子禽的发问,让我们看得出来,他对孔子有一定的质疑。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产生这样的疑惑非常正常。
如果你是子贡,应该怎么回答?
如果子贡说“夫子从来不求人”,这是真话吗?细细想来这样回答并不妥。孔夫子如果从来不曾有求于人,何必周游列国?所以子贡不能直接说夫子不求人。
如果子贡说夫子就是在到处求人那也不对,这相当于说孔子是一个沽(gū)名钓誉的人,但他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子贡是一个外交家,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意思是夫子得到别人的尊重,让别人愿意向他请教,与他商量国事,靠的是温、良、恭、俭、让。
“温”指的是温和、不走极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出名靠的是“不温”,他们发表一些极端言论,博人眼球,吸引许多人的关注,但这种方式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
孔子永远不疾不徐,从容地表达自己的理念。“温”看似简单,却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对自身能力的极度自信,以及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良”指的是善良,对他人给予更多尊重和宽容,少一些埋怨和责备。孔子说过许多话,都能从侧面反映他的“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尊重他人的“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是帮助他人的“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包容他人的“善”。
“恭”指的是谦恭,不说大话,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知识盲区。孔子周游列国,至卫国的时候,卫灵公问陈,也就是问打仗怎么打。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意思是说打仗这件事情我从来不会,所以打仗方面的事情就不要询问我的意见了。
这就是恭,不会的就说不会。
“俭”指的是俭朴、不奢(shē)华、不做作。强调俭朴的品质,大概与孔子生活的时代有关。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社会动荡,王公贵族追求奢靡(mí)之风,为了制止这样的风气,孔子一直在向大众宣传一切从简。
“让”指的是谦让。孔夫子很少跟政敌发生尖锐的矛盾。每当他在某个地方待不下去时,比如有人诋(dǐ)毁他,指责他,或者有人不信任他,他往往二话不说,立刻就走,奔往下一个地方。孔子是一个有自己生活节奏的人,他并不强求任何事情的发生。
谈到此处,涉及一句中国古人的修身格言:“君子居易以俟(sì)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孔子的行事风格,就是“君子居易以俟命”,每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保持温、良、恭、俭、让,这是做事的原则,至于能得到什么则顺其自然,这是君子之为。
湖南的岳麓书院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其上联题道:“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句话也印证了“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道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面对是非,自我审视、谨慎判断就好了。尽心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不必理会外界的毁誉褒贬,至于得失成败,则安然接受。
所以最后子贡说:“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夫子这种求的方法,不是跟其他人的求法不一样吗?子贡用这句话,是在替孔子回答子禽提出的问题。
关于这一段,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事。我们要不断地充实自我,随顺因缘。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是每天让自己有正向的积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除此之外的很多事则要顺其自然,因为往往没有那么重要。
外在的欲望没有止境。拥有多少物质才算足够?拥有多大的名声才能到头?
这都难以衡量。
而温、良、恭、俭、让的行事原则,是一个人本身最具价值的部分。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出卖我们心底的东西。君子爱财,君子爱名,都要取之有道。
孔夫子的处世原则,也印证了老子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一个善争的人,内心往往会焦虑,会走偏门,做很多动作“变形”的事,树立很多的敌人。
实际上,孔夫子所做的事,是目光更长远的事,这跟老子的原则也是一样的。
最后,请你和我一起将这句话默念一遍:“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不仅自己恪守温、良、恭、俭、让五大品德,对拥有类似品质的人也倍加推崇。
春秋时期,有个政治家叫晏婴,他是齐国宰相,他的车夫整天因为自己是宰相的车夫而扬扬得意,不料却被妻子训斥:“晏婴身为宰相,尚有谦虚精神,你身为他的车夫却感到满足?”从此,车夫便变得谦虚谨慎起来,晏婴后来推荐他当了大夫。而孔子对晏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父在 ① 观其志,父没 ②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③ ,可谓孝矣!”
注释:
①在:健在,还活着的时候。
②没:这里指去世。
③道:处世原则与行为准则,这里的“父之道”可以理解为父亲生前遵循的行为准则。
这是争议很大的一句话,有人说这句话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多坏影响。大意是不论一个人的父亲是否健在,他的行为都要受父亲的约束。
在古代,子承父业的情况很普遍,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真正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是受到父亲约束的,所以我们只能看他有什么样的志向。父亲去世以后,则要看一个人的行动。如何看呢?看是否“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如果父亲走了以后,还依然坚持父亲的道路,坚持父亲传下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那才称得上是孝顺。
如果机械地理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宋徽宗的故事。
宋徽宗“上台”是接了他哥哥的班。宋神宗传位给宋哲宗,宋哲宗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宋徽宗接任。宋徽宗上位以后,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所以他恢复了神宗时期的很多政策。
神宗时期王安石发起变法,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因为政见不合被贬。徽宗上来以后变本加厉,对包括苏轼、司马光在内的元祐党人打击得更厉害,甚至要将“苏门”封杀,“三苏”的文章全部禁印,文字全部毁掉,连碑文也被破坏。宋徽宗走极端的路线,信任蔡京、蔡卞,恢复旧法,最后导致亡国。
如果机械地理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那就成了守旧,似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拒绝变革,一切都要尊崇父辈的指示,哪怕是错的。尤其是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只按长辈的方式做事,那根本没有办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
那怎么办?
有个词叫“与时俱进”,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得重新来理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含义。
我觉得把“道”理解得更高一点,更“空”一点,更深入一点,可能会更好。我们要传承的,不是简单的“父之道”,不是父亲的职业或者事业,而是家风、家训、价值观。虽然有的父亲不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种潮流,但他告诉孩子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坑蒙拐骗,这种价值观就值得传承下来;有的父亲教导孩子说话要“一口唾沫一个钉”,这种守信的家训也要传承下来。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风、家训、价值观,那些积极的、向上的家风、家训、价值观如果能够继承下来,三年无改,甚至再延续得更长久,会对塑造孩子优秀的品格有积极的作用。
孔子这段话现在看来确实具有一定争议性,但对于古人的理念和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看待,而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古时候,家族职业的传承是非常常见的,父亲是个铁匠,儿子很大可能也是铁匠,比如康德的家族成员很多都是马具师。当时的工匠若要开业,必须加入行会,也就是行业工会。由于行会对同一个地区的店铺数量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嫁娶、生子就成了许多人挤进这个行业圈子的唯一方式,行业的继承者一般是行会师傅的儿子。因为这样,行业工会被一辈一辈地传下来,一个家族的职业往往几百年都不变。
古代人如果改行,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家族的手艺失传,甚至可能让整个家族的生活陷入困境。比如全村就靠某家人修马鞍养家糊口,但传承到某一代的时候这家人突然不修了,就可能导致全村都失业,得重新再培养新的马具师,甚至另谋出路。
因此,当下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妨更灵活一点,将古人的经典语录进行重新解读,挖掘出更现实的意义。
古人对“孝”尤为看重,宋朝有个叫陈侃的人,双亲在世时非常孝顺,父母有病则衣不解带地每天陪在床前,亲自为父母熬药、喂药,父母去世后则悲痛欲绝。他的德行也在家族内得到效法,有“孝传五世”的说法,后朝廷赐匾“孝门陈君”,被大家称为“陈孝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