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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
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皆有可能。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中原，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提议：杀光那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广袤的土地变成丰美的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亏得那位有着海洋般广阔胸怀的大汗没有完全听从，他有着更为远大的梦想，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他的继任者忽必烈则用横扫欧亚大陆的骄人战绩，回应了他的目光，并将一个游牧部落打造的帝国推至巅峰。
自建立以来，元朝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中，或者说是“战争状态”。公元1260年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称大可汗之后，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完全归服于他。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蒙古大帝国是不完整的。元朝建立后，它的势力范围也仅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这个专为战争而生的王朝，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仍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使得后来的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
版图茫茫，局部战争不过是巨人伤了根手指头，并不耽误一个人的享乐，更不会一朝夺命。但战争打的是钱和粮，连年征战，小恙酿成大疾只是时间问题。仅1280年元朝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战争就多达230场，如果再算上之前的，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很难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于是，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中华大地陷入千古未遇之奇灾剧变。
蒙古铁骑卷起的千里烟尘尚未散尽，持续了近百年的疾风骤雨悄然停息，而大元帝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它的地狱之门。“长生天”赐予的福分，被他的子民们糟践得所剩无几。气息奄奄的老骆驼，就这样进入它生命的倒计时。压垮它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在社会的底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不能在马上治理？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的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他认为蒙古帝国的执政者对于制度的漠视，从《元史،兵志》可知，“止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其他刑罚、食货等，一切苟简”。元朝的执政者与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在他们看来，那些古老的智慧毫无用处。在嗜血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生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在明朝人修的《元史》中，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有这么一句总结：“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的衣着发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衙署将其全部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昊天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你且忍耐忍耐，终有一天会改回去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人，都被框定在层层边界之中，即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对于元朝来说，他们的先人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形成了一种天然“边界”。而当他们骑上战马，身体的欲望被战马的奔跑带往永无止境的前方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边界意识，更失去了对于边界的管控能力。史书记载，统一后的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者的边界从来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依赖于支持这一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都是元朝所缺乏的。
蒙古人的边界意识来自他们的移动能力，以及本民族的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本群体的英雄神圣化，也将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使得元朝将全国人口不分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划分。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这样的划分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当处于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远在西域的二等“色目人”即使有立场，也可以忽略不计；而三等“汉人”，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倒向任何一方。如此一来，“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对峙，就形成了一对一的单挑之势。蒙古族骑士虽然勇猛无比，但人口数量过于稀少，尤其与其治下的庞大人口基数相比。区区百万人口撒在广袤的大地，即使加上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开不出绚烂的花朵。他们征服的世界过于庞大，凭借着卓越的移动能力，恨不得将战线一直推到天边，累死马，也累死人。不管他们多么凶猛，那种被汪洋大海淹没的感觉也让人恐慌。在潮水般的切割和包围中，他们丧失了最初的勇猛。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含的力量是令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元朝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它将人口最庞大的群体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对手。
蒙古人与汉人、南人的矛盾是边界意识的现实镜像，正因为如此，元朝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传统史家所言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便是蒙古人和其他等级人种的矛盾。“地主阶级”曾是元朝政府有意拉拢的对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阶级”可能是“汉人”或“南人”，这部分地主阶层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很容易就走到元朝政权的对立面。而许多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在等级歧视和压迫过程中逐渐加入反抗者的行列。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农民义军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会阶层智慧的队伍。
如果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事件的发生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撒旦打开炼狱之门，人间沦陷。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千米的人间大地立时化作汪洋泽国。元至正四年（1344年），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致使黄河水暴涨，白茅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决口。济宁、定陶、巨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苦不堪言。这次治河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朝廷征调了汴梁、大名以及庐州等地十七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不幸的是，他们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
果然，如史料记载，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治河工地上“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的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利用谶语的效应鼓动民众造反这种计谋，数百年屡试不爽，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转圈游戏，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人心浮动之际，这种不具有原创精神的游戏所带来的功效是那些堂皇说教的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动。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錾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个改旗易帜的时代，都会迎来一场令人疯狂的盛宴。
一个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后人试图给朱元璋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他的一生至少有五次的身份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个人价值的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朱元璋，和作为小农的朱元璋，是两个人。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变，却又什么都变了。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如弦在绷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各种改朝换代的传说应运而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朱五四和他的祖父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到。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今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当时的老百姓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低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意味着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朱初一，估计这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没得选择。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朱家本就是贫家小户，怎能禁得起这般折腾，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朱初一只好领着全家人候鸟似的四处迁徙。想尽办法，只为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朱初一经历了怎样的困境，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停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在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就是活命之资。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生活的资格。能够活下去，已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朱五四搬到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他的小儿子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1328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日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日子。史家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那天夜里，朱家的屋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以为失火，纷纷跑出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母亲抱着他到河里洗浴，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为他裹身。人们口口相传“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而现实却是另一种情景。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年过半百，算是老来再得子。朱元璋的降临，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不过是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一份负担。朱元璋投生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胎里一落地，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饥饿、寒冷、肮脏、混乱的世界。哥哥、姐姐站在母亲旁边，用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欢迎他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朱元璋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哥哥重四、重六、重七。因为朱元璋在这个家族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他还有两个姐姐，她们是没有资格排序的。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对于乱世底层人群来说，孩子，不止于孩子。他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命运轮盘赌中的筹码。所以，中国民间才会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朱家也不例外。穷家破业的小户，他们的生存成本，不知要高出他们的身份多少倍。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土地，不仅养活不了它的子民，还要吃它的子民。
彼时，一个农民家庭需要承担沉重的朝廷赋税。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赤贫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他们难以承受。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如此负担，对于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朱家是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想到这些，还是会陷入焦虑。他在批阅奏折时，总是会挑出那些与农民生存有关的内容，一再咂摸。
朱元璋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倒是他的母族一系值得一谈，尤其他的外祖父，是个有故事的老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记载： “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投军于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参加过南宋与元朝铁骑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那场载入史册的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朱元璋的外祖父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历尽艰辛逃回老家。他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
朱元璋出生时，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朱元璋的童年，外祖父的英雄事迹是他成长的活教材。他记不清母亲陈二娘在他面前重复讲述过多少遍。他印象中的外祖父，高大且固执。他无法将记忆中的这个老人，与母亲故事里那个神一般的人物联系起来。他喜欢故事里的外祖父，因为他符合一个孩子对于英雄的想象。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外祖父，在朱元璋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也让他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兴趣。生在这样一个赤贫之家，居然还能和一段传奇扯上关系，这让朱元璋感到满足。就像一个快要饿死的叫花子，居然从口袋里翻出一张藏宝图。母亲是外祖父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祖父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候，见过世面的外祖父曾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或者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
朱元璋从乡人口中知晓，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有过精彩表现。这样的话在朱元璋听来，无异于又一段传奇。从朱元璋记事起，母亲苍老的面容里，只有“苦寒”二字，哪里有半点歌舞娱乐的影子。他不明白，当年跳脱出众的母亲，怎会选择嫁给老实巴交的朱五四。朱元璋稍长，虽然家境窘困，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他送进私塾。他在私塾待了不到一年，由于家里生活难以维系，只好辍学。他不得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放牛割草，以此补贴家用。尽管如此，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还是勉强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自己打下了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母亲，朱元璋看这个世界不再只有一种颜色，内心拥有了区别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度。
纷纭杂沓的乱世，无休无止的杀伐，使得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人口锐减。尽管如此，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仍然无一尺半寸属于朱家。濠州境内有韭山、凤凰山、三峰山等荒山，常有虎豹出没，“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于途，孳畜不敢牧于薮”。当地官府及猎户，七八年间擒获千余只猛虎，数量惊人。朱家迁居孤庄村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朱元璋出生时，他的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二人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他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贫困，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才娶上一房媳妇，而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不可能。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他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来给予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哥哥入赘虽然是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朱五四而言，让两个儿子相继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可以让他们成家立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穷人家。虽然朱元璋的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只有朱元璋和大哥朱重四在一起生活。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朱文正），女儿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朱元璋一家这时候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朱元璋十岁，他们一家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乡的土壤较差，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收成缴了租子后所剩无几。父亲没办法，只好第二年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成为地主刘德家的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的、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给别人一百，先扣除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则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朱元璋天生具有领导者的潜质，打小就是一群乡间孩子的头领。或许是他肚子里的故事多，心里的点子多，伙伴们喜欢围拢在他身边。他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他们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乐此不疲。每个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内心却有着求取富贵的愿望。当放牛娃，常挨主人打骂，吃不饱饭。早晨赶着牛出门，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朱元璋，只能一遍遍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有上百道菜摆在他的面前，晃得他眼睛都花。凤肝龙髓，玉液琼浆，在精美的器皿里泛着光。只要他愿意，每天都能享受到这一切。当他坐在这样的排场面前时，却快乐不起来。享乐于他而言，更像是活受罪。
不过如果当年那个叫重八的孩子，能够穿过彼端的时间帘幕，坐于此端，一定会沉浸于一场食欲的极乐世界。关于朱元璋的童年，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杀牛饱食的故事。那次他与小伙伴们放牛，饿得实在受不了，他盯着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想出了一个点子。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他召唤和他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他们烤着吃了，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
饥饿像一条吐着信的毒蛇，从空荡荡的胃里钻出来。顷刻之间，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看着伙伴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罪责的模样，朱元璋虽有些慌乱，但不免觉得有些滑稽。他让伙伴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他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拽不出来。
这个近乎天真的想法瞒不过刘德，不出意外，朱元璋被毒打一顿赶回了家。平日里像老牛一样沉默的父亲给了他一巴掌，没有再说什么，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仍流露着钦佩之意。朱元璋表现出来的勇智与担当，超出了他的同龄人，也因此赢得了这帮顽劣之徒的信任。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刘德那种为富不仁者的间接报复。尤其是日后跟着朱元璋一起冲锋陷阵的大将汤和、周德兴和徐达等人，也在分牛而食的小伙伴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为朱元璋冲锋陷阵的许多将领，这时候已经与他形成了臣属关系。从游戏当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朱元璋，已经具有为改变命运而敢作敢为的性格萌芽。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改变命运不就是为了吃顿饱饭吗？本以为土地是最讲道理的地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承认你的用心，承认你的付出。但这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土地是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十分耕耘，也难有一分收获，像人一样坏了心肠。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朱元璋在家中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1339年），父亲已经五十八岁，母亲比他小五岁，也已经五十三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够本。而此时的朱元璋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还要承担照料弟弟的责任。作为底层民众中的佃户，朱家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从地主家租种的，其他生活资料近乎于无。
每天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朱家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朱元璋和家人并不满意。朱元璋在《御制纪非录》中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 “朕不幸有骨肉乖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 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天空、大地、所有的人，表情都是一样的冰冷麻木，暗暗沉沉。
从至元五年（1339年）到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贫寒的岁月里，他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风流锦绣的年华；对于朱元璋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
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他要与父兄一起扛起生活的重担。生于佃农之家，既要做到应对所有农活如臂使指、挥洒自如，又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还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长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在淮河岸边的那块古老的土地上，他无数次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得到某种指引。
元至正四年（134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完全改变朱元璋的人生境遇。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威力空前，使朱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和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人世。朱元璋后来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起这段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二哥相依为命。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对于逝者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挣扎。活在恐惧深水中的漂浮者，没有救命稻草可以抓。
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像朱元璋这样从父辈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时，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让他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颗有生命的蛋，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打磨成一块石头，然后去敲碎那颗蛋，以此换来新生。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一番痛彻心扉过后，朱元璋和二哥重六经过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分儿上，施舍一块坟地给他们的父母。人与兽本是亲兄弟，而高尚不过是饱食者的文明把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无一寸埋骨之地。朱元璋本以为刘德能怜悯他们，施舍一块埋葬父母的土地。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刘德还借机羞辱了他们一番。
现实毕竟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朱家夫妇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朱家遭遇，就给了他们一块田地。刘继祖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之地，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朱元璋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将遗体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朱元璋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黑色魔咒。他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那两具遗体。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写《御制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他年少的心头投下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他的亲人们都死在那个万恶的年头里，死亡是他们的解脱，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更加明亮和喜气洋洋，不再受这世间的罪与罚。
穷人在艰难的世道里活命，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生活的百般苦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视肉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而言，精神上的痛苦并不具有普世意义。尤其对于朱元璋所处的游民阶层，若有人说自己精神痛苦，或是灵魂不堪重负，那一定会有人说，你是异类，是精神病患者。对他们来说，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敢于寸刀割人，必然要做好加倍偿还的准备。
朱元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夺走了他的四位亲人。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种打击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边界。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他的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他和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让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他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暮年的朱元璋在书写《御制皇陵碑》时，提及往事，情难自已，颤抖的双手握不住一支笔。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要分头逃难。这一分开，就有可能会消散于世道苍茫，或许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他至死都无法忘记，他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
后人有一句漂亮话，命运在为一个人堵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样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既然从命运之门爬不进去，那就翻窗而入，翻墙而入。或许是命不该绝，让朱元璋遇到了汪氏老母，她给他指引了一条活路。汪氏老母是朱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她看到沦为孤儿的朱元璋，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
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朱元璋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为混口饭吃。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方寸。
洪水退去，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整个大地旷野。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的活路，人能奈何？对于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是他们最不陌生的一项关于生存的必考科目。沿着钟离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哀鸿遍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主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
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
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地上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这个世道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的根扎在土地上，一切纲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之类的大道理都与土地有关。但无处不在的压迫与榨取，将朱元璋和他的伙伴们从这块土地上连根拔起，他不得不转换身份。农民做不得，只好去做这个社会上的浮浪者，做一个浮食游民。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早已将附着于其身的，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当他不存在，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将他抛弃。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生息之地，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那些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风波险恶，温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学者王学泰这样描述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设置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为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御制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云游归来，朱元璋已拥有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因此推断他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里，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形态，甚至说他加入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成长和积累过程，三年的江湖经历对于朱元璋来说，相当于他在社会这座大学堂里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隅的农民来得更加丰富。也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历练了朱元璋的多重性格。寄身丛林，自然逃不掉丛林法则的困囿。至于道德，说多了就成了招牌和幌子。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整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底层百姓在一起摸爬滚打，既得到过帮助，也受过侮辱与冷眼。在他所经历的人间万象中，体察到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所有这一切，成就了朱元璋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迎刃而上，他比谁都拎得清楚。
鲁迅曾在演讲《流氓与文学》中谈到，“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他认为刘邦、朱元璋都是流氓，只不过他们后来当了皇帝。其实对于“流氓”“无赖”的理解，古今是有差异的。《中文大辞典》解释称：“（流氓）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显然，今天的这个词是有明确的道德指责的，一提起“流氓”，我们马上就想到的是其品行不端，猥琐下流之徒。然而，这个词开始并不是这种意思。“流氓”，指的是“流民”，《说文》里称：“氓，民也。”“氓”与“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换用的用法多如牛毛。鲁迅所谈的“流氓”，更接近于“流民”，虽然也带着贬义，但并没有直接取品行败坏的“流氓”之义。
所以说，“流氓”取“氓”义解之，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解，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也就是说，“流氓”词义的不同，也可视为流氓演变史。流氓们开始只是没有土地，后来连品行也变坏了。不过，这是两千多年后的作家观点，虽然影响大，但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越发强烈。他这个乞丐，无数次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与其他乞丐挥拳拔刀。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刺刀见红。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朱元璋用自己的勇气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晚年时期，他在回忆那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帮助他跨过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用更加务实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世情冷暖，学会识人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的农家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特质的时候，也同样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只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朱元璋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如同一锅沸腾的水热浪滚滚。从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游民为了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亦称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吸收了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白莲社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所以白莲教也叫弥勒教；同时，因为白莲教宣传明王出世，又被称为明教。投身其间的教众认为他们正行走于黑暗的世道，都不满意当下。他们相信过不了多久，将会迎来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时代，“明王”或“弥勒佛”将横空出世。作为人间子民，他们要动员天下民众去迎接光明的召唤。一个宗教预言就这样口口相传，成为引爆现实的导火索。虽然有人质疑，但并不妨碍信徒对于信仰话题的传播。它像烈火一样燃烧，很快便产生了吞没一切的力量。
南北两派在起兵以后，由于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目标，于是合二为一。教徒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又因为教众烧香拜佛，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香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武器里，知情者能够通过香气辨别出他们属于哪一支队伍。或许是在苦水里泡的时间过于长久的缘故，他们也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群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来没被人真正关心过，救济过，甚至怜悯过，而明教组织恰好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在残酷的世界里，唯有精神的强大才能让人活下去。入教的农民滚雪球似的增长，明教的教区随之扩张，与朝廷抗争的行动越来越多。人们相信，在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一定会有闪电掠过天际，而明教就是那道裂空的闪电。光明将如期而至，弥勒佛也将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转变。于是，那些有心造反之人，借助弥勒佛降世大做天命神授的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朱元璋的行乞路线与弥勒教徒起事的场所有着惊人的契合，他的活动路线基本上集中于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而其中的前三个地方是彭莹玉的活动范围。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彼时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到处可见头上裹着红布的农民。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等到朱元璋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在一场暴乱过后毁于战火。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突然降临的灾难，再次将朱元璋抛离了原有的生存轨道。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三，颍州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他们颁布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该是中国的皇帝。而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按理说，他也应该以复兴大宋国运为己任。于是，他们共推韩山童为“明主”，择定日期通告四方首领共同起兵。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社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而此时，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管他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
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时，也会为他开启逃生时刻。就在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命运的书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说他已经是红巾军中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明史》记载，汤和“幼有奇志”，村里孩子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按今天的尺寸换算，他该有两米以上，高大倜傥，富有谋略，沉着、明敏，颇有才智。汤和非常了解朱元璋的生存处境，于是写信相约。毕竟对他而言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这封书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形势逼人紧：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此事；二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这意味着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也就是说，使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的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是为生活所迫。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投入造反的行列，是令人很难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生无所托的小民，不信天意，不信神灵，还能信什么？朱元璋渴望天意有灵，神意有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性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漂泊于世道上的游民。作为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与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太一样。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他们更加精于算计，会将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比较。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是有朝一日时来运转。“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左手英雄豪迈，右手鱼肉良善，全然不觉得有何矛盾，也不会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该坐第几把？容不得丝毫含糊。
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计算，为他将要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便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王朝机器，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当权者的意志都要付出惨痛代价。就算反抗，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造反的同时，必然需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加上一副好使的脑子，很快独当一面。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逐渐成为郭子兴身边的亲信之人。郭子兴更是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无从考证，但是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称之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后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时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他除了自身，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存在着抱团相抗的问题，并不和睦。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他们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和他的儿子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朱元璋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听到消息，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乱世求生存，他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被迫撤离，濠州解围。元军退去，但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的内耗，让朱元璋萌生了去意。他最想回到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尤其在乱世求生时，同乡情谊就更加牢固。近有湘军、淮军，远有刘邦信任的丰沛集团，都是同乡组成的团体。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乡地招兵买马。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拉起了一支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他来说，却意义重大。郭子兴非常满意，将其提拔为镇抚。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难成大事。朱元璋觉得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便将七百多人的队伍交给了郭子兴。
至正十四年（1354年）春天的某一天，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了大明帝国的开国英雄。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他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帝国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元末乱世，天下势力分为几大派系。元军与红巾军、红巾军与红巾军、元军与元军，派系之间利益交织，矛盾重重。只要巧妙地周旋于几方势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能远交近伐，相互牵制；只要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养生息，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四面出击，扫灭群雄。而做到这两点的，只有朱元璋。
一支军队，通常会被打上指挥者的烙印。军队的特质，往往是指挥者的秉性。若是指挥者没有敬畏与情义，一支军队就可能会成为屈辱的代名词。就朱元璋而言，他的军队是一条船，而情义则是平衡内心与现实的压舱石。朱元璋应该感谢郭子兴给他取了个好名字，好过无数个重八叠加。古人深信，名字与一个人的运势紧密关联。读书人真是很好，他可以给自己取好多的名字，又是字，又是号。每一个名号就像他们戴在脸上的面具，代表一种命运的趋向，一种性格的观照。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就有好多重面具。面具多了，人的面貌与性格也就变得模糊。与普通武夫相比，朱元璋身上有着优于他人的品质，那就是对于士人的态度。早在1366年，朱元璋还是小明王节制下的吴国公时，就已流露出对儒家文化的归化和向往。这个出生于淮河岸边的泥腿子，向来对文化葆有一份敬畏。他命有司到处访求古今书籍，还对侍臣詹同等人说，每于宫中无事，自己常取孔子的书来读，像“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样的话，真是治国良策，“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
历史上出现的草莽英雄最容易犯的错误，大多集中于此。他们没有文化，也不读书，以粗鄙的言行掩饰人格的缺失。他们身上的粗豪气质与士人的迂腐格格不入，读书人的柔弱与敏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我且将元末士人的生命形态做一处观照。
概括这一时期士人的生命形态，没有比“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更合适的。在元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统治，把人民分为四等，森严的等级划分使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地位赫然挺立，汉人和南人屈居于蒙古贵族的脚下如同蝼蚁，但中国古代传统士人依然坚持“学而优则仕”，在这种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基础上，士人的命途可想而知。“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士人想借元朝的官僚机制实现人生抱负，几乎不可能。元初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荐举，使得官场大开奔竞之门，本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被粗暴地拧开。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后备梯队。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多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王朝易主，曾经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泡影。失去科场舞台的士人，犹如缺氧的鱼。即使体制的那道窄门，为某个人打开一条向上游动的通道，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他很快会发现，前方等待着他的是冷遇，是仇杀，是不得不隐退的选择。废止科举固然令读书人感到怅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大元非“伯乐”，士人自然难成“千里马”，部分士人便产生了归隐之念。
读书人争相脱离宦海，为帝国的官僚机器留下一副苍白虚弱的躯壳。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士人的命运，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利益，权力只能用来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如此，士子们身无所恋。从官僚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山林成为他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元对制度的漠视，源于对文人的漠视。
元末乱世，读书人沦为战争祭品。不为我用，即为我仇。只要被抓，一杀了之。朱元璋不识多少字，但他崇信文人，崇信他们的真知灼见。战争期间，朱元璋身边始终伴有谋士，他们教他读书认字，给他讲人心向背。这算是他和读书人的蜜月期，亲近且信任，许多人主动来投。接触日深，他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与他们探讨治乱之道。他可以写出相对工整的骈体文、诗词歌赋，自我感觉良好。读书真是天大的好事，让身陷泥沼的朱重八成为朱元璋，让朱元璋成为一块锋利的玉石。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那些读书人并不能帮他洗刷来自底层的胎记，尤其是他身上散发的血腥戾气。
朱元璋让失去希望的读书人，重新看到希望。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特质，正好符合读书人对于贤明之主的幻想。他们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手，重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他们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灌输给朱元璋，让他这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泥腿子豁然开朗，天下之道，在乎仁义。正如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所说：“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以此，很尊重有学问的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太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你不养，跑到敌方那儿或者被人养去，却会坏事。”
朱元璋认识到读书的好处，读书让他的行事有所皈依，让他的情感有所安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写下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随着年龄增长，朱元璋对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不乏得意之作。他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兵书，是史册，沉迷于前人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头。他将《孙子兵法》读得烂熟于心，研究历代战史、战例、战将。他甚至想过，若是他有幸生于书香门第，还会投身造反这项刀头舐血的事业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让朱元璋无比伤感。
朱元璋在文人面前有着不同的两副面孔，一副是谦卑的，甚至是自卑的；另一副则是不安的，甚至是憎恶的。登基前，他用钱权和诚意将文人诱出山林，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登基后，朱元璋则用威权将士人赶出山林，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他还在《严光论》中抛出“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他觉得他们虽然表面恭敬，但内心是瞧不起他的。他们目光如炬，审时度势，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那双眼睛。朱元璋敬佩他们，也害怕他们。
打下定远之后，最先投奔他的儒生是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他们来到他的队伍里，带来了一整套发展理念。他向他们问计天下该如何定，这也是朱元璋录用人才必须过的一关。通常情况下，一番交流之下，朱元璋就能知道他们肚子里到底有没有货，是不是他需要的人才。他们说了半天，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势者强，有德者昌”。
他们劝告朱元璋：“金陵（南京古名）龙盘虎踞，愿定鼎金陵，倡仁义以一天下。”对于他们带有前瞻性的说法，朱元璋感觉很新鲜，也很有道理。在此之前，朱元璋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发展方向与政治理念。他能够想到的是，如何趋利避害，让自己在乱世之中生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红巾军的组成很简单，就是一帮用武力捞取血酬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或者家有两亩薄田的农民，他们参加红巾军，不过是为了图一顿饱饭，希望借此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有德，就是不要乱杀人，不要乱抢财物，要有自己远大的目标。倡仁义，收人心，对于成就事业是最重要的。冯氏兄弟说的这番话让朱元璋豁然开朗，这套生存理念与先前农民军打家劫舍似的烧杀抢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将要对朱元璋的一生事业起到更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此人学的是法家学问，史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投奔朱元璋之前，李善长不过是乡间的小知识分子，只能算是粗持文墨，算不得大知识分子。李善长刚到军门谒见，便与朱元璋有过一番对话。
朱元璋向李善长请教：“天下大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
李善长的回答是，秦末大乱，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出身平民，性格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用了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主公的家乡在濠州，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并不遥远。人杰地灵、天命所在，主公应当仁不让。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平定。
多年以来，朱元璋对红巾军的诸位首领冷眼以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李善长的一席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于是，他把李善长留下做了掌书记，类似于行政秘书。从攻打滁州开始，李善长成了朱元璋事实上的幕府领袖。李善长是第一批加入朱元璋军事集团的士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自此，士人集团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攻取太平以后，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来向朱元璋进言：“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明公（指朱元璋）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能够听出来，此言有奉承之意。不过也再次警醒他，只有行仁义之举，方能平定天下。如果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的初衷，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找个混饭吃的地方，不至于像其父兄那样被这个食人的恶世吞没。走到今天，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他的心胸和眼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朱元璋的虚心问道，自有报答。尤其是儒生陶安、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相继而来，他们将儒家所主张的那一套“顺天应人”的理论，以及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灌输给了他，使他逐步摆脱农民军简单粗暴型的发展之路。
朱元璋的人才库里涌现出一大批贤人谋士，有滁州当地的，也有地域相近的，比如定远、凤阳、和县以及淮北等地区的。刚起兵时，他就率先亮出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时，他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彼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苦头。他竖起的这面大旗，可以说是当时最符合现实需要的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创业阶段，朱元璋祭出的法宝是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制人。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我能够听到你们不乱杀人，就非常高兴。你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也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而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朱元璋只读过一年半载的私塾，但在人生的打拼中，却实现了由草莽英雄向儒家王道的转型，这种转变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在元末诸军中，他能够以“独不嗜杀”闻名于天下，这是做得最成功的地方。那些儒家士子来到朱元璋的身边，反复向他倡导仁义。他们让他懂得了历史的演进规则，尤其是每一次新旧制度的更替，这块土地上都会散发出浓重的血腥之气。在浓重的血腥之中，谁能先做到用仁义洗刷血腥，谁就离成功不远了。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给他们提供苟安于世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乱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只要不全力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占据滁州之后，大批文臣儒将慕名而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安徽境内距滁州不远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政治的地缘效应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朱元璋的军队在打拼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品牌效应起到了吸引人才的作用。他们的信任，并没有换来朱元璋对他们的完全信任。为了防止集团内部出现离心叛德之人，他经常将那些征战在外将士的家眷留在身边作为人质。进攻南京的时候，马夫人和随军将士的家属就全部留在了和州。朱元璋攻取集庆后定下一条规矩：“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征战在外的将官顾虑老婆孩子的安全，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他严令那些心思深沉的谋士不得与武将走得太近，文武结合，难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同时，朱元璋还要求，凡是元朝官吏和儒生，都要由他挑选着用，逃者处死，严禁将领将读书之人留在身边作为谋臣。
功名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也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要命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能够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喜欢唱高调的人，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元朝漠视制度，朱元璋起事后，深知欲成大事，离不开一套完备的制度，更离不开谋划制度的人才。每攻下一座城池，当地文人不管是为旧政权服务过的还是隐居林下的，都会被召来接见并授予官职。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 “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在忙着割据，称王称帝，只有他在那里厉兵秣马、强筋健骨，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东面是张士诚所建立的周，西面是陈友谅的汉，北面是小明王韩林儿，南面则是福建山区，由效忠元朝的陈友定所控制。朱元璋要想突围而出，实现更大的宏图霸业，最大的威胁来自张士诚和陈友谅。
他与刘基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降与逃都不是办法，只有拼死抵抗。
刘基说：“捕杀野兽就要先捕杀凶猛的，擒拿盗贼就必须先拿下强壮的。今日之计，不如先讨伐汉国。汉国地域宽广，夺取之后，一统天下的格局就有了。”
刘基将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陈友谅的建议，深得朱元璋的心意。陈友谅在掌握了西系红巾军统帅大权之后，将军事矛头指向元朝军队。虽然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但所作所为，与一个“义”字根本沾不上边。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张士诚器小，而陈友谅过于自大。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人性的弱点是突破口，在累累尸骨之上，是他们纵情任性开出的血色花朵。陈友谅是一个还算至情至性的热血汉子，临大事易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则偏于内向，缺乏雄霸天下的进取心。二人性格上的差异，正是朱元璋选择进军次序的关键所在。史家赞扬：“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
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几次正面交锋中，张士诚始终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鄱阳湖决战时期，朱元璋的军队倾巢而出，集庆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尽管如此，张士诚不但没有发动攻击，甚至摆出几分像是为朱元璋看门护院的架势，令人茫然无解。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那场令世人震惊的鄱阳湖大战全面爆发。这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生死对决。双方投入了八十万总兵力，其中，陈友谅六十万人，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实力悬殊。
陈友谅水师势力非常强大，他的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从人数来说，号称六十万，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要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几番杀伐过后，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于是他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称吴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不到半年时间，他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即小明王龙凤十三年，朱元璋改元为吴元年。这一年七月，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被押解至应天。
朱元璋当面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
张士诚回答：“太阳照你不照我而已。”
这句话难免会让人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样的回答让朱元璋恼恨不已，他可以武力征服对方，却无法令其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
这一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渡淮北上，在誓师大会上，他发布著名的讨元檄文，明确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争取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他同时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但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以争取蒙古民众，借以分化元朝统治集团。此时的元朝统治阶级已处于内讧和争斗之中，元顺帝倒成了孤家朕。朱元璋的军队已完成对元大都的三面（东、南、西）合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