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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1年6月8日李某到某教育公司面试，应聘该公司建造师讲师岗位。2021年6月9日，李某询问某教育公司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待遇是否为试用期每月9500元，转正后每月10500元，对方予以认可。2021年6月15日，李某向原用人单位提出离职。2021年6月17日，某教育公司向李某发送《入职邀请函》，载明工资待遇为试用期7200元，转正后为9000元。2021年6月18日，李某询问某教育公司工作人员《入职邀请函》上载明的工资与双方此前协商标准不同，工作人员称可能是《入职邀请函》记载错误。2021年6月21日，某教育公司工作人员联系李某，称工资待遇只能按照《入职邀请函》上的标准，双方因就工资待遇不能达成一致，李某未入职某教育公司。李某提起劳动仲裁，请求某教育公司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教育公司在招聘面试及薪资待遇洽谈过程中先是允诺了较高薪水，在李某从原单位离职准备入职时方才告知李某的真实工资待遇，且与面试沟通时承诺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使得李某对预期获得的工资标准的合理期待最终落空，导致双方最终未能缔结劳动合同。法院认为某教育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李某因信赖某教育公司而离职、预期落空未入职后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某教育公司应当赔偿李某在此过程中的合理信赖利益损失。
与民事合同缔约相似，劳动合同缔约阶段亦需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在劳动关系建立阶段引入信赖利益理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入职前就工资待遇的协商属于订立劳动合同的必要过程，在此阶段，用人单位虽未与劳动者签订正式合同甚至未发出正式要约，但仍然应当诚信招工。擅自降低承诺的劳动报酬，损害了劳动者的合理信赖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原则，应当对其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本案以点见面，明确劳动关系建立的前合同义务，引导劳资双方严肃审慎的推进录用程序。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1日，董某某（投资者）与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签署基金合同，并在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告知书、基金账户申请与交易表、个人基金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中签字。同日，董某某向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款101万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认可基金合同及附件存在倒签情况，虽然上述文件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4月1日，但是实际上均为2015年4月15日与《补充协议》一并签署。
在证券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显示：案涉基金，成立时间2015年3月31日，备案时间2015年4月1日，基金备案阶段为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基金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类型为受托管理。4月3日，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基金成立公告及通知，告知基金已于2015年4月3日全部募集完成，符合基金成立总规模并于当日宣告正式成立。
后因投资标的公司于2017年12月被全国股权系统强制终止挂牌，案涉基金无法通过新三板市场卖出所持标的公司股票，基金剩余存续份额尚未兑付。董某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该投资管理公司赔偿其投资本金及收益损失。
董某某认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基金公司存在先打款后签合同的情况，未履行风险提示的适当性义务，亦未对投资人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导致他在未充分认识该基金风险的情况下购买基金产品。同时，推介材料中“新三板正处于历史投资机遇期”“A公司是国内最优秀的私募基金管理与股权投资机构”等描述皆为夸大耸动内容。基于此，董某某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基金公司支付其投资本金损失并赔偿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如该请求未能得到支持，董某某请求判令基金公司对基金产品组织清算。
对于董某某的诉讼请求，基金公司辩称，公司在宣传阶段充分说明了基金产品的各类风险，对投资人的资金情况、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进行了充分了解，宣传推介过程亦是合法合规，已经充分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另外，该公司认为，在基金运行、管理阶段，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勤勉尽责，积极履行管理职责。与此同时，受市场风险和政策因素叠加的影响，A公司股价自2015年中大幅下跌并持续低迷，终又因不符合挂牌新规而被强制摘牌，该基金产品并非保本保收益的产品，公司在投前、投后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各项职责，已经“卖者尽责”。因其他与公司完全无关的内外部因素导致的风险，投资人应当“买者自负”。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董某某的诉讼请求，董某某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请求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投资管理公司在销售基金产品的过程中履行适当性义务不及时不全面，未能及时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即接受投资者认购基金产品并在投资者认购基金产品前未能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存在一定过错。适当性义务属于诚信义务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的具体化，是在基金合同订立前赋予卖方机构的义务范畴。违反适当性义务，应当根据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的相关规定承担与其过错及投资者实际损失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考虑到本案中补充进行风险评估的时间与基金成立时间相距较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在短期内发生明显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后续评估显示董某某符合案涉基金产品的合格投资者要求，且投资者在其后补充签署了《基金合同》并对认购事宜予以确认，法院认为投资管理公司上述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在实质上过度影响投资者在认购案涉基金方面的自主决定，但仍应对其上述不规范行为对投资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综合考量本案情形，法院酌情确定投资管理公司按照投资者认购金额20%的标准对投资者予以适当赔偿。董某某提出，其实际损失即认购本金、认购费用及相应利息，但是法院认为其认购基金产品的份额并未全部损失，且该等损失并非全部可归责于投资管理公司对上述适当性义务的违反，故对于董某某超出上述标准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属于募集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承担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了私募基金销售者适当性义务的内涵和审查标准，厘清了未履行适当性义务产生的法律责任的性质，有力保护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裁判理念上，该案件即引导了投资者理性投资，又对于私募基金公司规范运营和管理产生了良好的规范和指导意义，推动金融机构规范经营，将适当性义务落到实处，从而在金融投资市场更好地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