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有需求的家庭而言，合理进行金融资产选择，不仅可以促使家庭财富获得保值增值，还可以满足和引导家庭成员的健康消费需求，由此实现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结果，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已有所发展，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较低，银行存款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投资渠道，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农村家庭主要以无风险的储蓄现金资产为主，金融市场参与率仅为2.2%，远低于城市水平，非正规金融行为主要是参与具有不确定风险的民间借出。要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而提高这部分农村家庭的消费及福利水平，迫切需要加强农村金融的支持，促进有金融资产需求的农村家庭资源优化和资产财富积累。

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农村金融交易频次低、设立网点成本高，金融机构供给意愿不足，使得农村地区金融覆盖广度不高；而考虑到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自身资源禀赋水平较低，提供金融服务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加之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供给积极性。在需求方面，弱势家庭自身也存在着较严重的自我抑制问题，由于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流程缺乏了解或由于距离远、交易成本高等原因，很大一部分有潜在需求的农村家庭最终放弃了从金融机构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八年高度关注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做出一系列农村金融重大工作部署，为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当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在不少地方还是问题，与“三农”领域日益增加的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相比，还面临着不少矛盾和挑战。就农村家庭层面而言，只有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主体——有金融资产需求的农村家庭着手，以多层次和多元化为目标，为有金融资产选择能力和配置意愿的农村家庭提供充分、方便、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支持，才能更有效地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进各类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对缓解偏远农村地区的地理金融排斥方面的作用逐渐为人关注。随着数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应用普及，大量便捷灵活的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为实现基础性金融服务供给的“脱媒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84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6%，以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网络购物为主要媒介的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得到推广。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农村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普惠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增加金融覆盖面和便利性、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实践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探讨和解释以下问题：在农村地区正规渠道金融资产供给受限的条件下，如何对农村家庭无风险储蓄资产选择偏好进行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富有理性的农村家庭为什么选择非正规渠道的风险金融资产？农村家庭在什么情况下提供民间借出款？对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何影响？农村家庭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工具，是否带动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意愿，进而影响其参与金融市场及资产选择行为？在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的不同金融资产通过何种机制和路径影响其消费？对家庭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围绕这些问题，本书基于数字化视角，对在信贷约束和金融资产配置渠道供给受限的双重约束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及其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本书主要研究内容与基本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一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特征分析

以有金融资产需求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重点从资产结构、配置渠道、风险程度、参与规模等方面，分析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基本情况，奠定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行为分析的基础。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农村居民家庭户均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低，且农村家庭之间的分布很不均匀。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地区间差距较为显著，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从金融资产结构和规模来看，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单一，主要以现金、储蓄存款和借出款为主。从配置渠道来看，农村家庭正规金融资产总量远大于非正规金融资产总量，但总体上以中低水平为主，非正规金融行为主要表现为参与民间借入市场，农村家庭参与股票、债券、基金等正规金融市场的比率和参与程度总体表现出非常低的水平。从风险程度来看，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总量远大于风险金融资产总量，尤其是由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比率和程度均非常低。

研究内容二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基于农村家庭经济理论，构造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家庭效用函数模型，从理论上阐明农村家庭单一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面对供给受限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和正规金融资产配置渠道，以及收入相对较低、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普遍缺少风险投资意识和金融知识等有限自身条件，农村家庭只能以无风险的储蓄存款和现金等有限形式持有其金融资产；无论是参与选择还是使用无风险金融资产，都是农村家庭在既定内在资源禀赋和外部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其行为决策目标是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收入财富水平较高、风险厌恶、储蓄意愿较高的农村家庭，往往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而信贷约束则使得有金融资产积累的农村家庭倾向于减少无风险金融资产，以弥补家庭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和平滑消费；此外，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会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便利性。

研究内容三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以农村家庭经济理性为基本前提，通过构建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数理模型，从理论上剖析家庭社会网络影响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作用机制，由此构建计量经济模型，量化农村家庭社会网络特征，实证检验决定农村家庭民间借出款参与率和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以起到信息甄别的作用，有助于降低资金借出和借入家庭之间的借贷信息不对称，显著影响了借出款决策者风险偏好，表现出更弱的不确定性规避，使得借出款成为农村家庭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优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同时增加了网络内部的信贷供给，缓解了借款家庭流动性约束和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

研究内容四数字信息技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结合我国数字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及其与金融供给紧密结合的现实背景，从理论上阐明数字信息技术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机理，并构建实证模型分别检验数字信息渠道及使用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家庭自身的数字信息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激发其潜在多元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和参与金融市场，其本身也是对传统社会网络渠道的一种重要补充；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家庭获得风险金融资产服务的可得性，促进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程度，同时，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程度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部分农村家庭的信贷可得性，即在借出方层面上，降低农村家庭借出款概率。

研究内容五数字化视角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消费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跨期消费决策模型，综合运用农村家庭经济理论和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理论，构建附加约束的农村家庭跨期金融资产选择—消费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数字信息渠道及相关成本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视角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信息化趋势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总消费和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并比较其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具有“总量效应”和“价格效应”，其中，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对总消费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民间借出款和股票基金理财等风险金融资产对于不同类型消费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储蓄存款利息对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总消费和生存型消费的增长具有一定负面作用；礼金等借出款收益对农村家庭总消费和不同类型消费均具有明显的增长作用；风险金融资产收益对总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呈现差异，并且由于农村家庭有限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其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随着农村家庭自身的数字信息化水平提高，金融资产对家庭总消费以及不同类型层次消费的影响效应趋向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