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长期以来，陈白尘总是被简单等同于、划归为戏剧家，他的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久遭漠视，这种偏见是对陈白尘创作丰富性的缩减。《是谁之咎——华西晚报被捣毁事件感言》、《“色情”与“开心”》、《“天堂地狱图”——谈到中国电影》这三篇文章，便体现了陈白尘在杂文创作领域的特色和风采，是系统考察陈白尘时应予注意的面向。
《是谁之咎——华西晚报被捣毁事件感言》刊发于1945年4月25日第2版的《燕京新闻·副叶》，署名陈白尘。如题名所示，该文是针对《华西晚报》被捣毁事件而作。1943年夏季，中华剧艺社被迫撤出重庆，赴成都公演，陈白尘随同前往。抵蓉后，陈白尘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常务理事，和叶圣陶、李劼人、陈翔鹤、叶丁易共同领导了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同年秋冬之际，陈白尘开始主编《华西晚报》副刊《艺坛》，当时文协成都分会的刊物《笔阵》停刊已久，《华西晚报·艺坛》发刊后，虽未发表任何宣言，但它很自然地成了成都文艺界的喉舌，并“在事实上起了文协成都分会机关刊物的作用”
。在陈白尘的主持下，《华西晚报·艺坛》发表了众多左翼文艺界人士批判现实落后黑暗现象的文章，深为当局忌恨。1944年秋，李次平在《华西晚报》第四版发表文章，揭露四川大学所谓“夜校”的“学生”白天做官，晚上来校鬼混一阵，“夜校”实际上是四川省党部主任黄季陆为了培养县一级的党棍而开办。此文一发，立即捅下了马蜂窝。6月18日深夜，四川大学夜校的那群“学生”，冲进《华西晚报》编辑部，企图绑走李次平，幸而排字房工人挺身相救，附近驻扎的川军某部也闻讯赶到，才把这群“学生”收押起来。但警备司令严啸虎有意讨好黄季陆，便私自释放了这群“学生”。几天后，实为特务的“学生”纠合了三百余人，肆无忌惮打砸、捣毁了《华西晚报》编辑部。因为参与捣毁《华西晚报》之人多顶着四川大学学生的名义，给外人《华西晚报》和学生群体作对的错觉，所以《是谁之咎》这篇文章便重点分析了“华西晚报决不是学生们的敌人，相反的，是学生的好朋友”，然后指出这批“热情冲动”的学生之所以会做出打砸之举，实际上是被学校当局煽动蛊惑的，揭露了学生背后的政府官员们憎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利用群众心理作“盲动捣毁”的卑劣行径。
《华西晚报》被捣毁后，登报宣布“被迫停刊”，以示抗议。成都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会纷纷声援、慰问，四川大学的学生会也发表声明，谴责这批特务，否认他们是四川大学的学生。“用捣毁的暴行来压制民主，反使成都的民主运动愈益高涨了。”
在巨大的舆论声势下，政府让成都的《中央日报》和《新民晚报》的负责人以“同行”身份出面调停，《华西晚报》得以复刊。复刊的前三天，整个四版版面没有新闻，也没有副刊，全部刊登各方面寄来的慰问信和抗议书，以扩大影响。值得顺便一提的是,1945年底陈白尘最杰出的讽刺喜剧《升官图》连载于《华西晚报·艺坛》，这部戏剧的素材得自作者在《华西晚报·艺坛》上读到的十几首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四川某县一群贪官污吏罪行的竹枝词。《升官图》诞生于《华西晚报·艺坛》，其灵感来源于《华西晚报·艺坛》，而《华西晚报》被捣毁事件及其折射的国民政府官场暗像，也构成了《升官图》问世的一个促因。
《是谁之咎——华西晚报被捣毁事件感言》属于正面的严肃反击，与之不同，《“色情”与“开心”》则是经由嬉笑谐谑的语气完成了侧面回击，从中完全可以见出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因子，或者说陈白尘就是以讽刺喜剧的形式来写作《“色情”与“开心”》的。北平某些自诩为鲁迅先生的门徒所办杂志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贬斥《升官图》是“一个色情的彩棚”，是“堕落的戏”，陈白尘的《“色情”与“开心”》就是为了反驳此种论调而作，文章刊发于1947年12月《文艺丛刊》第3集，署名白尘。对方蔑称《升官图》为“色情戏”，但未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陈白尘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鲁迅所不齿的那类以“诨名”来轻蔑、贬斥他人的“鬼蜮伎俩”。接着，陈白尘回应了方然对于《升官图》的评价，反讽说方然给《升官图》指派了一个“让官们开心”的“诨名”，就不像“黄色小报的造谣”，让人难以辩解。陈白尘在此提到的杂志是《泥土》杂志，提到的那篇文章是灼人发表在《泥土》杂志上的《一个色情的彩棚：看<升官图>后的一点感想》。《泥土》杂志属于七月派的阵地，方然更是七月派的著名成员，对于《升官图》或“色情”或“开心”的责难，实际上与左翼阵营和七月派之间的争执有关。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胡风领导七月派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左翼文艺界之间发生过论辩。左翼文艺界根据“讲话”精神，以《新华日报》为主要阵地对胡风派文人群体做出了一系列批评，胡风派作家则在《希望》杂志上以“主观论”为武器指斥左翼作家的缺点。到了1940年代末期，双方之间的论辩愈发激烈火爆，左翼文艺界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七月派发出了斩钉截铁的“判决”和振聋发聩的“警告”，七月派作家也在《呼吸》、《泥土》等杂志上展开了全方位的出击，他们猛烈批评了以沙汀《困兽记》为代表的“客观主义”，以臧克家《感情的野马》为代表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
斥责马凡陀（袁水拍）是“穿厌了都市底舶来底各种浓装艳服的小市民，换上乡村底土头土脑的装束”
，蔑称姚雪垠形如“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
。陈白尘及其《升官图》，正是七月派作家的文化批判火力瞄准的对象之一。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屑和鄙夷，七月派作家的这些攻击文章，总是以大量粗俗、粗暴的骂语甚至恶劣的谥号来描摹批评对象，类似的情形同样见诸左翼文艺界笔端。这说明七月派和左翼阵营虽然“势不两立”，但双方都以“革命者”自居，并共享了相似的“偏激”、“绝对”、“非此即彼”的话语特征。
其实，如若再冷静理性分析灼人那篇让陈白尘火冒三丈的批评文章，也并非毫无是处。虽然灼人这篇文章批评《升官图》是“一个色情的彩棚”，也正是这一判断让陈白尘怒不可遏，但灼人还在文中分析了《升官图》浓密的笑料、幽默元素存在的弊端：“《升官图》就像这样用各种材料剪贴堆集起来的一个戏，五色缤纷、趣味浓厚，各方面都糊得很紧，没有一片松弛的地方；滑稽讽刺、笑料燦然。这样的戏准博得一般观众的欢笑，甚至会笑得折腰捧腹，落掉了牙齿。就这样笑着，把沉痛愤恨的情绪淡薄下去了，没有了感受和激励，本来应该愤恨的，反而得到一肚子的娱乐。”
事实上，《升官图》的艺术形式是“高度夸张、变形和漫画化的”，这种笔法向上可以最大程度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面，向下即可能沦为喧嚣的“胡闹”，而一般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又总是对那些娱乐的笑闹场景先天敏感，他们极易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于是，面对《升官图》扑面而来的讽刺笑料时，难保普通观众不会遗忘了“笑声”背后的“怒气”
。灼人要求陈白尘“把这些丑恶化为滑稽，把悲愤当作游戏的东西扔掉”
，即扔掉《升官图》中的“笑料”和“幽默”，然而所谓的“笑”与“幽默”，是讽刺喜剧尤其是政治讽刺喜剧的主要艺术手段，将“笑”与“幽默”扔掉了无异于判处讽刺喜剧死刑。合适的做法是，认识到“笑”与“幽默”的双刃剑性质，在处理“笑”与“幽默”元素时，理应有所节制和归限，这可能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从《“色情”与“开心”》这篇佚文及相关文章中获得的重要教益。
《是谁之咎》涉及了《华西晚报》被捣毁的历史事件，《“色情”与“开心”》勾连着左翼文艺界与七月派的交锋，与之相比，《“天堂地狱图”——谈到中国电影》背后并没有什么隐情，文章刊载于1948年4月20日出版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第1年第1集，署名陈白尘。文章首先从月份牌中的“天堂地狱图”谈起，批评了洋场上风行的“艺术”打着“劝善惩恶”幌子，实则却让观众深陷于糜烂生活的“享受”中，然后揭示出以电影为代表的上海艺术，正有将“天堂地狱图”式的风格“发扬光大”的恶劣趋势，即痛快淋漓地描写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场景，而仅仅将光明与善良的笔墨作为无足轻重的点缀：
电影，在中国一开始就落在礼拜六派鸳鸯蝴蝶式的文人手里。在战前，虽有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但随着抗战内迁到毫无设备的内地，而停滞了。今日上海的国产电影，正好由前年检举附逆影剧人没有结果这一事件来象征着，它是处在怎样一个境况里。礼拜六派以及由它所脱蜕出来的，以至在它的影响下的势力，笼罩住整个电影圈子。于是鸳鸯蝴蝶加上美国式的大腿而复活了：像“娼门小说”式的电影固然没有了，但娼妓以及准娼妓依然占据影剧题材中一个重要地位，（我当然不是反对娼妓被描写进艺术的）而由娼妓提升了的舞女、交际花、歌女以及女戏子，代替了鲁迅先生所谓的“才子与婊子”文学中的婊子的地位，而成为今日的上海电影题材的主要泉源了。至于才子呢，则替代以油头粉面式的洋场恶少。故事就在这两种人物中间打滚，结尾自然也不外略加以劝善惩恶的点缀，而电影的编导人便大展其鸿才由这一“惩”先来个痛快淋漓的“恶”的描写了，于是荒淫的跳舞场面搬上银幕了，靡靡之音收进录音机了，卖淫的成交手续摄入镜头了，一切肉麻得有趣的无耻勾当都搬演出来了。电影宣传员吹起传声筒说：“这是大胆的描写呀，这是暴露黑暗呀！”而编导人躲在黑暗的黑房里窃笑了：观众沉醉在罪恶里了么？管它的！我已经在尾巴上劝善惩恶过了，观众自己不肯进天堂有什么办法呢？
关于《“天堂地狱图”——谈到中国电影》有两点值得特别说明：其一，该文虽然是关于上海电影的评说文章，应定性为文艺评论，然而从文章引申发挥的行为方式和冷嘲热讽的言说语气来看，该文在深层意义上更近似于鲁迅式的杂文风貌，将之归属为杂文旗下，并不为过。其二，若细加玩味，陈白尘在此做出的指摘分明与灼人对《升官图》提出的责备有几分相似性。灼人说《升官图》的笑料与幽默成分过多，使观众无暇深思；如今陈白尘认为上海电影沉迷于“苦情”、“颓唐”等场景的描写，这种“天堂地狱图”式“艺术”拉着观众下坠，贻害不浅。归根结底，《一个色情的彩棚：看<升官图>后的一点感想》和《“天堂地狱图”——谈到中国电影》都是对艺术作品中某些元素被描写得过浓、过重现象的不满，彼此对立的两位作者，暗中遥遥相合，历史由此闪现出一抹狡黠且吊诡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