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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什么是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据此可见，更高层次和高水平开放在理论内涵上主要有两大要点：一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二是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结束后的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习近平，2016
），主要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全球推行、技术的全球扩散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全球拓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质上就是融入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开放范围主要也就侧重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也就高度集中和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对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供给层面看，或者说依据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为表现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得到快速发展，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和要素，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因此，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就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而在开放范围上就必然表现为向发达国家开放。此外，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其所采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就是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将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同东道国的诸如初级要素等结合，以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吸引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FDI，就是真实写照。总之，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形态的演变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推动的特征事实，决定了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时，开放范围必然主要体现在向发达国家开放。
其次，从需求角度看，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带来了重要机遇，但是其中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依然严峻，南北发展差距巨大乃至不断持续扩大，一直是困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姜安，2014
）。因此，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和生产环节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另一方面财富和利润又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从而决定了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就迫使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产出的“出路”上必须更加倚重发达经济体市场。由此决定了从消费层面看，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发展不得不更集中于向发达国家开放。这种开放发展模式在特定的阶段无疑是有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此也带来外部市场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戴翔和张二震，2017
），这显然不是高水平的应有题中之义。因此，新形势尤其是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更高层次和高水平的开放必须是更大范围的开放，也就是说要在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更大范围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把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
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具有“单兵突进”的突出特点，并且即便在制造业领域内部，先进制造业开放也相对不足（金碚，2009
；张开等，2019
）。因此，从开放发展的产业领域角度看，同样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当然，制造业“单兵突进”式的对外开放，既与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有关，也与中国自身所处发展阶段有关。犹如前文分析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而从具体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梯度转移的角度看，首先转移的必然是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诸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环节，并按此规律依次推进。诸多研究已经指出，“保留核心的，外包其余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采取的普遍策略（范永忠，2019
）。从这一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究竟在何种产业领域或产品生产环节上进行专业化分工，不仅取决于自身拥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条件从而自己能够做什么，还取决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价值链全球布局的策略，从而决定给你做什么。因此，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十分缺乏的条件下开始的，自身禀赋优势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更适合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做起；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不太可能不遵循边际产业转移规律，毫无保留地将更为先进的产业和环节转移出去。进一步地，从产业自身特征或者说更易于标准化和进行区域转移的可操作化角度看，相比于服务业而言，制造业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这也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前一轮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原因。
产业领域开放的失衡，显然也不符合更高层次和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从产业关联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关联角度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进一步高端化发展往往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支撑。而在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大趋势下，利用服务要素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从来源上看既可以源自国内本土服务要素，也可以源自国外提供的服务要素。显然，如果在服务要素的供给和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本土，就必须建立在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基础之上。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不但意味着服务要素的选择范围更广了，而且服务要素的质量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从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更强。当然，从服务业自身角度看也是如此。当全球价值链日益拓展至服务领域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日益成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无论是从产业间更加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产业内结构更加协调的角度看，扩大开放领域都应该是更高层次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那么，所谓推动更宽领域的开放，主要就是指不仅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开放，包括先进制造业领域开放，还要扩大服务业开放，包括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电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得益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国际分工，以及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表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显然更加依赖于或者说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后，便形成了所谓全球生产网络，每个国家和地区于是就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某个或者某些节点。将这些不同的生产节点串联起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必然会涉及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乃至多次反复地跨境流动。显然，如果在贸易自由化程度尚不够高的情况下，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程度不够的条件下，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关税成本，都会因为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外在流转，形成巨大的交易成本累积效应，阻碍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倪红福，2020
）。因此，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削减为表现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布局全球价值链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跨国公司之所以称之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于是打开国门允许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尤其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即投资自由化，对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同样重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本质上看其侧重点仍然属于边境开放措施。这也是WTO框架下前一轮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主要特征和议题。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了分工演进和发展，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和发展。但是，当全球价值链演进至一定阶段和程度后，仅仅依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边境开放举措，就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生产环节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这种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决定了其进行跨国配置时主要考虑的是东道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成本，而较少考虑因规则制度等引发的交易成本。众所周知，生产经营活动通常由两大类成本构成，一种是生产成本，一种是交易成本，前者主要决定于要素以及中间产品价格，而后者则主要取决于规则等制度环境。具有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对二者的敏感程度显然不同。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对前者更加敏感，而诸如技术密集型特征的往往对后者更为敏感。因此，以边境开放为主要特征和举措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基本能够适应跨国生产配置对低成本生产要素追逐的需要。但是，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和新变化，突出表现为价值链梯度转移的环节和阶段不断向中高端延伸和拓展，包括全球创新链也在深度演进。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显然对国内经济规则等制度环境更加敏感。况且，跨国公司在组织和协同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并尽可能实现无缝对接，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在规则等制度方面实现统一和兼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盛斌，2014
）。这就意味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适应价值链分工演进新需要，必须进一步推动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深化。换言之，所谓更深层次开放，主要指不仅要扩大边境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际分工的形态和本质有了深刻变化，即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国际经济理论假定中的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从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突破了以最终产品生产为界限的传统分工模式和格局，从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参与到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从事和专业化于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但是，国际分工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比较优势，只不过比较优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已。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以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全球分解为表现的“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优势要素，而不是某件或某些具体产品的生产能力（方勇等，201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正是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依托低成本劳动要素等初级要素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再与外部流入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然而，开放型经济带动下的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逻辑地带动了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尤其是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升，使得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抓住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必须培育新型比较优势，这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重要表现。
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就是培育新型比较优势或者说形成新型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并有着4亿多中等收入阶层，本土市场规模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包括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所谓母市场效应理论等，无不揭示了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在提升一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除了能够通过所谓规模经济效应、产品和品牌差异化效应等传统渠道，从而影响着一国参与国际竞争优势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通过所谓的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培育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还能够对全球优质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引进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还能够通过诱发价值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向国内转移，提升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还能够通过进口竞争效应，产生技术进步促进作用；还能够通过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在加强世界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同时提升中国在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总之，从广义生产要素角度看，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其实就是培育、吸引和集聚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培育出参与全球要素分工的新型比较优势。
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就是要以上述一般理论内涵为引领，坚决实施更大范围开放、坚决推动更宽领域开放、坚定推动更深层次开放，以及加快培育新型比较优势，这是长三角地区发展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