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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前一生致力于戏曲文献搜集、刊刻，大量著作至今嘉惠学林。一方面源于家学渊源，卢前祖上曾有不少藏书，惜多毁于战火，据卢前在为其弟卢震京所编《图书学大辞典》序言中写，“溯吾家所庋书，既毁于辛亥、壬子之间”
。南京大屠杀中，其位于城南望鹤岗老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被倭寇焚窃”
，可见数量亦是不少。另一方面乃师吴梅在写曲、唱曲、教曲之余，倾力搜集词曲，辟有“奢摩他室”和“百嘉室”两间书屋，“藏曲之富，一时无两”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吴梅书斋大门时刻为学生敞开，任中敏、卢前、钱南扬、唐圭璋等都曾常驻攻读。受此影响，卢前更是穷尽毕生心血，在搜集、刊刻、保护戏曲文献上用力甚勤。
早在1928年，卢前建有“饮虹簃”藏书：“庋宋元乐府千卷，俯仰其间。客至，非周、辛、关、马不言。月出尊清，词成相和。”
故卢前自称饮虹簃主人，汤定之曾为之作《饮虹簃图》。随着书籍日渐增多，卢前将原有的柴房收拾出来藏书，取名柴室，卢前的《柴室小品》也取名于此。卢前藏书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坊间所购，二是师友赠送，三是借抄，或倩人代抄，或自抄。
卢前喜爱逛旧书店，自称有“书癖”：“在北京逛琉璃厂，在南京逛状元境，在上海逛三马路，在开封逛书店街，只要那地方有旧书铺，不去逛逛心里是非常难过的！这就是书癖在作怪。不一定买，看看也是好的；果真看到好的，不买回来，却又弄得寝食不安。”
因此，他的笔记中常常记载见到的古籍珍本、善本，却又缺乏资金，只好欠账，历时日方能结清。在家乡南京，他是旧书肆的常客，龙蟠里的江南图书馆也常光顾，他的《饮虹簃丛书》有一部分就是从这里传抄出来的，“费了二十多年光阴，才完成三十八册，还有两册没有付刻”
，可见访书之艰辛。
上海、成都、开封、北京、福州等地也有他访书的身影，如1930年，卢前在赴蜀途中，获得元散曲选集《乐府群珠》抄本三册。
1942年卢前担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去福州沈祖牟家访书，曾作诗：“七闽文献拾残余，未让吴门士礼居。自从校雠家法眼，知君插架有奇书。”
1950年，卢前去北京，周作人曾赠《芳茹园乐府》抄本，并说“红粉赠美人，宝剑赠武士，都是快心的事”，称此次赠予是“物有所归”。
他先后到多地任教，为生计奔波，其随身行囊装满各处访书，据好友易君左记载：“（卢前）往来京沪道上，携三大皮箱，无一衣袜，但满储书籍，并皆线装书。”
连沈从文在《文学作家中的胖子》一文对此都有记载，“卢先生的珍本书藏在皮包里，专门知识潜伏在皮肤里”
。
1937年“八一三”事爆发，卢前带着全家老小逃难，在芜湖期间，因惦记家里所藏书籍，还偷偷返回南京，看着家中“十二三年所辛辛苦苦搜集的杂剧传奇与散曲，这四箱的抄本、刻本”
无法带出，内心痛苦非常。此后，卢前也陆续有所收藏，“十年之中，一千卷还聚不到，看到要用的书多是传钞一遍，也不敢讲究什么版本了”
。此中心酸，不足为外人道也。
卢前藏书“起初也是漫无目的的，后来比较收词曲书多一点”
，其中就有不少戏曲文献。他还留意各地戏曲剧本信息，在上海，曾听戴望舒说意大利发现一种传奇残本，期待手录过后和同题材的元剧校勘一番。
对各处地方戏也非常重视，在重庆任教时，卢前听说延安印出一些地方剧，托董必武代为搜集。
在成都大学任教时，也曾搜集高腔脚本百数十篇。
1951年卢前逝世后，部分藏书归东北师大图书馆，据统计有抄、稿、刻、排印诸本子140余部，其中有《柴舟杂剧》（抄本）、《芳茹园乐府》（抄本）、《牡丹亭还魂记8卷》（明万历十六年序刻本）等。
惜其藏书尚未被完全利用。
与一般的藏书家不同，卢前对戏曲文献不止于搜集，他还利用条件进行校订，并将自己所藏（或整理）的书籍或自刻或交由书局刻印，与同好共享。正如他谈到有同样喜好的郑振铎时所说：“书籍本是天下公物，比起那些官立的图书馆，只要自己收藏，不许人看来，高到一万倍也不止。”
这未尝不是他内心的剖白，“他广泛搜集、整理、校勘所搜求到的各种古籍版本，终身不辍。为了这些珍本能够广传后世，他节衣缩食、自费刊刻，可谓用心良苦。”
校订不仅考验学识，更考验毅力，他每校一书参核众本、精益求精，据朱禧《卢前年表书目》及苗怀明《卢前学术年表》统计，他所编、校、刊书籍达数十种，如《石达开诗钞》《元曲别裁集》《曲雅》《续曲雅》《北曲拾遗》（与任中敏合作）、《元人杂剧全集》《饮虹簃所刻曲》《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明杂剧选》《全元曲》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元人杂剧全集》和《饮虹簃所刻曲》。
《元人杂剧全集》,1935至1936年由上海杂志公司陆续出版，原计划12册，实际上仅出8册。此书汇集多家所藏，如臧晋叔《元曲选》、陈与郊《古今杂剧》、日本帝国大学所藏《古今杂剧三十种》等，且不乏关汉卿《绯衣梦》等珍本，当时《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尚未发现，故吴梅称此书“此后海内或继续发现，而在今日固以此书为最富且备也”
，可见选集意义非常。
《饮虹簃所刻曲》，原刻于1936年，本书分正、续两集，第一集收元明人乐府、小令、新声等三十种，其中元五家五种，明二十一家二十五种；续集收三十家三十种，总计五十六家六十种。所据刊刻之本，多假各名家所藏之珍稀版本，如《诚斋乐府》、《词脔》原为吴梅所藏，《康王乐府》、《杨夫人辞》则为潘景郑所藏，其他诸本，皆卢前南北迻录，节衣食之资，勉付雕锼。
叶恭绰评价此书，“年来公私刊印历代曲集者，时有所闻，第断代巨编如此刻者，尚未见之”
。幸此书在“八一三”事变前已完成,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卢前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第二天便找来刻书处姜毓麟询问书版，得知大部分仍在才心安。
1980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依原样印刷,2018年广陵书社再版。
卢前爱书如命，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搜集和保存，对保护和传承古籍文献不遗余力、毫无私心。他曾参加南京的书会组织“襄社”，“年二三集，每集各举所见珍本秘集，或手稿、传抄、印谱、书画册之属”。
襄社还影印不少珍秘之本供大家分享，如卢前所藏的江苏武进汤雨生所作杂剧《逍遥巾》等，其他各地的书会组织卢前也常参加。他的藏书也无私为友人所用，唐圭璋辑编《全宋词》、《词话丛编》，任二北撰《曲论》、《曲谐》等，“两家著述，皆以饮虹簃先刻为根柢，而扩充之”。
卢前还助力于友人文献搜集。1938年，郑振铎在收购明万历间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面对书商的巨额要价，与卢冀野去电商议，卢回电“决购”给了郑很大的鼓励，书商囤积居奇、索要高价，所幸卢前成功说动教育部长陈立夫，最后以九千元的巨资购得。
如果没有卢前的积极奔走筹款，此书可能很难购入。此外，抗战中，卢前也曾参与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等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联络事宜，
为抢救大量民族文献免遭外流做出了贡献。
卢前面对当时“铅椠盛而雕版书日衰”的情况，极力提倡刻书，撰有《书林别话》等文，是珍贵的出版印刷史料，成都严氏、南京姜氏、开封马氏等处，均留有卢前刻书的身影，其对雕版印刷术的精通，对刻书行家的提携照拂，使得书籍内容及形式本身皆成为宝贵财富。
刻书访曲需要资金支持，卢前虽“面团团如富家子”，实则家累甚重，直到1930年到成都大学任教，每月薪水略有节余，才算还清了旧账。卢前曾向好友易君左谈及此事：“四川一行不虚，归而悉将旧债清还，尚留千余金刻曲，认为平生第一快事云。”
在此种境地下，依然认为访书刻曲乃平生快事，连谢冰莹在《记卢冀野先生》一文中也说：“他一生的重要工作，也可以说他的最大志愿，就是整理中国的词曲，包括搜集民间乐府。”
其精神令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