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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学艺术理所当然地汇入全民族的抗战救亡洪流，戏剧概莫能外，而且由于戏剧的情感鼓动性较为强劲，戏剧曲艺深受广大乡村民众喜爱，因此戏剧艺术在抗战时期尤其受到重视，其地位也跃居所有艺术门类的前列。陈白尘的《发动救亡戏剧运动》和《抗战与牺牲》正是明确呼吁以戏剧助力抗战救亡运动的文章，从中可以进一步洞悉抗战赋予戏剧的巨大责任。
《发动救亡戏剧运动》发表于1936年2月1日《立报·言林》，署名白尘，作者声明，该文是读了张庚的《戏剧与国难》后萌生的感想。张庚的《戏剧与国难》发表于1936年1月29日的《立报·言林》，此文未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七卷本《张庚文录》，应为一篇张庚集外佚文。《戏剧与国难》首先批评说，与电影界出版界努力于“国难的宣传”相比，本应成为最有力量的宣传工作的戏剧，反而落于下风。鉴于此，张庚急切呼吁：“用国难做戏剧的题材，很可以供给许多宣传队上演，甚至可以写出一些规模较大的脚本给正式的剧团去上演。这比演讲的效果要大得多。”
与张庚的行文思路类似，陈白尘的《发动救亡戏剧运动》一文同样首先对戏剧界的消沉状态深表不满，然后热切主张发动一个“救亡戏剧运动”，来洗涤这种戏剧界在抗战的火热浪潮中“寂然无闻”的耻辱。关于如何发动“救亡戏剧运动”，陈白尘重点谈论了戏剧剧团的组织，表示为了负起救亡运动当中的宣传责任，亟须建立一个摒除成见、团结健全、目标明确的戏剧团体，“这一戏剧团体别于其他一切戏团的是：它不再是单为艺术而努力，不再是为过戏瘾而组织，不再是为造个人地位而工作，不再是‘浪漫’的结合，不再是票房的组织；而是一个以救亡为鹄的，以宣传为手段，有铁一样的纪律，钢一样的组织，抱着上火线一样的精神的革命的剧团。”除此以外，陈白尘还强调说这个救亡戏剧团体应“以广大的工农为观众”，演出剧本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应该是最明显最通俗的”。
如上所述，陈白尘在南国社第二次南京公演时重来南国，即受到田汉“使我们的艺术真成为民众的”观念的感召，后来陈白尘与一众激进青年因不满于田汉的犹豫，另组“摩登社”向南国社施压。尽管陈白尘等人当时态度峻急，俨然一派彻底“左转”的革命风姿，但是“摩登社”的组织自由散漫，它的演出中同样充斥着《乞丐与国王》这类南国色彩鲜明的剧目，它的主要活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对象而发动的“学校戏剧运动”
。由此可见，宣称比南国社更进步、更革命的“摩登社”，其戏剧演出依旧停留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切实靠近普通民众。“九一八”事变后，陈白尘和朱凡等人组织了南风社，在涟水农村进行演出，在此过程中，陈白尘才对南国社、摩登社的戏剧演出和普通民众之间悬隔万里的情形有了真切认识。南风社在涟水县的一个小镇子举行第一次公演时，陈白尘最初想将演出剧目定为《南归》和《父归》，后来在蒋伯韩的竭力主张下，《父归》被替换为了通俗易懂的《屈打成医》。作为声名显赫的南国社和摩登社成员，在组织南风社时，陈白尘颇有几分自负，他提议将剧团命名为南风社，就是明确表示“想继承南国社的风格”
。可南风社的第一次演出实践给了陈白尘一个下马威：南国社的名剧，曾在诸多大城市受到观众欢迎的《南归》，在这偏僻小镇上惨遭失败，而《屈打成医》这出以本地方言演出，内容通俗生动的戏剧，让当地民众看得津津有味，“直到终幕还留连不去”。《屈打成医》的成功和《南归》的失败，使陈白尘深受震撼，他由此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清理：“南国社的戏原是以苦闷中的知识青年为对象，它虽有朦胧的革命要求，却不能深入到普通人民群众中去。摩登社的成立原是为促进南国社左倾的，但它也把观众限制在大学生之中。一年前‘左联’在上海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告成立了，中国的戏剧运动该展开新的局面产生新的作品了吧？而我还沉醉在《南归》式的旧梦中，怎能不遭受失败？”
《发动救亡戏剧运动》末尾对戏剧演出服务于“广大工农观众”，内容与形式均要“通俗化”的强调，便得益于并导源于南风社的这次演出教训。
《发动救亡戏剧运动》是关于戏剧汇入抗战救亡运动的提议文章，刊载于1937年8月9日《社会日报》第2版，署名陈白尘的《抗战与牺牲》所提到的剧作《保卫卢沟桥》，则是以戏剧助力抗战的一次成功实践。“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会议决定扩大组织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并由到会的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一个名为《保卫卢沟桥》的话剧。为了便于演出时可合可分，剧本采用了带有连续性而又可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剧的形式，分为《暴风雨的前夕》、《芦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和《全民抗战》三个部分，陈白尘参加了第二部分的写作。很快，由阿英写作代序并校对，沈逸千插画，寒克、施谊作歌，冼星海、周巍峙作曲的剧本就赶印出版了。为了《保卫卢沟桥》的公演，中国剧作者协会和上海剧团联谊社主持动员了上海各影片公司和上海各剧团的编导、演员近百人参加筹备和排演工作，成立了演出委员会和导演委员会，陈白尘任演出委员会委员和导演委员会委员。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正式上演，后来，为慰问救国会的七君子出狱，以及为欢迎郭沫若归国还加演了两次《保卫卢沟桥》专场。
作家演员以严肃愤慨的情绪和高昂的战斗热情参与此剧的创作和演出，观众则回之强烈的反应，这轮热烈紧张的《保卫卢沟桥》创演不啻为戏剧界投身文化抗战的宣战，因而陈白尘才在《保卫卢沟桥》上演之后著文勉励民众为民族生存而战：“《保卫卢沟桥》演出了，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牺牲’的手段只有‘抗战’！‘牺牲’的结果却是‘生存’！——我们不怕牺牲，怕只怕不抗战的牺牲！”阿英在给《保卫卢沟桥》所作序言中宣告：“《保卫卢沟桥》是我们在战时工作的开始。”
曾迷恋“鸳鸯蝴蝶派”，后来又在南国社进退彷徨的陈白尘，也在卢沟桥的震天炮火声中正式开启了自己以戏剧助力抗战救亡工作的道路。从此开始，陈白尘才算真正抛弃了小说创作，“完全走进戏剧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