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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的研究目标是：以农村家庭经济理论、数字普惠金融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家庭资产的消费效应理论等为基础，从理论上对信贷约束和金融资产供给渠道受限的双重约束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经济学解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分考虑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供给紧密结合的现实背景，构建数字信息技术对金融普惠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从家庭层面上阐述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机理，由此考察和阐明数字化视角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并综合运用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为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引导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本书具体研究目标有五个：
目标一：以家庭效用为切入点，构造一个考虑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农村家庭自有资金分配与家庭效用模型，从理论上阐明农村家庭对无风险的储蓄现金资产偏好的经济学原因，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和分析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探索促进农村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进而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提供依据。
目标二：以社会网络为分析视角，构建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决策的数理模型，从理论上阐述农村家庭参与具有不确定风险的非正规金融行为的内在动因，并基于此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和解释民间借出款这一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为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创新、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基础。
目标三：通过构建数字信息技术对金融普惠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从家庭层面上阐述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信息技术以及金融服务数字化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比较数字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差异，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地区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目标四：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并尝试进行扩展，从理论上考察数字化视角下基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流动性约束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及差异，为农村金融机构研究微观服务基础和扩大农村内需提供政策制定的新思路。
目标五：根据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立足于我国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和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结合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表现和基本特征，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和启示，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对应于上述研究目标，本文将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以下四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一：农村家庭对无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是在正规金融资产配置渠道供给受限下的理性经济体现，受家庭经济特征和风险态度影响，信贷约束具有制约作用。
对研究假说一的验证思路为：第一，引入家庭效用概念，基于农村家庭受到预算约束和借贷限制的假定前提，构造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理论模型，证明在农村正规金融资产配置渠道和正规信贷市场供给受限的条件下，农村家庭无论是参与选择还是使用无风险金融资产，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是在既定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其行为决策目标是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第二，根据理论分析结果，从供需两方面量化信贷约束，从而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跨期配置不仅受家庭人口经济特征和风险态度的影响，还受到信贷约束的制约，进而影响其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
研究假说二：农村家庭对非正规渠道的风险金融资产的偏好主要取决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家庭社会网络，较强的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参与民间借出及参与程度。
对研究假说二的验证思路为：第一，选择从家庭社会网络视角切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决策数理模型，阐明社会网络这一重要资源配置替代机制提供了信息扩散和履约保证的有利条件，降低了民间借出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非正规金融资产渠道，有助于提高家庭效用水平，同时弥补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供给不足。第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造农村家庭社会网络测量指标变量并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具体考察较强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获取信息资源、降低民间借出款风险，从而提高农村家庭民间借出参与率及参与程度。
研究假说三：农村家庭自身的数字信息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激发其潜在多元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和参与金融市场，也是对社会网络渠道的一种重要补充；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程度，降低借出款概率。
对研究假说三的验证思路为：第一，构建数字信息技术对金融普惠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家庭层面上阐述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机理，阐明随着家庭自身信息技术水平提高，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拓宽、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增加，能够更为便捷地了解和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其本身与社会网络渠道形成互补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论上可以大幅降低农村家庭获取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家庭获得金融资产服务的可得性，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程度；同时，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程度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部分农村家庭的信贷可获得性，即在借出方层面上，降低农村家庭借出款概率。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检验家庭自身信息技术水平及金融服务数字化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并比较数字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差异。
研究假说四：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对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消费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对研究假说四的验证思路为：第一，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为基础并进行扩展，构建附加约束的跨期金融资产—消费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充分考虑数字农村推进发展的现实背景，将数字信息渠道及相关成本纳入上述扩展模型，考察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证明尽管金融资产配置渠道不同，但都会影响到农村家庭消费，只是影响的途径和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第二，在考虑农村家庭特征和区域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别检验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并比较其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