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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农村地区经济金融现实情况，并结合我国数字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及其与金融供给紧密结合的现实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化视角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对消费的影响问题，与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强调从资产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行为，立足于农村家庭自身资源禀赋和农村金融市场供给特征，从理论上讨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殊性及其作用机制，分别分析在传统金融模式和数字金融模式下影响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并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如何影响其消费，为农村金融研究提供微观理论基础，也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扩展。
第二，本研究基于家庭效用视角，从供需两方面量化信贷约束，实证考察农村家庭单一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偏好，认为是既定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其行为决策目标是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选择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信息构造社会网络测量指标变量，并实证检验对农村家庭民间借出行为的影响，认为社会网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民间借出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提供了非正规风险金融资产渠道，同时缓解了借入家庭信贷约束。
第三，在梳理传统金融模式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本研究立足于数字农村发展现实背景，以数字化为分析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着重从家庭层面上阐明数字信息技术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机理，认为家庭自身的数字信息化水平有助于激发其潜在多元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和参与金融市场，其本身也是对社会网络渠道的一种重要补充；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家庭获得风险金融资产服务的可得性，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程度，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能提高部分农村家庭的信贷可获得性，降低农村家庭借出款概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信息技术水平及金融服务数字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比较数字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的影响差异，为不同金融模式下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配置资产活动提供了一种解释。
第四，本研究围绕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消费影响这一问题，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明确假设条件，结合跨期消费决策模型进行扩展，构建附加约束的跨期金融资产选择—消费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数字信息渠道及相关成本纳入扩展模型，考察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路径，与已有文献较侧重于直接建模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相比，是一个扩展和补充。
由于受到个人研究能力、方法、时间和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本文的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改进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样本数据的匹配程度和连续性有待继续加强。本文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时，由于样本户在不同调查年份的数据匹配等问题，主要采用截面数据进行计量估计，缺乏反映近年数字化最新发展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消费跨期动态变化的数据分析。虽然主要原因在于数据的可得性条件受限，但可能导致部分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影响研究结论的严谨程度，因而有必要通过后续公布数据改进、完善实证分析。
第二，研究指标设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待完善。本文在量化信贷约束、社会网络以及数字信息化程度等指标时，受限于调查问卷的问题和获取的反馈信息，变量选取和指标设置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主观性，这可能导致部分实证结果的有偏估计和内生性问题，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对模型估计方法和变量选择进行改进，以提高研究的科学严谨性。
第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在研究传统金融模式和数字金融模式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受限于时间和篇幅而没有对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进行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比较扩充。同时，由于村级调研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在实证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消费的影响时，未进一步细分农村家庭考察异质性影响。因而对理论分析的检验结果还不充分，尚有进一步探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