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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体系的基础来源于美国内部控制研究机构COSO为上市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框架》系列标准（Ceniceros等，2004）。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推进，风险管控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突显，2006年11月，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学习风险坐标图法、蒙特卡罗法、关键风险指标管理法、压力测试法等风险管理常用技术方法；2011年11月，国资委再次下发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加强风险管控，切实加强对未来风险总体形势的研判，进一步健全风险评估常态化机制，建立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制度，真正做到全面风险管理与日常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
风险管控初期主要应用于企业投资风险、成本控制、薪资风险管控、财务舞弊等方面，李贺松（2012）
以B/S模式为基础建立了电力公司安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功能有：安全风险的实时报送、逐级管控、分类建档、快捷查询、永久保存等。张响贤（2009）
以风险管控系统建设过程中的成本、进度和质量为对象，探讨如何构建和使用风险管控系统建设评价问题。刘强（2012）
通过外资代工生产企业薪酬风险识别，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薪酬要素与员工行为风险间呈负相关关系，用德尔菲法构建了薪酬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贝叶斯网络模型对企业薪酬风险可能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设定薪酬风险管控目标、识别薪酬风险、评估薪酬风险和选择薪酬风险管控措施，构建了外资代工生产企业的薪酬风险管控体系。智浩（2013）
总结了风险评估还有决策树法、层次分析法、功效系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技术方法。
随着风险社会理念被广泛接受，非企业组织也开始尝试建立管控体系，用于强化内部控制，防范风险（Janse等，2011）。
李川（2012）
的“风险/需求”模式，从特殊预防到风险管控，动态展现和监控人身风险水平，以期达致社区矫正效益最大化。杨春雁（2004）
采用北京市居民健康和意外伤害调查数据，分析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风险的量数、类型、后果等相关变数，并探讨了如何建立独生子女意外伤害家庭防范和社会救助体系。
马静（2009）
将抽样获取的74名老人分为两个对比组（干预策略差异），对各组干预前后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子女联络、婚姻、自觉健康状况、生活开心、生活安全以及意外伤害发生次数展开分析，比较两组干预1个月、3个月后的高龄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态度、生活自理能力与意外伤害发生关系的差异，提出了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意外伤害健康教育干预方案。
李玲（2010）
在调查研究农村居民意外伤害发生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意外伤害监测网络，加强农村社区意外伤害救治体系建设，以有效防范意外伤害的发生。
将企业风险管理（ERM）理念运用到高校风险管理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比较充分，并形成了以美国加州大学和英国公立高校为代表的高校风险管理体系。2008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Higher Education Fo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报告认为，大学面临51种风险，概括为声誉、学生经验、人事问题、资产设施、财务问题、组织问题、商业问题、信息IT等8类。美国全面风险管理论坛讨论结果指出，高校面临着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等外部风险和内部结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过程风险、信息技术风险、合规风险等（高娟，2015）。亚伯拉罕（美国马里兰州联合教育者风险保险集团总裁）认为，“学校风险管理并非只要消除风险，而是以最有效和明智的方式在支持学校办学宗旨的情况下处理风险，并处理教学、研究与学生活动中教师、学生、工作者与志愿者所遇到的各种潜在风险（高娟，2015）。”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美国大专院校事务官组织与普华永道公司构建了高校全面风险管理立体框架（见图2-2）。顶部代表全面风险管理对象——学校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侧面代表全面风险管理的涉及范围——学校不同层级的组织；正面为风险管理运行中相互作用的构成要素：①内部环境（internal environment），指高校的文化、价值观；②办学目标（objective setting），指高校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③风险识别（event identification），指办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害规划和目标的风险事件；④风险测评（risk assessment），指各类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和影响；⑤风险应对（risk response），指风险发生后的应对策略，如风险规避、风险转移等；⑥控制行为（controlactivities），指风险应对的活动及程序；⑦信息与沟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指全面风险管理中各环节、各层级之间信息传播及沟通协调；⑧监控（monitoring），主要是指风险效能管理，对风险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监测，如系统运行、计划调整、系统纠偏、行动矫正。
图2-2 高校全面风险管理立体框架
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很长时间都很小，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毛入学率只有2.7%，1993年为5%。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步伐，2002年毛入学率达15%，2012年毛入学率提高到30%，2013年高考录取率76.2%，总规模3 300多万。到2020年，高考招生人数达967.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4.4%，实际录取率首次突破了90%，在学总规模达4 183万人，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毛入学率从5%到15%，美国用了30年，英国28年，法国25年，德国24年，日本23年，我国仅用了9年时间。
但规模的快速增长与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储备以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不配套、不协调，蕴藏了许多不确定性，办学风险与日俱增，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针对高校学生风险管理机制，学界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应对建议，黄莹莹（2011）
提出构建“主动防、科学管”的校园安全体系，推行学校安全的风险治理与科学管理。曾令辉等（2012）
认为高校应该创新发展风险预警、管理和评估机制，提高高校风险识别和预警水平。崔克娟等（2014）
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档案运行机制。李国俊、刘雪琳（2017）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围绕高校应对学生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从内部控制理论五要素视角出发，对学生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的原理及内容深入分析，提出了组织环境、信息和沟通、风险评估及应对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孙炜、李红、郝海旺（2018）
基于“教育部令第41号”的视角研讨高校学生管理行政诉讼风险识别与防范，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应利用人才集聚优势，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识别并防范行政诉讼风险，做好行政诉讼风控工作，实现服务育人，管理育人。钟珊、张燕（2019）
通过综合分析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基于“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技术管理体系及相应等级的实验室应急组织体系和职业健康体系，从而有效提升高校实验室在组织、制度、技术、职业健康、应急等方面的管控水平和效率。孙建立、朱卫东、李歆丽等（2021）
结合高校特殊网络环境，提出以安全防护、风险发现、检测响应、态势感知等网络“人机共智”的理念，实现实际网络防护的最新安全状况同步云端大数据中心并进行综合分析汇总的安全可视化平台。夏润、王素云、符飞等（2021）
对比华北科技学院宿舍5年发生的安全事故，结合矩阵风险评价法，提出宿舍双重预防体系中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优化治理系统。王金辉（2021）
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能力建设。
关于高校学生意外伤害发生趋势，研究发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持续推进，高校人群的密度增大，学生意外伤害的概率也明显升高。许珊丹（2012）
对2 173名大学生进行伤害调查表明，发生伤害1次以上的有281人，伤害发生率为12.93%；伤害人次数为456人，伤害发生密度为20.98%。大学生伤害以跌落伤、交通伤及锐器伤居多。大学生3次及以上的多发性伤害发生率为1.56%。大学生伤害发生的部位以下肢最多，其次为上肢和头面部。伤害的性质以体表伤最多，其次为扭伤和皮下组织伤。李兰花等（2008）
从某高校随机抽取61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1年内意外伤害报告率为10.5%。于奎龙等（2015）
随机抽查4个年级2 129名学生，发现总的意外伤害发生率达22.5%。何伟全等（2013）研究统计表明，2003年以来，关于大学生意外伤亡的研究持续走高，且72.77%的伤亡发生在校园内部。中国保监会2007年“首届校园安全与风险管理论坛”报告显示，全国每年约有3 000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超过8名大学生消失。
王沛等（2012）
认为高校在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中，以及在承担管理职责的场地、校舍以及其他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内发生的，导致在校大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许珊丹（2012）认为
大学生伤害的发生时间有明显的季节性，秋季最高，夏季最低，其中10月份最高，2月份最低。大学生伤害的发生场所主要在校园内，其次为家中。大学生伤害发生时的活动类型以体育活动和骑车最多。大学生伤害以意外伤害为主，故意伤害很少；伤害发生的形式以自伤居多。宋冰等（2014）
认为高校学生意外伤害有一定的时间和场所规律。于奎龙[2]发现导致高校学生意外伤害的前5位因素依次是跌倒（11.7%）、交通伤（11.3%）、打架（5.3%）、物体砸伤（4.7%）、自我伤害（3.0%）。郭亚东等（2008）
分析了30例高校学生校内急性死亡解剖案例，发现负面生活导致的死亡占比高达86.7%，指出心理疏导可预防高校学生急性死亡事件发生。许珊丹（2012）[4]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有5个公因子有统计学意义，分别是伤害认知状况、经济状况、心理障碍、多发性伤害既往史和家庭关系。崔丽丽（2011）
针对山东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意外伤害事件统计分析得出：学生是否会受到伤害，与性别、对场地器材固有的风险认知水平等有显著关联。黄晓丽等（2013）
分析高校学生易导致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健康危险行为现状。通过对12所高校6 844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高校学生避孕节育知识知晓率低，性行为中意外妊娠发生比例高。
杜明杰（2008）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整群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获取6项人口学特征数据，并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其进行10项心理健康内容测评，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大学生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张远等（2008）
使用整群抽样抽取某大学1 929名学生，将其年度发生伤害的全部学生280例作为病例组，同时在1 929名学生中抽取与病例组性别、年龄、系部、民族相同的未发生伤害的学生280例作为对照组，进行1∶1病例对照研究；资料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法。Graham（1971）
运用危机矩阵法对大学生意外伤害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对意外事件的处理应采用分级制度，对每一级分别做出响应，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何伟全等（2015）
基于学生伤害因素的关联规则挖掘了意外伤害类型、时间、场所等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时间特征。
杜明杰（2008）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整群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制定了“伤害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抽取601名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有心理问题组和无心理问题组，对照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心理测评，将测试得分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大学生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苏娜（2006）
构建了包含7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的多层次的校园意外事故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用了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风险识别贯穿于风险管理全过程，通过收集信息，识别出风险源、意外伤害事件及其导致后果等，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郭洁，刘宝存；2011）。
风险识别要识别会对主体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确定其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还是带来机会，或两者兼而有之。识别高校学生意外伤害风险主要是认识和描述高校学生意外伤害风险事件的性质，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类型、强度、危害程度及持续时间等。
风险识别有大数据、线上线下、事故现场等多种方法，全面、全程监测风险，形成风险清单，并持续更新。
关于风险意识的树立，史小艳等（2012）
认为高校应该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法律风险管理机制，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告知学生安全提示，加强安全基本技能的传授。陈山和陈少平（2012）
提出应建立安全宣传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关于风控制度建设，安金龙（2010）
认为学校需完善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制度、应急预案和管理及处理步骤。张翔等（2013）
认为应构建高校公共体育安全保障体系以及高校公共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文件制度体系，制定有效评定伤害事故责任和处理的方案，制定康复、预防和保险的方案。史小艳等（2012）
[1]
认为应依法依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关于风险转移，安金龙（2010）
[3]
鼓励学生参加体育意外保险，化解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风险，维护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减少事故对学校的干扰和影响。和飞和叶燎原（2007）
提出建立由学生系列保险、校方责任险、灾害管理基金等组成的校园保险保障体系，使用风险转移策略降低高校学生意外伤害风险造成的损失，提高学校和学生抵御各种意外灾害的能力。陈鸿海和王秋荣（2011）
通过分析学生伤害事故赔偿案件逐年上升，但赔偿很难到位的原因，提出建立高校学生人身意外救助基金进行风险转移的策略。
在风险爆发后的事故处置技术方面，陈山和陈少平（2012） [2] 认为把全力抢救生命作为高校学生意外伤害风险处置第一原则，避免事态扩大，减少风险损失。
在20世纪，将企业风险管理理念运用到高校风险管理之中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比较充分，已经建立起完备的高校风险管理体系并付诸使用，且形成了以美国加州大学和英国公立高校为代表的高校风险管理体系。美国的高校风险管理体系包括政府、学校和社会三个主体的联动，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中期通过《校园安全法》正式确立了校园警察制度，美国各州相继立法建立学校警卫制度，之后美国相继出台《校园禁枪法》《校园、社会及安全法》和《校园、社会禁毒及安全法》。另一方面，各所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安全计划和危急情况管理政策，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安全训练，公布危险境况和危险人员清单等。此外，社会专门建立提供学校安全咨询、培训、评估等青少年安全服务的机构。日本的学生安全防范体系也是非常全面和规范，不仅国家制定了《学校安全法》等30余部有关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法律法规，而且学校设置了安全教育课程，包括《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教材，还有学生安全的实践训练内容。
国内对高校风险管理的研究大多是从内部控制层面展开，2008年才开始引进企业风险管理框架，2010年后才开始在企业风险管理的框架基础上探寻高校全面风险管理的要点。在国内，胡建波（2008）
首次提出应用高校全面风险管理方法。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指出高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内部环境分析、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交流、监督等八个要素，这是国内高校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雏形。胡建波的研究只分析了高校内部环境和内部控制，忽略了高校与外部环境的联动。高校的压力和风险不仅仅来源于高校内部，外部环境也给了高校不小的压力，我们应该构建一个囊括高校内外部环境的更为系统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而且他仅仅提出了构建高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点要素，并未构建出系统的高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国内也有学者从各自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一些高校风险管理体系构想。
在系统动力学理论指导下，朱艳娜、乔国通、朱先飞等（2016）
研究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的高校校园安全预警系统，绘制了包括6个流位变量、9个流速变量和28个辅助变量的高校校园安全系统流程图，可有效提高高校校园预警效能。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学者宋娟和任智霞（2012）
研究得出高校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分别从突发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即预防、应对、善后三个阶段进行心理干预。
在安全管理领域，杨正才（2010）
提出了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基本理论的高校安全管理方法，从校园安全方针、校园安全总目标的制定到组织结构的成立、职责分配，查找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隐患（风险源），并对其风险等级进行评估，据此制定校园安全管理制度，最后对整个运行过程进行其绩效评价，进而发现其不足即新的风险源，循环发展，改进后进入下一阶段的运行控制。这种先进、持续的系统是国内安全管理理念的一大进步。针对高校大型活动安全隐患，孔祥海、罗雄兵、万敏等（2020）
针对近年来高校大型活动越来越多、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学生组织流动性大、学生经验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一套从活动策划、人员协调到活动反馈等模块组成的大型活动风险管理防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