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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墨西哥飞到洪都拉斯的航程不过短短两小时，我们已在洪国首都“得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的机场降落了。
下飞机便看见掮枪的军人，虽说不是生平第一次经验，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服的毛病。对我，制服象征一种隐藏的权力，是个人所无能为力的。
排队查验护照时，一个军人与我默默地对峙着，凝神地瞪着彼此，结果我先笑了，他这也笑了起来，踱上来谈了几句话，心情便放松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海关，稀稀落落的旅客等着检查。
碰到一个美国人，是由此去边境，为萨尔瓦多涌进来的难民去工作的。
当这人问起我此行的目的时，我说只是来做一次旅行，写些所闻所见而已。在这样的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我们是被锁在一扇玻璃门内的，查完一个，守门的军人查过验关条，就开门放人。
当米夏与我被放出来时，蜂拥上来讨生意的人包围了我们。
有的要换美金，有的来抢箱子提，有的叫我们上计程车，更有人抱住脚要擦鞋。
生活的艰难和挣扎，初入洪国的国门便看了个清楚。
我请米夏与行李在一起坐着，自己跑去换钱，同时找“旅客服务中心”，请他们替我打电话给一家已在书上参考到的旅馆。
洪都拉斯的首府只有四五家世界连锁性的大旅馆，那儿设备自然豪华而周全。可是本地人的客栈也是可以住的，当然，如果付的价格只是十元美金一个房间的话，也不能期待有私人浴室和热水了。
此地的钱币叫做“连比拉”（Lempira）。这本是过去一个印地安人的大酋长，十六世纪时在一场赴西班牙人的和谈中被杀。而今他的名字天天被洪都拉斯人提起无数次——成了钱币。
两个连比拉是一块美金。
计程车向我要了十二个连比拉由机场进城，我去找小巴士，可是那种车掌吊在门外的巴士只能坐十二个人，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又回去跟计程车司机讲价，讲到六个大酋长，我们便上车了。
公元一五〇三年，当哥伦布在洪都拉斯北部海岸登陆时，发现那儿水深，因此给这片土地叫做“洪都拉斯”，在西班牙语中，便是“深”的意思。
并不喜欢用落后或者先进这些字句来形容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毕竟各样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先天不平等的立国条件。
虽然那么说，一路坐车，六公里的行程，所见的洪都拉斯仍是寂寞而哀愁的。
便是这座在印地安语中称为“银立”的三十万人的首都，看上去也是贫穷。
这是中美洲第二大面积的国家，十一万两千八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分之四十五被群山所吞噬，人口一直到如今还只三百万左右。
洪都拉斯出产蔗糖、咖啡、香蕉、棉花和一点金矿、锡矿，据说牛肉也开始出口了。
我到了旅馆除了一张床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家具。走道上放着一张方桌子，我将它搬了进房，作为日后写字的地方。
米夏说他床上有跳蚤，我去看了一看，毯子的确不够清洁，可是没有看见什么虫，大半是他心理作用。当然，旅馆初看上去是有些骇人。
街上的餐馆昂贵得不合理，想到此地国民收入的比率，这样的价格又怎么生活下去？
走在路上，沿途都是讨钱的人。
初来洪都拉斯的第一夜，喝了浴室中的自来水，大概吃下了大肠菌。这便昏天黑地地吐泻起来，等到能够再下床走路，已是两天之后了。
在旅舍内病得死去活来时，米夏向“马雅商店”的中国同胞去讨了热水，如果不是那壶热水和人参茶救命，大概还得躺两天才站得起来。
三十万人的首都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十六世纪初叶它本是一个矿区小镇，到了现在，西班牙殖民式的教堂和建筑仍是存在的，有些街道也仍是石块砌成的。
城内好几家中国饭馆和杂货店，看见自己的同胞无孔不入地在世界各地找生活，即便在洪都拉斯这样贫穷而幽暗的地方，也住了下来，心中总是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黯然。
这儿纯血的印地安人——马雅的后裔，可说找不到，百分之九十是混血、棕色皮肤的人，只有少数北部海岸来的黑人，在城内和谐地生活着。
虽说整个的山城是杂乱而没有秩序的，可是一般的建筑在灰尘下细看仍是美丽，窄窄的石砌老街，漆得红黄蓝绿有若儿童图画的房子，怎么看仍有它艺术的美。
生活在城市中，却又总觉得它是悲伤而气闷的，也许是一切房舍的颜色太浓而街道太脏，总使人喘不过气来似的不舒服，那和大都市中的灯火辉煌又是两回事了。
洪都拉斯首都的夜，是浓得化不开的一个梦境，梦里幽幽暗暗，走不出花花绿绿却又不鲜明的窄巷，伸手向人讨钱苦孩子的脸和脚步，哀哀不放。
这儿，一种漆成纯白色加红杠的大巴士，满街地跑着。街上不同颜色和形式的公车，川流不息地在载人，他们的交通出人意料的方便快捷。
特别喜欢那种最美的大巴士，只因它取了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名字——青鸟。
青鸟在这多少年来，已成了一种幸福的象征，那遥不可及而人人向往的梦啊，却在洪都拉斯的街道上穿梭。
我坐在城内广场一条木椅上看地图，那个夜晚，有选举的车辆，插着代表他们党派的旗子大声播放着音乐来来回回地跑，有小摊贩巴巴地期待着顾客，有流落街头的人在我脚旁沉睡，有讨钱的老女人在街角叫唤，更有一群群看来没有生意的擦鞋童，一路追着人，想再赚几个铜板。当然，对面那座大教堂的石阶上，偶尔有些衣着整齐的幸福家庭，正望了弥撒走出来——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失落园的大图画里，那一辆辆叫做“青鸟”的公车，慢慢地驶过，而幸福，总是在开着，在流过去，广场上的芸芸众生，包括我，是上不了这街车。
“不，你要去的是青鸟不到的地方！”长途总车站的人缓缓地回答我。
计划在洪都拉斯境内跑一千四百公里，工具当然是他们的长途汽车，其实也知道青鸟是不会跑那儿的，因为要去的小城和村落除了当地的居民之外，已经没有人注意它们了。
那是“各马亦阿爪”城中唯一的客栈。
四合院的房子里面一个天井，里面种着花、养着鸡、晒着老板一家人的衣服。小孩在走廊上追逐，女人在扫地煮饭，四个男人戴着他们两边向上卷的帽子围着打纸牌。而我，静静地坐在大杂院中看一本中文书。因为肠炎方愈，第一日只走了不到一百公里，便停住了。
平房天花板的木块已经烂了，小粉虫在房间里不断地落下来。床上没有毯子，白床单上一片的虫，挡也挡不住。
“我的床不能睡。”米夏走出房间来说。
“可以，晚上睡在床单下面。”我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句。
天气仍是怪凉的，这家小客栈坚持没有毯子，收费却是每个房间二十个连比拉，还是落虫如雨的地方，只因他们是这城内唯一的一家，也只有将就了。
问问旅舍里的人第二天计划要去的山谷，一个七八小时车程距离，叫做“马加拉”的印地安人村落，好似没有人知道。他们一直在收听足球赛的转播，舍不得讲话。
小城本是洪都拉斯的旧都，只因当年目前的京城“得古西加尔巴”发现了银矿，人口才往那儿迁移了。
一条长长的大街，几十家小店铺，一座少不了的西班牙大教堂，零零落落的几家饭店，就是城内唯一的风景了。当然，为了应应景，一小间房间，陈列着马雅文物，叫做“博物馆”。
小城一家杂货店的后院给我们找到了。极阴暗的一个食堂。没有选菜的，老妇给了煮烂的红豆，两块硬硬的肉，外加一杯当地土产的黑咖啡，便收六块连比拉，那合三块美金，同吃的还有一位警察，也付一样价格。
虽然报社给的经费足足有余，可是无论是客栈和食堂，以那样的水准来说，仍是太贵了。
照相胶卷在这儿贵得令人气馁，米夏只剩一卷墨西哥带过来的，而我们有三架照相机。
黄昏时我们在小城内慢慢逛着没事做时，看见大教堂里走出一个拿着大串钥匙的老年人，我快步向他跑过去。
“来吧！米夏，开心点，我们上塔顶去！”我大喊起来。
老人引着我们爬钟楼，六个大铜钟是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代送过来的礼物，到如今它仍是小城的灵魂。那个老人一生的工作便是在守望钟楼里度过了。
我由塔边小窗跨出去，上了大教堂高高的屋顶，在上面来来回回地奔跑。
半生以来，大教堂不知进了多少座，在它屋顶上跑着却是第一次。不知这是不是冒犯了天主，可是我猜如果他看见我因此那样的快乐，是不会舍得生气的。毕竟小城内可做的事情也实在不多。
坐小型巴士旅行，初开始时确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十七八岁的男孩算做车掌吊在门外，公路上若是有人招手，车尚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去，理所当然地帮忙乘客搬货物和行李，态度是那样的热心而自然，拼命找空隙来填人和货，车内的人挤成沙丁鱼，货里面当然另有活着的东西：瘦瘦的猪，两只花鸡。因为不舒服的缘故，那只猪沿途一直号叫。
一对路边的夫妇带了一台炉子也在等车，当然炉子也挤进来了，夫妇两人那么幸福地靠在炉子边，那是天下唯一的珍贵了。
泥沙飞扬的路上，一个女人拿着小包袱在一座泥巴和木片糊成的小屋前下车，里面飞奔出来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做母亲的迫不及待地将手中几片薄饼干散了出去。那幅名画，看了叫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儿是青鸟不到的地方，人们从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便也没有梦了。
米夏与我一个村一个镇地走。太贫苦的地方，小泥房间里千篇一律只有一张吊床。窗是一个空洞框框，没有木板更没有玻璃窗挡风。女人和一堆孩子，还有壮年的男人呆呆地坐在门口看车过，神色茫然。他们的屋旁，大半是坡地，长着一棵橘子树，一些玉米秆，不然什么也不长的小泥屋也那么土气又本分地站着，不抱怨什么。
看见下雨了，一直担心那些泥巴做成的土房子要冲化掉，一路怔怔地想雨停。
洪都拉斯的确是景色如画，松林、河流、大山、深蓝的天空、成群的绿草牛羊，在在是一幅幅大气魄的风景。
只是我的心，忘不了沿途那些贫苦居民的脸孔和眼神，无法在他们善良害羞而无助的微笑里释放出来。一路上，我亦是怔怔。
旅行了十天之后，方抵达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马雅人著名的“哥庞废墟”便在丛林里了。
这一路如果由首都直着转车来，是不必那么多时间的，只因每一个村落都有停留，日子才在山区里不知不觉地流去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全身被跳蚤咬得尽是红斑，头发里也在狂痒。那么荒凉的村落，能找到地方过夜已是不易，不能再有什么抱怨了。
还是喜欢这样的旅行，那比坐在咖啡馆清谈又是充实多了。
到了镇名便叫“哥庞废墟”的地方，总算有了水和电，也有两家不坏的旅舍，冷冷清清。
我迫不及待地问旅舍的人供不供热水，得到的答复是令人失望的。
山区的气候依旧湿冷，决定不洗澡，等到去了中北部的工业城“圣彼得稣拉”再找家旅馆全身大扫除吧！
这片马雅人的废墟是一八三九年被发现的，当时它们在密密的雨林中已被泥土和树木掩盖了近九个世纪。
据考证，那是公元后八百年左右马雅人的一个城镇。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发现了它快一百年之后，才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组队来此挖掘、重建、整理。可惜最最完整的石雕，而今并不在洪都拉斯的原地，而是在大英博物馆和波士顿了。
虽然这么说，那一大片丛林中所遗留下来的神庙，无数石刻的脸谱、人柱，仍是壮观的。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的马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千古不灭的灵魂，在我专注的呼唤里复活再生。神秘安静布满青苔的雨林里，一时鬼影幢幢。
我捡了一枝树枝，一面打草一面由废墟进入丛林，惊见满地青苔掩盖的散石，竟都是刻好的人脸，枕头般大的一块又一块。艳绿色的脸啊！
一直走到“哥庞河”才停了脚步，河水千年不停地流着，看去亦是寂寞。
米夏没有进入树林，在石阶上坐着，说林里有蛇。竟不知还有其他或许更令他惊怕的东西根本就绕着他，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当我们由“哥庞”到了工业城“圣彼得稣拉”时，我的耐力几乎已快丧失殆尽了。
路面是平滑而大部分铺了柏油的，问题是小巴士车垫的弹簧一只只破垫而出，坐在它们上面，两个位子挤了三个人，我的身上又抱了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脚下一只花鸡扭来扭去，怕它软软的身体，拼命缩着腿。这一路，两百四十多公里结结实实的体力考验。
下车路人指了一家近处的旅馆，没有再选就进去了——又是没有热水的，收费十几块美金。
米夏捉了一只跳蚤来，说是他房间的。
本想叫他快走开，他手一松，跳蚤一蹦，到我身上来了，再找不到它。
自从初来洪都拉斯那日得了一场肠炎之后，每日午后都有微烧，上唇也因发烧而溃烂化脓了，十多日来一直不肯收口结疤。
为了怕冷水冲凉又得一场高烧，便又忍住不洗澡，想等到次日去了北部加勒比海边的小城“得拉”再洗。
仔细把脸洗干净，牙也刷了，又将头发梳梳好，辫子结得光光的，这样别人看不出我的秘密。虽然如此，怎么比都觉自己仍是街上最清洁的人。
那一晚，放纵了自己一趟，没有要当地人的食物，去了一家中国饭店，好好吃了一顿。
也是那一晚，做了一个梦，梦中，大巴士——那种叫做青鸟的干净巴士，载了我去了一个棕榈满布的热带海滩，清洁无比的我，在沙上用枯枝画一个人的名字。画着画着，那人从海里升出来了，我狂叫着向海内跑去，他握住了我的双手，真的感到还是湿湿的，不像在梦中。
由“圣彼得稣拉”又转了两趟车，是大型的巴士，也是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挤了坐，也是载了货。它不是梦中的“青鸟”。
“得拉”到了，下车看不到海。车站的人群和小贩也不同于山区小村的居民，他们高瘦而轻佻，不戴大帽子，不骑马，肤色不再是美丽的棕色，大半黑人。房子不再有瓦和泥，一幢幢英国殖民地似的大木头房子占满了城。
过去洪都拉斯的北部是英国人、荷兰人，甚而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水果公司移来的黑人和文化。西班牙人去了内陆，另外的人只是沿海扩张。
一个同样的小国家，那么不同的文化、人种和风景。甚而宗教吧，此地基督教徒也多于天主教了。
那片海滩极窄，海边一家家暗到有如电影院似的餐馆就只放红绿色的小灯，狂叫的美国流行歌曲污染了大自然的宁静，海浪凶恶而来，天下着微雨。
城里一片垃圾，脏不忍睹，可惜了那么多幢美丽的建筑。十几家大规模的弹子房比赛似的放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唉，我快神经衰弱了。
菜单那么贵，食物是粗糙的。旅馆的人当然说没有热水。这都不成问题了，只求整个的城镇不要那么拼命吵闹，便是一切满足了。
夜间的海滩上，我捡了一只垃圾堆里的椰子壳，将它放到海里去。海浪冲了几次，椰子壳总是去了又漂回来。
酒吧里放着那首“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中文改成《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老歌。海潮里，星空下，恰是往事如烟——
我在海边走了长长的路，心里一直在想墨西哥那位小神，想到没有释放自己的其他办法，跑进旅馆冰冷的水龙头下，将自己冲了透湿透湿。
这个哀愁的国家啊！才进入你十多天，你的忧伤怎么重重地感染到了我？
回到首都“得古西加尔巴”来的车程上，一直对自己说，如果去住观光大饭店，付它一次昂贵的价格，交换一两日浴缸和热水的享受，该不是羞耻的事情吧！
可是这不过是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一开始便如此娇弱，那么以后的长程又如何对自己交代呢？毕竟这种平民旅行的生涯，仍是有收获而值得的。
经过路旁边的水果摊，葡萄要三块五毛连比拉一磅，气起来也不肯买。看中一幅好油画，画的就是山区的小泥房和居民，要价四千美金。我对着那个价钱一直笑一直笑，穷人的生活真是那么景色如画吗？
米夏看我又回到原先那家没有热水的旅舍去住，他抗议了，理由是我太自苦。
我没理他，哗哗地打开了公用浴室的冷水，狠狠地冲洗起这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尘埃和疲倦来。
旅舍内关了三整日，写不出一个字。房间换了一间靠里面的，没有窗，再也找不到桌子，坐在地上，稿纸铺在床上写，撕了七八千字，一直怔怔地在回想那一座座鬼域似凄凉的村庄。家徒四壁的泥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神就是爱”，想起来令人只是文字形容不出的辛酸。
可是不敢积功课，不能积功课。写作环境太差，亮度也不够。不肯搬去大旅馆住，也实在太固执。
这儿三日观光饭店连三餐的消费，可能便是山区一贫如洗的居民一年的收入了。
虽说一路分给孩子们的小钱有限，报社经费也丰丰足足，可是一想到那些哀愁的脸，仍是不忍在这儿做如此的浪费。窗外的孩子饿着肚子，我又何忍隔着他们坐在大玻璃内吃牛排？当然，这是妇人之仁，可是我是一个妇人啊！
最后一日要离去洪都拉斯的那个黄昏，我坐在乞儿满街的广场上轻轻地吹口琴。那把小口琴，是在一个赶集的印地安人的山谷里买的，捷克制的，算做此行的纪念吧！
便在那时候，一辆青鸟巴士缓缓地由上街开了过来。
米夏喊着：“快看！一只从来没有搭上的青鸟，奔上去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我苦笑了一下，仍然吹着我的歌。
什么青鸟？这是个青鸟不到的地方！
没有看见什么青鸟呢！
洪都拉斯是一个景色壮丽、人民有礼、安静而有希望的国家。他们也有水准极高的工业、城镇和住宅区。
这篇文字，只是个人旅行的记录，只因所去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地，所处的亦是我所爱好最基层的大众。因此这只代表了部分的洪都拉斯所闻所见，并不能一概而论，特此声明。
这一路来，常常想起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和他的跟随者桑却的故事。
吉诃德在书本中是一位充满幻想，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骑士。他游走四方，凭着一己的意志力，天天与幻想出来的敌人打斗——所谓梦幻骑士也。
桑却没有马骑，坐在一匹驴子上，饿一顿饱一餐地紧紧跟从着他的主人。他照顾主人的一切生活起居，当主人面对妖魔时，也不逃跑，甚至参加战斗，永远不背叛他衷心崇拜的唐·吉诃德。
当然，以上的所谓骑士精神与桑却的忠心护主，都是客气的说法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两个人，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痴人。
此次的旅行小组的成员也只有两个人——米夏与我，因此难免对上面的故事人物产生了联想。
起初将自己派来演吉诃德，将米夏分去扮桑却，就这样上路了。
一个半月的旅程过去了，赫然惊觉，故事人物身份移位，原来做桑却的竟是自己。
米夏语文不通，做桑却的我必须助他处理，不能使主人挨饿受冻，三次酒吧中有什么纠缠，尚得想法赶人走开——小事不可惊动主人。
在这场戏剧中，米夏才是主人吉诃德——只是他不打斗，性情和顺。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身份，沿途便是笑个不休。
当我深夜里在哥斯达黎加的机场向人要钱打公用电话时，米夏坐在行李旁边悠然看杂志。
生平第一次伸手向人乞讨，只因飞机抵达时夜已深了，兑换钱币的地方已经关门，身上只有旅行支票和大额的美金现钞。不得已开口讨零钱，意外地得到一枚铜板，心中非常快乐。
洪都拉斯已经过去了，住在哥国首都圣荷西有热水的旅舍里，反觉恍如梦中。
在洪国时奔波太烈，走断一双凉鞋，走出脚上的水泡和紫血，而心中压着的那份属于洪都拉斯的叹息，却不因为换了国家而消失。
写稿吧！练练笔吧！如果懒散休息，那么旅行终了时，功课积成山高，便是后悔不及了。
一个月来，第一次跟米夏做了工作上的检讨，请他由现在开始，无论是找旅馆、机票、签证或买胶卷、换钱、搭车、看书、游览……都当慢慢接手分担，不可全由我来安排，他的日常西语，也当要加紧念书了。
说完这些话，强迫米夏独自进城办事，自己安静下来，对着稿纸，专心写起沿途的生活记录来。
这一闭关，除了吃饭出去外，摒除万念，什么地方都不去，工作告一段落时，已是在哥斯达黎加整整一周了。
七日中，语文不通的米夏如何在生活，全不干我的事情。
据说圣荷西的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的，米夏却没有什么友谊上的收获。只有一次，被个女疯子穷追不舍，逃回旅馆来求救，被我骂了一顿——不去追美女，反被疯子吓，吓了不知开脱，又给疯子知道了住的地方，不是太老实了吗？
哥斯达黎加号称中美洲的瑞士，首都圣荷西的城中心虽然不能算太繁华，可是市场物资丰富，街道比起洪国来另是一番水准，便是街上走的人吧，气质便又不同了。
这个西邻尼加拉瓜、东接巴拿马、面积五万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和平小国，至今的人口方才两百万人左右。
这儿的教师多于军队，是个有趣的比例。一九四八年时，哥斯达黎加宣布中立，除了一种所谓“国家民防队”的组织维持国内秩序之外，他们没有军防。
据说，当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进占这片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印地安人因为欧洲带过来的传染病，绝大多数都已死亡，因此混血不多，是一个白人成分极高的国家。
东部加勒比海边的里蒙海港地区，因为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引进了大批牙买加的黑人来种植香蕉，因此留下了黑人劳工的后裔，占数却是不多。
哥斯达黎加在一八〇五年由古巴引进了咖啡，政府免费供地，鼓励咖啡的种植。四十年后，它的咖啡已经供应海外市场。又四十年以后，国内铁路贯穿了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两个海港，咖啡的外销，至今成了世上几个大量出口国之一。
在建筑哥国的铁路时，来自中国的苦力，因为黄热病、极坏的待遇和辛苦的工作，死掉了四千人。那是一八九〇年。
那条由圣荷西通到里蒙港的铁路，我至今没有想去一试。
一节一节铁轨被压过的是我们中国人付出的血泪和生命。当年的中国劳工，好似永远是苦难的象征，想起他们，心里总是充满了流泪的冲动。
哥斯达黎加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儿，因为不曾计划深入全国去旅行，因此便算它是一个休息站，没有跑远。
去了两个距首都圣荷西不远的小城和一座火山。沿途一幢幢美丽清洁的独院小平房在碧绿的山坡上怡然安静地林立着，看上去如同卡通片里那些不很实在的乐园，美得如梦。
这儿不是洪都拉斯，打造的大巴士车厢一样叫“青鸟”，而我，很容易就上了一辆。
中美洲躲着的幸福之鸟，原来在这儿。
在哥国，好友的妹妹陈碧瑶和她的先生徐寞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离开台北时，女友细心，将妹夫公司的地址及家中的电话全都写给了我，临行再三叮咛，到了哥国一定要去找这一家亲戚。
只因我的性情很怕见生人，同时又担心加重别人的负担，又为了自己拼命写稿，到了圣荷西一周之后，徐寞夫妇家的电话仍是没有挂过去。
其实自己心里也相当矛盾，徐寞是中兴大学学农的，进过农技队。而今不但是此地一家美国农技公司的大豆推广专家，同时也与好友合作经营自己的农场。他当是一个与自己本性十分相近的人才是。
碧瑶是好友的亲妹妹，十几年前她尚是个小娃娃时便见过的，当然应该拜望。
眼看再过三日便要离此去巴拿马了，偏是情怯，不太肯去麻烦别人，只怕人家殷勤招待，那便令我不安了。
电话终于打了，讷讷地自我介绍，那边徐寞就叫起我三毛来，说是姐姐早来信了，接着碧瑶也在喊，要我过去吃晚饭。巧是他们农场大麦丰收，当天请了许多朋友，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定要一同去吃饭。
晚上徐寞开车亲自来接，连米夏都强邀了一起去，这份情谊，叫人怎么拒绝？
徐寞及碧瑶的家，如果在台北，是千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花园小平房，他们却说是哥国最普通的住宅。
我仍有一些失望，只因徐家不住在农场里。其实孩子上学的家庭，住在偏远的农场上是不方便的，徐家两个可爱的孩子，五岁的小文是双声带，家中讲中文，学校讲西文。可是她的儿童画中的人脸，都是哥斯达黎加味道的。
那个夜晚，遇见了在此定居的中国同胞，其中当然有徐寞农场的合伙好友们。
这些农夫谈吐迷人，修辞深刻切合，一个个有理想、有抱负，对自己的那块土地充满着热爱和希望。
他们称自己的农场是“小农场”，我听听那面积，大约自己走不完那片地就要力竭。
如果不是为了社交礼貌，可能一个晚上的时间都会在追问农场经营的话题上打转。毕竟对人生的追求，在历尽了沧桑之后，还有一份拿不去的情感——那份对于土地的狂爱。我梦中的相思农场啊！
谁喜欢做一个永远飘泊的旅人呢？如果手里有一天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青禾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踏实的心情，对我，便是余生最好的答案了。
徐寞和碧瑶怪我太晚通知，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农场和乡下。最后徐寞又问我，能不能多留几日，与米夏一同下乡去。
我不敢改变行程，只怕这一下乡，终生的命运又要做一次更大的变动。而现实和理想必然是有距离的。更怕自己孤注一掷，硬是从头学起，认真辛苦地去认识土地，将自己交付给它，从此做一个农妇——
徐寞在送米夏和我回旅舍时，谈起他的孩子，他说：“希望将来她也学农！”听了这话，心里深受感动，他个人对土地、对农夫生活的挚爱，在这一句平凡的话里面表露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一代的移民是不同的了！
哥国地广人稀，局势安定，气候温和，人民友善真诚。学农的中国青年，在台湾，可能因为土地有限而昂贵，难以发展。在这儿，如果不怕前十年经营的艰苦，实是可以一试的地方。带着刻苦耐劳不怕吃苦的中国人性格，哥斯达黎加会是一片乐土。
上面这番话，包括了作者十分主观的情感和性向。事实上移民的辛酸和价值，见仁见智，每一个人的机遇又当然是不同了。
光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和前程，能否成功，操在自己手中的那份决心，事实上只有一半的承诺和希望，毕竟大自然也有它的定律在左右着人的命运呢！
圣荷西是一个不满三十万人口的首都，满街中国餐厅，几步便是一个。去了几家，营业都不算太兴旺，价格却是不公平的低廉。想来此地餐馆竞争仍烈，价高了便更不能赚钱。
去了一家中国饭店认识了翁先生。都是宁波人，谈起来分外亲切。那晚没有照菜单上的菜吃，翁先生特别要了“清蒸鱼”给我尝。
这份同胞的情感，没有法子回报。也只有中国人对中国人，不会肯在食物上委屈对方，毕竟我们是一个美食文化的民族。
翁先生来了哥斯达黎加五年，娶了此地的女子为妻。白手成家，年纪却比米夏大不了两三岁。能干的青年，中文程度在谈吐中便见端倪，在见识上亦是广博，分析侨情十分中肯，爱家爱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在异乡又创出一番天地。想想他的年纪，这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又说，这一代的移民，我们华人移民，在哥斯达黎加，是表现杰出的。
与徐寞和碧瑶相见恨晚，他们可爱的大孩子小文，赚去了我的心，另一个因为太小，比较无法沟通。
碧瑶说得一口西班牙文，初来哥国时住在没有水电的农场上，那种苦日子一样承受了下来。而今相夫教子，过得怡然本分，说起农场和将来，亦是深爱她自己选择的人生，这一点，便是敬她。
三日相聚，倒有两日是碧瑶煮菜包饺子给米夏与我吃。
徐家的朋友们，个个友爱，更可贵的是彼此谈得来，性向相近，都是淡泊的人。
本是没有什么离情的异乡，因为每一个人的友谊，使我一再想回哥斯达黎加。
在我的旅程中，哥国是来休息的一站，便真的放松了自己。有时就坐在公园内看人。
一个卖爆米花的潦倒中年人，掮了一个大袋子，就在公园里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兜。默默地看他跑了三四圈，竟没有一笔小生意成交。
最后他坐到我身边的长椅子上来，头低垂着，也不去卖了。
“你怎么不卖给我呢？”我笑着问他。
他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马上打开了袋子，拿出纸口袋来，问我要几块钱一包的。
我不忙接米花，问他今日卖了多少。他突然眼睛湿湿的，说生意不好做。
原来是古巴出来的难民，太太孩子都留在那儿，只等他在异乡有了发展去接他们。
“卖了几个月的爆米花，自己都三餐不济，只想等到签证去美国，可是美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入境，有些早来的古巴人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年了，而我——”
我静静地听着他，看他擦泪又擦泪，那流不干的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无奈、辛酸和乡愁——
“这包米花送给您，在这个异乡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讲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好过些了，请您收下吧！”
他交给我一个小包包，站起来慢慢地走开去了。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还有剩的一沓，忍不住去追他，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不说一句话就跑。后面那个人一直追喊，叫着：“太太！太太！请您回来——”
自己做的事情使我羞耻，因为数目不多，同情别人也要当当心心去做才不伤人。可是金钱还是最现实的东西。第一日抵达哥国时，别人也舍给我过一枚铜板，那么便回报在同样的一个异乡人身上吧！
我是见不得男人流泪的，他们的泪与女人不同。
只因圣荷西是一个在十八世纪末叶方才建造的城市，它确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但是在建筑和情调上便缺少了只有时间才能刻画出来的那份古意盎然。
这儿没有印地安人，亦是不能吸引我的理由之一。哥国太文明了。
走断了一双鞋，在此又买了一双新的，预备走更长的路。
离去时，坐在徐寞的吉普车上，看着晴空如洗的蓝天和绿色的原野，一路想着农场的心事——我会为着另一个理由再回这儿来吗？
上机之前要米夏给徐寞拍照。这一些中国好青年在海外的成就和光荣，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