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9月，因蔡元培推荐、陈独秀邀请，吴梅到北京大学教授曲学，这是曲学第一次走进中国的现代高等学府，标志着戏剧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得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及学术制度的认可。对此，曾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有着十分精到的评述：“吴梅先生在大学里开词曲课，实在是一次革命性的创举，是一种教育改革。”

对吴梅来说，五年北京大学的执教生活非常重要，他由此完成了从饮酒唱曲、流连山水的文人到著书立说、传承薪火的学人、教授这种角色和身份的转变。其间，吴梅培养了一些优秀的年轻后进，他们将词曲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将曲学发扬光大，成为二十世纪曲学史上的第二代学人。在北京地区观赏演出、举办曲会的同时，吴梅还结识了一些昆剧演员，向他们传授技艺，给他们以具体的指导，为提高当时北京以及北方地区的昆剧表演水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推动了北京地区的戏曲演出及研究，由此形成示范效应，影响到其他地区。

受其影响，当时的东南大学也准备开设戏曲课程。最为理想的人才，自然是具有开创之功的王国维，为此校方做了一些工作。在吴梅去东南大学之前,1922年6月6日，时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写信给校长郭秉文，建议聘请王国维为本校国文系教授，教授词曲诗赋等课程。郭秉文随即于6月8日致函沈信卿，请他代为洽谈此事。但此时的王国维已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未能成行。此事若成，南北两所国立大学同时开设戏曲课程，对戏曲研究风气的形成及研究人才的培养无疑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对吴梅来说，东南大学后来是否还会聘请他任教，还是两人都予以聘用，事情虽未发生，却也是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这年秋天，吴梅收到了时任东南大学国文系系主任陈中凡请其南下执教的邀请。陈中凡为何要聘请吴梅南下？这要从陈、吴二人的交往说起，说起来两人已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陈中凡去北京大学的时间早于吴梅，他1914年夏考进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7年夏毕业后，在文科中国哲学门、文学门研究所读研究生，同时担任文科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其身份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当年秋，吴梅到北京大学讲授词曲，两人由此成为同事，有了较多的交往。

对两人结识的情况，陈中凡弟子吴新雷曾撰文进行介绍：“吴梅先生进北大的那年，恰巧与陈中凡先生（1888—1982）同住在一座教员宿舍里。陈先生对他的曲学成就十分钦佩，经常请教，并跟他学唱昆曲，情谊日深。1921年9月，陈先生受南京学界之请，出任东南大学国文系首届系主任和教授，即有意延请吴先生南下。1922年9月，吴先生欣然应聘，担任了东南大学国文系的词曲教授。”

结识吴梅，并向其学曲，陈中凡也由此养成对昆曲的爱好。陈中凡晚年在南京大学执教，不仅致力于戏曲研究，还培养了几届中国古代戏曲史专业的研究生，著名学者吴新雷、董健、梁淑安、王永健等皆出自其门下，其中吴新雷、董健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的领军人物。

唱曲之外，两人还进行过合作。1919年3月，《国故月刊》创办，吴梅任特别编辑，陈中凡任编辑。吴梅还在陈中凡担任编委的《国民》杂志上发表过诗词。

1921年，陈中凡离开北京，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两人既是同事，又有共同的爱好，有了这层关系，陈中凡一旦执掌东南大学国文系，邀请老朋友加盟，让曲学的薪火在南方传播，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发出邀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时的吴梅还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愿意南下吗？

答案是肯定的。此时的吴梅正萌生去意。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文化氛围让他感觉不适应。虽然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吴梅较为礼遇，但偏于保守的他无法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接受那些新派学者的主张，特别是对白话的提倡，更是他不能接受的，他终生都用文言写作。

吴梅当时虽与胡适等新派教授时有往来，应该说关系还算不错，但他并不认同这些人的思想和立场，也不认可他们的学术成就。1928年他在苏州中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谈到这一点：“后来又到北京，遇见几个出风头的大学教授，他们对于国文要怎样的改良，又要把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说得天花乱坠，在杂志上大发论调，其实平常上课，没有照着自己的说话做去的。所以日日讲整理国故，究竟也没有造出几个好学生出来。无论讲政治的，讲哲学的，讲文学的，左右不过拉几个西洋人所说的话，来凑凑热闹而已。”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吴梅对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化、提倡整理国故的不理解和不赞同。尽管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尽管北京大学还有辜鸿铭、黄侃等旧派教授，但毕竟新派教授居主流地位，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无疑让吴梅感到不适应、不自在。

二是对北方生活的不适应。尽管五年京城生活总的来说过得还是相当充实愉快的，但毕竟故土难舍。对吴梅来说，在江南一带生活了几十年，他更习惯南方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气候，还是饮食，更不用说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了，加之当时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定感。于是，吴梅逐渐产生了南归的念头。

在北京生活期间，他时常感到独孤，多次流露思归之情，言语之间透出伤感。1920年秋，他在校阅归庄的《万古愁散套》时，不禁产生倦游之思：“余二十年搜集旧曲，不下百种，奔走南北，无焚香静读之一日。秋灯独坐，感愧交并，岁月不居，头颅如许，未免有司马倦游之想矣。”

1922年农历四月，他在披阅《荆钗记》一剧时，想到吴中道和曲社成立一周年时“同人奏《荆钗》全本”，自己却“虱处京师，未与盛会”，不禁惆怅满怀，写下这样一段颇为凄婉的话：“余卑栖尘俗，离群索居，南皮之游，西园之宴，簪绂满座，独遗鲰生。重以畿甸传烽，仓皇风鹤，湖山费泪，丝竹凋年，俯仰身世，盖亦自伤迟暮矣。”

但要说到南归，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北京大学当初破格聘用自己，有知遇之恩，哪能说走就走。其次，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必须在江南找到新的工作，一家大小几口人的生计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新的工作也不是说有就有的，即便有，也未必适合自己。因此要离开北京大学，就必须有合适的机缘，否则是很难下决心的。吴梅的伤感和惆怅，相信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

陈中凡大概了解吴梅此时的情况和想法，他的邀请给吴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缘。原本就有思归之心，又有好友的邀请，吴梅自然是乐于南下，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当时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北有北京大学，南有东南大学。这样离开北京大学后，可以到东南大学去任教。相比之下，东南大学的学风没有北京大学那么新潮，甚至可以说偏于保守，这更适合吴梅，而且学校还是在自己较为喜爱的城市南京，更不用说这所学校里还有自己的老朋友陈去病。对吴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权衡之后，吴梅欣然接受了陈中凡的邀请。经过一番波折之后，他重返南方，开始了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长达十六年的执教生涯，其间虽然也曾到中山大学、光华大学、苏州中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短期任教或兼职，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uj3bUI51j67EqlWTEsdmwoRy7SUnGbi6kBcFT8YaedQuQhmWPdKCwu+CqmOM1e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