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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1908年开始研究中国戏曲，此后《曲录》、《古代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相继问世，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风气。王之后，又有一大批学人追随他，将目光投注于“后世儒硕”曾“皆鄙弃不复道”的曲学，为中国戏曲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的建构做出卓越贡献，卢前即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卢前的戏曲理论主要集中在《明清戏曲史》、《中国戏剧概论》、《曹氏藏钞本戏曲叙录》、《读曲小识》、《词曲研究》、《曲韵举隅》等著作，此外在《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何谓文学》、《中国戏曲所受印度文学及佛教之影响》乃至《柴室小品》、《冶城话旧》等作中亦可散见卢前的戏曲观，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卢前是继王国维之后较早从事戏曲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成果主要为两部著作：《明清戏曲史》、《中国戏剧概论》，前者为断代史，后者为通史。《明清戏曲史》（钟山书局,1933年初版）是卢前在成都大学讲稿基础上而成，初写于1930年，时闻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亦作《明清戏曲史》（后定名为《中国近世戏曲史》），曾一度搁置，后重新修订出版。1942年卢前任国立福建音专校长时，同事曾问他自觉最满意的书，卢前回答是“用全副心力”写就的《明清戏曲史》这一书。
该书缘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启发，卢前序曰：“海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行世且二十年。余髫年读其书而慕之。欲踵斯作，拾其遗阙。”且卢前有感于明代“南词、北曲相将进展，杂剧、传奇并臻绝妙”，清代戏曲“虽稍稍衰矣，而谱律日严，远迈前叶”，
因此有补王氏戏曲史之志，内容主要展示明清曲家的总体概貌、阐释明清传奇的体制结构、评点明清曲家等。
该书“点面结合，主次分明，篇幅虽不长，却完整地勾勒出明清时期戏曲发展演进的情况，颇见学术功力”
，奠定了卢前在学界的地位。
《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初版）是卢前另一戏曲史研究力作，该书共计十二章，约十三万字，它从中国戏剧的起源、萌芽直到近代话剧的传入都设有专章探讨，是中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戏剧史论著。在序中作者曾提及1927年在金陵大学曾编有《中国戏剧史大纲》，惜不幸佚失，他“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想写出一部像样些的东西”，并说明“是记载全部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该书从戏曲的起源一直讲到话剧的输入，各个时期所占比重较为均衡、合理，较为系统、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这种展现并非走马观花式的信口开河，而是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简要概括，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
该书作为第一部戏剧通史意义颇为重要。此外，卢前在书中还提到“一粒橄榄”的戏剧史观，“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
此为著名的卢冀野之问，从戏和曲的辩证关系考察中国戏剧史颇有新意。
此外，卢前戏曲史论著具有较为开阔的研究视野，不局限于曲学、剧史的梳理，更将其置身于世界戏剧之列，如《明清戏曲史》中提出“短剧”（即单折杂剧）与独幕剧的关系，“不独气格之变，亦与海西独幕之体相暗合也”；《中国戏剧史》中“话剧的输入”章谈到“西洋戏剧的翻译”，简述了国外剧作流入中国的时间线；《何谓文学》“戏剧”节中提出“至明南北纷起，以脚本论，当时之传奇杂剧，颇与西洋之opera相似”，并进一步将西洋戏剧分为悲剧、喜剧、杂剧（非中国曲中所谓杂剧也）；在《中国戏曲所受印度文学及佛教之影响》、《中印古乐对比》等文中，他认为中印戏剧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等等，显示了卢前对戏曲史的独特见解和全局眼光。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止于宋元，他认为“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论及明清戏曲，但受传统曲学及个人喜好影响，他偏爱昆曲，对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颇有成见，认为“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
；卢前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花雅之争，并肯定花部的价值。早在193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中，卢前已响亮地提出皮黄是“平民的野生艺术”
，该书梳理皮黄形成渊源、故事题材，并分析了花雅之争中花部胜出的五大原因：
一昆曲的词句已经不通顺，而一字与一字之间，小腔太多，格外不容易听得懂，皮黄则比较通俗，而行腔多在每句之后，比较容易懂。
二昆曲声音低，只宜于小舞台，不能普及大众，皮黄所唱声音大得多，望较远，也可听见。
三昆腔的腔调变化细微，往往两支曲子完全不同。不注意听去，好像完全一样；皮黄的腔调变化较为显著，容易引起注意。
四昆曲本以温和优雅见长，但是过于温和，则易使人沉闷。要在昆曲中寻出热闹爽快的场子颇不容易。譬如《惊变》中玄宗听见安禄山造了反，还只管大段大段的唱，皮黄便不是这样办法，又如《思凡》《夜奔》这种独脚戏，在皮黄中很少的。
五皮黄因为腔调较昆曲简单，易于学习，流传较易。
在《明清戏曲史》中，卢前进一步强调：
昆戏者，曲中之戏。花部者，戏中之曲。曲中戏者，以曲为主。戏中曲者，以戏为主。以曲为主者，其文词合于士夫之口；以戏为主者，本无与文学之事。惟在能刻画描摹，技尽于场上。然其感动妇孺，不与案头文章相侔也。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戏曲研究中，青木正儿、卢前较早关注到了花雅之争，卢前更是充分肯定花部的价值。他认为昆曲是曲中之戏，侧重音乐、韵律，花部是戏中之曲，侧重技艺、表演，略输文采的花部诸戏之所以能取代温和优雅的昆曲，在于花部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迎合了文人之外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期待，所以称其为“平民的野生艺术”。
如果说卢前对花雅之争的关注尚属其戏剧史研究延续的话，对地方戏的态度则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眼光。在卢前的作品中，常见在各地看戏的描写。在成都，他观看川剧高腔，为艺人康子林、李莲生、钟晓凡作《蜀艺三杰》，认为“（川剧高腔）伶之存者，若陈碧秀、周慕莲辈，视尚小云、程砚秋无愧色也”
。在福州，他看闽剧《春灯会母》、《桃花坞》、《清淮河》等戏，曾会心地写道“地方戏是我喜欢研究的”
。在河南，他看过河南坠子演出后评价道：“闻弦索之可耳，然后知北气之为美也……一阕之中，千回百转，荡魂动魄，欲断柔肠，于是知郑声之所以为淫矣。”
此外，卢前在看过河南梆子戏后，曾评论道：
抑余尤有取于梆子者，以其野朴，北剧之兴也，何莫不然，历南戏以至于昆腔，日趋繁缛，皮黄初起时亦犹是，至于今日，繁缛与昆腔等。欲求野朴之真趣，非求诸各地方土戏。
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当今皮黄与昆曲见类，日渐繁缛，他充分肯定质朴野趣的梆子戏并寄予厚望，将各地土戏称为“大众文艺”。这种说法至今看来仍不过时，显示出卢前戏曲研究的敏锐性和前瞻性。
卢前的戏曲目录学著作，有《词曲研究》《霜厓曲录》（与吴梅合作）、《曹氏藏钞本戏曲叙录》《读曲小识》等，其中《词曲研究》载词家、曲家之传记，及附录《一个最低度研究词曲书目》，便于初学者使用，后附有“名词索引”。此外，卢前参与吴梅《霜厓曲录》的编撰，内收小令49首，套数16篇85首。
其戏曲目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曹氏藏钞本戏曲叙录》（《暨南学报》1937年2卷2号）和《读曲小识》（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两书，两书所录，均来自怀宁曹氏所藏之戏曲钞本，前者著录《窃符记》、《宝藏》等十四种，后者在此基础上增补为四十种。怀宁曹氏家中藏有大量戏曲钞本，“连整本带零出，约有二千余种”
，后散出。1933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候，同李拔可从怀宁曹氏购得七十种戏曲钞本，邀请卢前为之整理，他“费时半年，始为厘定”，将七十种分为三类：“一、确为传奇，虽系节文，可以自立者。二、乱弹与南北曲相混合，而成一传奇者。三、纯为乱弹，不具牌调，为戏文别体者。”值得注意的是，卢前感于“钞本戏曲不独供戏曲史料，亦舞台真面之记载”
的状况，采用新的戏曲著录形式，“余自创读曲记之体，于每出先记其套式，择所用牌调，顺序录之。次记其所用之脚色，次撮要书出此出之本事；其曲文有可取者，亦附入焉”
。这种著录方式更为符合戏曲特质，令人耳目一新。但也要指出，此举并非卢前独创，早在1930年郑振铎整理《元曲叙录》时，便以折、楔子为单位，介绍剧情、登场人物、宫调及题目正名
，卢前在此基础上更为详尽。值得一提的是《读曲小识》刊行后，《续琵琶记》引起红学家周汝昌的注意，并追根溯源考证出《红楼梦》与曹雪芹的渊源关系，可谓文坛一段佳话。
戏曲音韵学方面，卢前的著作主要为《曲韵举隅》（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和《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中华书局,1937年初版）。《曲韵举隅》为介绍戏曲音韵学基础知识的工具书，作者在承继《中原音韵》、《韵学骊珠》、《音韵辑要》等书基础上，参以习见诸韵本，悉心参订，将常用字音韵位做了通俗化的诠释，供度曲者使用。《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在周德清《中原音韵》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全书收上下两卷，上卷为“北曲之部”10套，下卷为“南曲之部”11套。套曲下每一叶注明宫调、曲牌、句式、字数、音韵，为作曲者提供指引。
此外，卢前还对戏曲结构、戏曲表演、域外戏曲有一定关注，已有相关论著，遂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