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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险”一词的由来，一种流传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远古时期，海边的渔民们主要以打鱼捕捞为生，每次出海前，渔民们都要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够平安归来，满载而归。因为“风”即意味着“险”，“风”将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另一种说法，风险（risk）一词源自意大利语的“risque”一词。早期被理解为客观的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大约到了19世纪，在英文的使用中，风险一词常常用法文拼写，主要是用于与保险有关的事情上，基本含义是指遭受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的可能性，发生不幸事件的概率。
经过两百多年的演义，风险一词越来越被概念化，被赋予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文化艺术领域等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含义，并与人们的决策过程和行为后果联系越来越紧密，出现频率也越来越高。其核心含义是指“持续不良后果发生之可能性或者个体遭受伤害之概率，其中不良后果涵盖死亡、辍学、经济损失及未来实施犯罪等诸多内容”。
如果能依靠科学理性判断，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不仅可以规避风险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转危为机，提高回报率。也即风险越大，蕴藏的机会也就越大，回报也就越高。
风险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社会性、必然性、可控性、损失性、不确定性、可识别性和难以预测性。人们对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后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的预判，都是人们基于客观事实而做出的主观性较强的预测或判断。风险是人们对事故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性的主观预测和评价，需要尽可能客观、公正评价其危险程度，以便决定是否防控及如何防控。所以，对于风险的评价并不需要全员参与，必须由训练有素、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士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也随之扩张，其行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导致风险的结构性改变，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虽然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在治理风险过程中，又带来了诸如制度化、技术性、系统性风险等新型风险。在全球化的今天，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全球性风险，导致或引发社会灾难。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社会科学家乌尔里奇·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巨大变迁。贝克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他认为，风险不同于危险，人类在危险面前常常被动无助，而风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决断。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地探索未来并试图对不可预见的后果加以控制或避免时，才谈得上风险。风险也不同于灾难，不是已发生的损害，而是代表一种可能性和潜在性。与这两者不同，风险还具有积极意义，它在附带危险与可能导致灾难的同时，还意味着机会和希望。所以，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导致风险的结构性改变，人为风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甚至可能衍化为全球性风险。
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经过后续的不断研究，Harriet Bulkeley（2001）
从风险社会的政治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的治理问题，Merryn Ekberg（2007）
回顾并探索了风险社会参数的构建，Marilyn Macdonald和Ariella Lang（2014）
运用风险社会理论探索医护人员安全保护的边界，尤其是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1999）
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风险社会理念被广泛认可。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于发生地，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
（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3）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变化多端，甚至无法确定；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可能复杂多样，使风险计算程序、标准等把握困难。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着许多传统风险挑战，同时也渗透了许多不确定的现代风险。我国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具备发达国家“现代化焦虑症”特征。李路路（2004）
认为在现代化的变迁上，以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为标志的体制转型对我国社会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李汉林等（2010）
认为快速的社会变迁，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体现出后现代社会特性与传统性前现代特征的双重性。应松年（2010）
认为社会和经济变革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带来了机遇，信息化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充实到社会管理当中，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刘少杰（2012）
从互联网对社会空间的尖锐挑战角度阐述了引起现实社会的秩序变迁。陈家喜等（2012）
从代际更迭以及流动在我国社会变迁中的客观过程出发，分析了快速进行的社会阶层间的分化、重组、聚合现象，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陈彦光（2014）
认为人群生存的地理环境剧变、传统文化骤断，可能导致该人群的心理孤独，进而出现伊克综合征。
金茜（2017）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的社会风险会导致现实世界出现混乱局面。一是拖缓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干扰国际经济秩序，加大金融市场风险。二是引发政治动荡，加剧紧张局势，阻碍国际合作。三是加重两极分化，加深社会撕裂，助长极端民族主义。四是威胁人类生存，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大规模人口被迫迁移。五是技术变革大大超前于社会发展可能导致工业衰退并恶化劳动力市场前景。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能引发社会伦理争议，若被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可能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及早对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进行反思，充分认识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其给公众行为和认知带来的影响，并提前建构对于风险治理更具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机制。
第一次有人把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在18世纪，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的“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美国是最早开展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学者开始研究风险的负担、除去和转嫁方法，并在企业中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二战以后，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大量开发利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客观上也促进了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风险管理开始成为企业的一种管理活动。1953年8月3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的一个汽车变速箱厂失火，造成5 000万美元的巨额损失，这场火灾因其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其成为风险管理科学发展的契机。风险管理成为美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各研究机构开始加强对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大中型企业纷纷设立专业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配置风险经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风险管理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此后，风险管理传遍世界，法国学者提出了经营管理型和保险管理型风险管理理论；德国经营学者提出了风险限制、分散、补偿、分割、防止、阻断、抵消等风险管理方法，并在企业中广泛运用。1992年9月，美国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公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首次提出了内部控制理念，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构成要素包括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系统与沟通、监督，内部控制框架纳入了董事会、经营者及其他成员，致力于实现业务的效率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法律法规的遵从性。
1998年10月，美国具有“金融巨子”之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世界金融动荡的冲击下濒临破产，使金融界进一步考虑风险防范的范围和管理问题。专家惊奇地发现金融风险往往是以复合的方式存在，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具有业界联动性。风险管理不仅只是做好单个业务或部门的风险管理，应当从整个行业系统出发加以应对。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2004年9月，美国COSO于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COS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实现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结合，用以指导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强调管理当局应同时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价值和确定利益相关者承受的不确定性。2004版增加了一个观念（风险组合观）、一个目标（战略目标）、两个概念（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和三个要素（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反应），对风险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由此，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等（黄亮，2010）。
2017版相较于2004版强调了制定战略和提升绩效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国外高校已将企业风险管理的概念运用到高校风险管理之中，由此形成了以美国加州大学、英国公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代表的高校风险管理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演化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CRM），美国COSO将全面风险管理定义为“一个组织内部持续流动的过程，它使行政组织内部各个层次的人员能协同作用；它被应用于组织的策略性规划，并作用于组织的不同层级与部门，是对组织内全部风险的识别”。CRM强调通过量化分析支撑下的决策分析，在决策层面上管控战略方向选择、重大业务决策等方面的风险。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目标设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应对这三个要素，形成了一个基础、三道防线、八个要素，即以公司治理为基础，业务运作单位、风险管理单位和内部审计单位建立三道防线，以内部环境、目标制定、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策略、行为控制、信息沟通、风险监控为八个要素（Tabuena等，2015）
，完善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弥补了其忽略外部环境和只注重单一风险类型的缺陷。最重要的是，风险管理将视角扩展到了组织的外部环境，风险管理主体由组织内部控制者扩展到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风险管理八要素也比内部控制五要素更加完善，实现了内外部环境的统一，更突出了“全面”的含义。
约翰逊（W.C.Johnson）等人很早就注意到管理的疏忽和失误是发生事故的主因，并创建了管理疏忽和危险树理论（Management Oversight and Risk Tree，MORT）。他把美国工业安全中的事故判定技术、标准化作业、职业安全分析、人的因素分析等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纳入管理疏忽与危险树理论中，发展了吉布森等人提倡的能量意外释放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之中，管理者应及时发现已经发生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适应这些变化。企业中各阶层的人员都有可能因不能适应变化而失误。事故是不希望的能量意外释放。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计划错误、操作失误，没有适应生产过程中人或物的因素的变化，使得对能量的屏蔽或控制不足。因此，管理者要注意追踪能量流动，注意能量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能量屏蔽及控制。这就是系统安全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从系统角度研究安全管理的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事故系统和安全系统。事故系统涉及四个要素：人（Men）的不安全行为、机（Machine）的不安全状态、环境（Mecdium）因素不佳、管理（Management）措施不到位，通常称“4M”要素。安全系统的四要素是：人的安全素质（心理与生理、安全能力、文化素质）、设备与环境的安全可靠性（设计安全性、制造安全性、使用安全性）、生产过程能量的安全作用（能量的有效控制）、充分可靠的安全信息流（管理效能的充分发挥），此四要素是安全的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