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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南国》发表于1929年7月20日《摩登》第1卷第2期，署名白尘。该文尽情描绘了陈白尘曾遭受过的冷落排挤，表露了作者的满腔哀伤凄楚情绪。文章开首即表述了自己因和白华相爱而不得不远离南国的委屈。白华即樵梨云的字号，是陈白尘在南国艺术学院时期的女同学。关于这场恋爱，陈白尘在回忆录中自白说，这是一次三角恋，背后牵涉并影响了另一位男同学的生活：“我太幼稚了，把别人一时的兴趣当着什么永恒的爱情，一口吞下这钓饵以后，才发现那鱼钩上还钓着另一条鱼，而我已经脱身不得了。”
抗战胜利后，瞿史公曾在《民国日报》著文谈及陈白尘的这次恋爱：“梨云原是南国艺术学院的女生，白尘因为爱她，很严厉的受到‘地位之争’的同事们的攻击，同时又不能得到田氏的谅解，更因为怕学院为他受到动摇，所以白尘带了不足维持十天的生活费，便怀了一个创伤的心，走了！离别了南国。”
瞿史公笔下的“同事们的攻击”，反映到《重来南国》一文中，便体现为“被围在垓心”的感觉：“在我离开你之前，我已隐隐听得许多传言：有的因为着‘似乎是地位之争’而骂着我，恨不得将我一脚踢出去；有的搬出一付笑容而一双放在黑暗里的手却将我向深渊里推；还有一班糊涂得可怜的动物，随着那似领袖的东西举起拳头向我呐喊。啊，我被围在垓心，我不能使学院因我而受更大的动摇，便悄悄向你离别了。”
不论如何，在1928年5、6月之交，陈白尘因与樵梨云恋爱，和作为同学的情敌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多方劝说之下，陈白尘带着樵梨云一同退学，奔赴杭州。刚开始离开南国，陈白尘虽有所不舍，但因为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育将其“培养成目高于顶的‘准艺术家’，不屑于顾虑生活琐事”
，加之“恋爱至上主义的幻想”作祟，使其并未有所顾虑。但很快，活下去的现实问题逼压而来，为了吃饭生存，陈白尘开始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和可怜的恋爱经验，大量写作小说。从1928年夏起，大约一年间，陈白尘就疯狂似的一连写了五个长篇、一个中篇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共约四十万字。对于这些小说，陈白尘自己后来颇为鄙弃，认为它们属于“逃避现实、无病呻吟之作”
，甚至采取了严厉的“不承认主义”，每当有人问及他的第一本书是什么，陈白尘都会回答是1930年代由狱中题材所编辑的《曼陀罗集》，而“羞于回答是1928年间写的那些‘著作’”
。毋庸讳言，陈白尘这些小说存在《重来南国》所说的“压榨出才怀孕一月的胎儿似的未熟的文字去换取书店老板从大餐室咖啡店出来荷包里剩余的铜子儿煮饭吃”的现象。但陈白尘的“不承认主义”完全是从后设的革命立场出发所下的判决，迫于生计的原因也不应成为人们轻视这批小说的理由。陈白尘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中篇《歧路》的扉页上曾引用过胡行之的两句诗：“哪一条是正路呢？盲子在歧路中彷徨。”这恰恰是陈白尘彼时彼地内心情感的折射，在本时期的众多小说作品里，陈白尘将爱情体验和生活苦闷熔为一炉，以热烈而悲凉的基调侧面反映了众多知识青年如盲子一般“在歧路中彷徨”的坎坷遭遇，“淡淡地勾画了某些历史变动的轨迹”
。所谓“历史变动的轨迹”，更具体地说便是革命文艺家的前史迹象。
1926年陈白尘进入上海文科专科学院学习，其时国民革命势头正旺，在强烈的革命风暴席卷下，陈白尘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学生运动上，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地下组织。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陈白尘犹如弃婴一般被抛掷一旁。这时，陈白尘看见了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便在悲观失望的心情下“钻进象牙之塔里，将养这受伤的灵魂”
。上海艺术大学实由田汉掌校，与后来的“南国艺术学院”及南国社都是一脉相承的，在此期间，陈白尘和一众南国成员苦心经营戏剧艺术，以无产青年自居自傲，流露出了浪漫不羁的情调和狂放无畏的气质。最能体现陈白尘等南国青年狂放姿态的当数所谓的“西征”公演，其时杭州官办的西湖艺术学院想挤掉南国艺术学院,1928年4月，田汉率领南国师生于春假期间，“西征”杭州，以团体的声势挑战、对抗盛气凌人的“官学”，上演了许多新剧。西征西湖归来，南国社遇到了财源枯竭、人员变动等各方面的现实困境，《重来南国》所说“学院开始感到有些动摇”就是指此而言。不过，在田汉的统率下，南国社依然苦苦坚持，先后组织了上海公演、南京公演和广州公演，而陈白尘因为恋爱原因脱离南国，缺席了这几次公演。及至1929年夏，陈白尘接到通知，说南国社将组织第二次南京公演，希望他同去。这时，陈白尘亲身体验了“文丐”生活的艰苦，对自己所写的无病呻吟之作心生厌恶，加之在去往南京之前，田汉发出一份《告南国新旧同志书》的战斗宣言，表示将把“如何使我们的艺术真成为民众的”作为南国艺术运动“努力的焦点”，这个宣言对陈白尘“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之下，陈白尘便作出了重归南国队伍的决定，此即《重来南国》一文所说“重回”的具体所指。
晚年陈白尘在回顾自己早期的大革命经历时，曾坦承：“我是一生想搞文学的，但时代需要我革命时，我便也去革他一革。”
可以说，“文学”与“革命”是陈白尘一生，尤其是青年陈白尘身上最亮眼的底色。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与“革命”之于陈白尘都是判然分离、互不搭边的两橛。1928年年底，当陈白尘重来南国时，他想要回到的既是那个意气风发、自由浪漫的文艺天地，更想要回到田汉的《告南国新旧同志书》所呼唤和预示的那种服务大众、抗争战斗的革命场景。换言之，重来南国的陈白尘，并非单纯的重回文艺，也非单纯的重回革命，而是希望重回一个旧貌换新颜的革命与文艺交融一体的南国，怀抱着这份期待重来南国的陈白尘很快就对南国心生不满。
南国社第二次南京公演时，田汉、洪深与戴季陶展开了艺术与政治关系的大论战，戴季陶说艺术要服从于政治，田汉、洪深则态度相反地认为“艺术与政治有时是朋友，有时则是敌人”。这场大论战对陈白尘的触动很大，他完全接受了“艺术应该是为民众叫喊的”主张，进一步反思和鄙弃了自己在生计压力下写的那些“无聊之作”。可号召艺术为无产大众服务的南国社的第二次南京公演，除了零星剧本中“略略可以听见民众之声”
外，依旧以神秘的《古潭的声音》、感伤的《南归》和唯美的《莎乐美》为主调，后来南国社在无锡演出了标志田汉彻底转变前的名剧《一致》，但当社员都期望田汉率领大家采取进一步行动，“彻底向左转”时，田汉却显得犹豫不决。于是，左明、赵铭彝等人逐渐脱离南国社而另立了“摩登社”，陈白尘也加入其中。左明等人另立“摩登”，是不满于田汉“追随时代不够快，还在摇摆不定”
，因而“另立门户”，希望逼使田汉和南国社“向左转”。最终结果，田汉不久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表示转向，南国社也宣告参加“左翼剧团联盟”，摩登社逼田汉“上梁山”的策略取得了成功。“摩登”因为先行“向左转”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国社在第二次南京公演时表露出的矛盾情形以及田汉面对转向呼声时的犹豫心态，则被视为误入歧途的落后现象。但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一跃向前，纠葛撕扯、徘徊往复、迷乱茫然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面影，而且这些不那么“进步”的言行往往表征了历史潮流裹挟下丰富独特的个体遭遇，陈白尘南国时期那些他不屑一顾的小说作品恰恰在这方面具备了特殊价值，它们刻录下了青年男女在大革命落潮后的苦闷与骚动，进而折射出与陈白尘相似的革命文艺家缓慢转型生成的轨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