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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四十六年生命历程中，卢前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及文献搜集等方面取得诸多成就。我们也应看到，卢前务博少精，其著作多仓促之举，囿于时代、材料等各种因素，一些观点也并不尽善尽美，甚至存在一些错讹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苛刻其价值。一方面，“江南才子”卢前命途多舛，早年慈父见背，兄妹年幼，八口之家，求衣求食，皆赖卢前一人，故他常年奔波于各个学校教书授课，大量作品都在途中构思成文，序中他曾多次表示以待时日、静心校订。相信如果卢前不是过早离世的话，这些著作会是另一番模样。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纷飞，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又何谈静下心来搞学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卢前依然以满腔的热情和满腹的才情，在多个领域辛勤耕耘。但较为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和学术界极为活跃的卢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较少人关注。
晚清时期，延续千年的封建制度即将落下帷幕,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开始。1904年科举制度废除，阻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扫除。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原则。在此背景之下,1917年9月，原本事事不如意的中学教师吴梅被延聘至中国最高学府任教，词曲课正式进入高等教育课程。此后，吴梅相继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地任教。与王国维以一己之力从事研究相比，吴梅终身以授徒教学为之业，不仅第一个把戏曲搬上大学讲堂，也建立起词曲之学“论、选、律、史”的课程框架
，被赞为“吴梅先生在大学里开词曲课，实在是一次革命性的创举，是一种教育改革”
。经过他的精心传授和宣传，戏曲学终于成为一门专学，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得到新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保障，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吴梅在执教东南大学期间，春秋佳日、课余闲暇，常率弟子游览名胜古迹、作词谱曲，门下学子或究心词学，或专研曲律，正可谓“一时人物东南美，同学青衫正少年”
。此后，卢前和同门在吴梅带领下，多投身于高等教育。如卢前历任金陵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校，唐圭璋历任中央军校、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北师大、南师大等校，任中敏历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大学等。这些曲家学人在全国各地奔赴往来，播撒学术之种子，他们秉承对传统戏曲体制的护卫与坚守，在黉学杏坛之上创立并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戏曲学科，为逐渐式微的曲学寻找尽可能延续的空间，从而使这种行将消亡的艺术形式在精神上获得新的生命。
被誉为“吴门第一高足”的卢前更是全面、系统地继承了吴梅的戏曲理论和实践，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他创作传奇杂剧十一种，是最后一个用古典戏曲范式写作的剧作家；他有感于戏曲史理论构建的缺憾，撰写第一部名副其实的戏曲史论著——《中国戏剧概论》；他面对曲律传承的危机，编写《曲韵举隅》、《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为作曲者提供准绳；他更是举毕生之力，毫无私心地搜集、整理、刊刻戏曲文献，至今嘉惠学林。此外，他还亲自登台演出，所作曲词牙板传唱；他的课堂活灵活现，学生趋之若鹜，被誉为“活孟子”，奖掖后学更是不遗余力……以卢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成为吴梅之后又一批坚守和护卫传统戏曲的传薪者和守夜人。
然而，卢前对乃师的继承并非亦步亦趋。吴梅横跨新旧两个时代、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说其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尚有历史惯性因素，卢前则是积极主动的自觉选择。更为关键的是，卢前并非不懂新文学，恰恰相反，卢前很早就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他写过白话小说《三弦》（泰东图书发行局,1928年），以开放的婚恋观书写恪守传统的金陵世家子弟的爱情；他出版新诗集《春雨》（南京书店,1926年）、《绿帘》（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诗作得到朱自清等人的喜爱，《本事》等诗谱成歌曲传唱至今；他的小品文隽永有致，如数家珍地记载了旧日金陵的历史风貌；他接触并钻研过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曾在大学讲授《文学概论》，撰写过《何谓文学》（大东书局,1930年）的文艺理论专著；他提出新的文学观念，倡导“旧醴装新酒”，融汇民族精神……在卢前身上，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多种文学思潮并存、新旧观念碰撞的多元与丰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新文学运动狂飙突进、占据主流的境地下，他自觉将大部分精力转向日益没落的中国戏曲，并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捍卫中国传统曲学最后一丝尊严。他的清醒与冷静，他“将余手，写余心”的气魄，使得他在雅俗、新旧、古今、传统与现代之间，开辟出一条“人迹更少”的小径，也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戏曲史上瑰丽的一页。
附记： 本人在写作过程中，适闻袁晓聪、曹辛华老师主编的《卢前文献辑刊》刊行，皇皇26册，是为近年来卢前文献之最。曹辛华老师无私为本人提供各种文献资料，对本文撰写帮助颇多，特此说明，以示感激。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