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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山 我作为外编经常和很多杂志有工作往来，虽然不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挣钱，但我很擅长联合协作的编辑广告企划工作。在广告的编辑工作中动用一些渗透的手段，借此获得自己的表达空间。比如，对“因为著名艺术家某某想出钱改善自己的形象，所以应该去其居住的洛杉矶对他本人进行采访，在杂志上发表专访”这种企划，我都是极力推动。虽然装成编辑的样子，但实际上完全是以为客户服务的广告人心态，想制作出让发行方、广告客户当然还有读者都能满意的广告页面，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技术，我才能单干。所以在文化领域，我的出身有点难以启齿。
上野 20世纪80年代就是那样的年代嘛。企业收益高，广告也很多。在这种环境下文化就像某种邪道，即使收益不高也没关系。甚至说得极端点，就像是拿钱在打水漂。总之，这种反正做的也是对社会派不上用场的事的邪道观念，其中也有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成分吧。
汤山 不只如此，还有对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大牌杂志编辑的逆反心理。
上野 不过，完全没有邪念的文化也太过于正经和清高，就变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说到这里我还想问，企业不只会和杂志合作，还会举办一些冠名活动对吧？比如麒麟、三得利、资生堂这些对文化非常关注的企业，都会有用于文化事业的资金。那时候，如果有那种赚“黑心钱”的企业说要给你钱，你会觉得不管钱是哪儿来的都好，收下这笔钱吗？
汤山 文化的事还真不好说啊……我又要提起我父亲了，他创作的一首曲子偶然赚了钱，他为此很骄傲。他说就算不去什么大学里当教授，只要有人买自己写的曲子，也一样能生活。他发现了面向儿童的钢琴曲、童谣和合唱歌曲这个空白市场，并在这个领域大获成功。虽然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赚钱，但也要背负在古典乐界不受待见的压力。要说为什么，那些非商业的前卫的作曲家，都会接到交响曲的作曲委托，我父亲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上野 所以他内心就有点扭曲了。
汤山 没错。所以我内心深处认为那种“再怎么狼狈也要赚钱让你们看看”的姿态很帅气。没想到在我这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女人的身体里，竟然还住着一个战后建筑公司的老头子。这么一想，如果我比现在更位高权重，有用东电提供的资金开音乐节的机会的话，我能不能拒绝得了呢？大概这也是我对“3·11”以后的种种状况感到厌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