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一间自己的房间》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深刻地影响了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有趣的是，鲜有其他具有“女性主义宣传”性质的作品能散发出如此持久的魅力，不仅受到女性主义者们的青睐，时常被用作女性主义思想的入门教材，即便是在普通读者中，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流行度。这种“名气”显然得益于它独特的文学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时代的一位评论家曾把它描述为“盛开的杏树”，美且具有一种诱惑力。的确，这部作品中不仅处处弥漫着对文学典故和文学作品直接或间接的引用，而且摒弃了政论文直面现实的写作方式。它打破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采用了小说式的叙事方式，虚构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斯·莎士比亚，伍尔夫甚至把自己虚构成了故事的叙述者玛丽·比顿、玛丽·西顿或玛丽·卡迈克尔，以至于时至今日，依然有读者或者评论者用“小说”来指称这部作品。毫无疑问，作为伍尔夫发表的第一篇女性主义的战斗檄文，《一间自己的房间》具有“反常的”可读性与亲和力，不仅语言优美，甚至带有些许与文中所讨论主题的严肃性似乎不相协调的戏谑、幽默、俏皮。在出版前，伍尔夫甚至担心这部作品“不会被严肃对待”，同时也担心作品中“刺耳的女性特有的腔调”会遭到反感。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1929年10月24日，《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并迅速成为热销书，在短短六个月之内就销售了22000本，伍尔夫本人也对这种史无前例的销售速度感到惊讶，在12月的日记中，她自豪地宣称，“我们明年的收入目标已经提前完成了”。或许在这一刻，她才真正体验到了写作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安全感，要知道此时的伍尔夫已经是位成熟的、有名气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她的书架上摆放着自己已经出版的六部小说，包括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之作的《达洛维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

文学性的外表并没有削弱《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政治基调，相反，她提出的那句铿锵有力、简洁凝练的主张——“女性，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已经成为女性争取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有力的口号。虽然自出版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之内，女性运动也历经起起落落，几番改弦易辙，在并不总是朝着正确方向的道路上彳亍而行，然而《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主义思想经典文本的地位从未被撼动过，它的影响力随着大众性别意识的崛起呈蔓延之势，并借由各种不同的媒介，从专业的学术领域向流行文化领域延伸。作品的标题本身似乎也汇入了现代文化词语之中，人们喜欢对其进行仿拟，把“房间”置换成“生活”“追求”“文学”等等，然而伍尔夫所使用的原初意象仍然具有最为强大的感染力。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牛津英语词典》收入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词条，把它界定为“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或地方，是象征独立、私密、自主等的一个符号”。这显然是在向伍尔夫致意，然而把“房间”当作是意义明确、内涵统一的意象，又或者把《一间自己的房间》看作连贯统一、毫无争议的文本，显然都是不可取的。在女性主义运动和LGBT等运动的洗礼下，书中的某些潜在的话语已经浮上水面被公然地讨论，比如当提到“克洛伊喜欢奥利维亚”这句话所暗示的女性同性恋时，伍尔夫还需要带着几分神秘来警告她的读者：“不要惊吓。不要脸红。不妨让我们私下承认，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圈子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女人的确会喜欢女人。”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揭示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遭受的结构性压迫，她如何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教育、就业、经济独立、从事写作和艺术创作的机会，也早已成了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共识。因而，《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意义仿佛已经一目了然，写此“前言”似乎也显得多此一举，且有狗尾续貂之嫌了。然而，细想之下，我们对《一间自己的房间》仍然有诸多需要发问之处，比如最明显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房间”而不是别的什么空间？既然伍尔夫强调女性写作，为什么不是“书房”这个听起来更权威、更私密、更带有精神维度的空间？为什么伍尔夫要如此强调写作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很确定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拥有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都喜欢写作，反之亦然，那么伍尔夫做出这个结论是否带有个人的偏见？21世纪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赢得了经济独立，获得一间房间甚至是一套自己的公寓都不再是妄念，那么《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出的主张还有现实意义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无疑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一间自己的房间》“旅行”到中国之后，意义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一方面要回到历史的现场，重新审视伍尔夫与当时各种社会话语之间的博弈、对话，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她独特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她的思想和观点。

《一间自己的房间》带有深刻的个人烙印。1882年，伍尔夫出生于伦敦南肯辛顿的海德公园门22号一栋典型的维多利亚住宅之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是《国家传记辞典》的编辑，母亲朱莉亚·斯蒂芬，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屋中天使”。由于父母双方都是丧偶之后再婚，所以在之前的婚姻中也各自有子女。因此，在这座“高、窄、暗”的维多利亚住房中一共住着斯蒂芬夫妇，他们的八个孩子，以及六七个仆人。每个房间不仅空间狭小，而且形状奇特。在维多利亚时代，“客厅”是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女性空间，也是中产阶级女性建立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空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主要建筑家之一罗伯特·克尔就把它称为“淑女的房间”。同时，这也是家庭接待客人的地方，这意味着在这个空间里，女性的行为要受到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约束。关于维多利亚客厅的记忆，成了伍尔夫与维多利亚性别规约进行斗争的核心意象，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当伍尔夫在自传《往事素描》中回顾她和姐姐瓦妮莎在海德公园门22号的那栋维多利亚住宅中的生活时，这样描述她们在客厅中的“双重”生活：

从10点到1点我们逃开维多利亚社会的压力。瓦妮莎……绘画……而在这三小时内我会读书，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拼写希腊文……到了下午一切开始改变。4:30左右维多利亚社会开始施加压力。那时，我们就必须“在家”。因为在5点钟，父亲必须喝茶。而我们也必须穿得体面些、整洁些，因为格林夫人要来；H.沃德夫人要来；或弗洛伦斯·比肖普要来；或是C.B.克拉克；或是……我们不得不坐在桌子旁，要么是她要么是我，穿着体面，百无聊赖，随时准备聊天。这形成了我们现在都还在使用的“礼仪”。……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寒暄；……而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维多利亚的礼仪之下。

当斯蒂芬家的男孩都遵循着相同的教育模式——先读公学、后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女孩只能在父亲的指导下零散地自学、阅读，在客厅中接受着茶桌礼仪的训练。伍尔夫一直为没能接受系统的教育而耿耿于怀，她同时意识到客厅的训练不仅仅是行为的规训，而是深刻地、不易觉察地影响着女性的思维方式。在《存在的瞬间》中，她反思道：“当我重读《普通读者》旧文，我在那里发现了它。”她把自己文章中的“文雅”“礼貌”“含蓄”都归咎于这种客厅的训练。不难理解，从创作生涯伊始，寻求一个能够摆脱性别规约的束缚、获得一种心灵自由的空间，一直是伍尔夫作品的主题之一。在第一部小说《远航》中，她就把女主人公蕾切尔被送到了南美殖民地上，慷慨地赋予她一间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房间，“一个城堡，一个庇护所”，在这一空间里，她可以摆脱在英国住宅中两位姑母对她所进行的客厅的训练，不受干扰地读书、思考，专注于自我发展，使她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体验日常生活。伍尔夫几乎是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由阅读所产生的瞬间领悟：“而生活，那是什么？它不过是一束光，掠过表面就消失不见，就像她最终也会消失。”可见，一个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规约限制的空间，对女性教育、认知和身份建构意义非凡，然而，此时的蕾切尔或者伍尔夫，还没有找到拥有这一空间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所在，直到《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才赋予了这一切意义——写作。

在书中第二章，伍尔夫把场景设定在伦敦，在这章伊始，她鼓励读者想象这么一个房间：“一个跟成千上万个房间类似的房间，从房间的窗户眺望，越过人们戴的帽子，街上跑着的小货车和汽车，就能看到对面的窗户，而在房间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空白的纸，上边用大大的字体写着‘女性和小说’，再没别的内容。”换言之，这个房间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的意义取决于居住者在其间是否可以自由地、自主地支配这一空间，不受干扰地专注于自己的活动。接下来，在大英博物馆的探索无功而返之后，我们再次被引入到这个坐落于狭窄的街道上的空间之中，此时，这一方空间成了她探索历史上的女性生活状况的场所。虽然伍尔夫没有直接描写房间的样貌和布局，但我们可以猜测的是，房间里放置了许多书架，而书架上也摆满了各种历史书和文学作品，包括女性书写的作品。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第一章里，急切想去牛桥那所著名的图书馆去探索的“我”被学监拦住，并被告知“女士必须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者要有一封引荐信，方可进入馆中”，而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我”想要查询的女性生活的境况也无从入手，因为没有记载，与这两个象征着“知识和男性权威”的空间相比，“我”的房间似乎更能满足探索的需要。可见，虽然被男性空间排斥和边缘化，但伍尔夫并不想建构一个与父权制结构相对应的“母权制”结构，不想调用与男性的“书房”相对应的女性的书房这一空间，因为她敏锐地洞察到，两者实际上遵循的是同样的排他原则，建立起来的也是同样的权力结构。

因而，伍尔夫笔下的房间更为开放，它与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住的这条狭窄的街道上，家庭生活占据了上风。房屋粉刷工正从梯子上爬下来；保姆们正小心翼翼地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赶着去吃茶点；运煤工人正把空空的麻袋折叠好，一个个码放起来；果蔬店的老板娘正在用戴着红色连指手套的手，计算着一天的进账。”这些“寻常景象”，也是她继续思考女性与小说这一主题的灵感所在。而在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之后，“我”就可以轻易地从这样的外部世界隐退，陷入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之中。朱迪斯·莎士比亚就是在这里被建构出来，也是在这里完成了对女性书写历史的梳理。可见这样的“房间”与作为家庭空间的房间或者维系利益时代的客厅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对“房间”这一意象的调用，使伍尔夫与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巨大差别。从19世纪末开始，家庭空间越来越成为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障碍和束缚，因而无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都以“冲出封闭的空间”作为起点。相应地，以现代女性为主体的小说叙事中，逃离“父亲的住宅”已经成了女性力图建构自己身份的重要象征。伍尔夫虽然批判维多利亚社会所建构的“淑女的客厅”这种性别政治话语，但她并不像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家那样，把对女性命运的探讨聚焦于她们如何进入公共空间；相反，她对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一直心怀警惕。在她看来，公共领域的规则是由男性制定的，因而进入职场的女性往往需要遵守或服从这些男性规则和价值观，不一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摆脱现有权力结构的规训和控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价值。

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再回到“房间”这个意象大约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伍尔夫的用意所在。比起逃离家庭空间，伍尔夫更愿意重新思考、重新评估家庭空间的价值，与当时占主流的女性主义话语不同，伍尔夫并没有把家庭空间与女性创造力对立起来，相反，漫长时期的家庭生活的累积，让女性的创造力无比充盈。她写道：“好几百万年以来，女性一直坐在房间内，因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墙壁都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事实上，用于修建这些墙壁的砖头、灰泥早已不堪重负，这股力量不得不把自己应用在写作、画画、商业和政治等方面。但女性创造力与男性创造力极为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这种创造力被抑制或浪费，那都将是无比可惜的，因为它是经过几个世纪最严格的规训后才获得的，是无可取代的。”女性的写作是这种创造力无法抑制的“外溢”，而这种写作也必须要能表达女性独特的体验和生活，否则也将是万分遗憾的。伍尔夫的“房间”，不仅仅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注意到的那样，是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结合，更是一个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社会空间，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物。相比较于“住宅”或者“屋子”，“房间”显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它打破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同时又保留了某种私密性和内在性，与日常的家庭空间有某种关联，但却暗示着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

伍尔夫不仅鼓励女性书写关注日常生活，也鼓励她们尝试各种不同的创作题材：“我请求你们去写各种各样的书，尽情尝试各种主题，不论它有多么琐碎，又或者是多么宏大。……我绝不会把你们限制在小说领域。如果你们想要让我喜欢，让成千上万个像我一样的人喜欢，你们就会去写游记、历险记，写研究著作和学术专著，写历史书和传记，写批评、哲学和科学著作。”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就一反传统，极为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为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屑描写的食物。实际上，在自己被称为现代主义代表作的《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伍尔夫都对食物进行过细致的描写，以此突破现实主义传统所谓的“合法”主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到灯塔去》中那道“法式煨牛肉”，福斯特不无羡慕地指出，伍尔夫对食物的描写是最动人的，整个晚餐“被赋予了一种情感、诗意和优雅”。可见，伍尔夫鼓励的并不仅仅是女性写作，而是要敢于进行写作创新，把这种创新与真实地表达自我、成为自我和过一种更为“生机勃勃的生活”密切关联。正如从海德公园门22号搬到布鲁姆斯伯里时，伍尔夫（当时还是弗吉尼亚·斯蒂芬）深切地感受到空间的迁移所带来的自由感，以至于在三十多年之后她还能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写道：“我们充满了实验和改革的冲动。我们打算不再使用餐巾……我们打算画画，写作；晚饭后将喝咖啡，而不是在九点钟喝茶。一切都将是新的，一切都将是不同的。一切都在试验中。”“房间”不再是象征着性别规约、禁锢女性意识的“牢笼”，而是一个可以重新想象和建构个体性的场所，在这个新的房间中，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写作成为可能。1928年，伍尔夫似乎依然心有余悸地在日记中写道：“父亲的生日。他活着的话，今天会是96岁……幸运的是，他已不在。他如果活着，我的生命就会被完全终结……没有写作，没有书，完全无法想象。写作之于伍尔夫的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女性书写进入社会话语之中，就会形成对一股力量，来对抗书中X教授对女性带有偏见的定论——“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以及身体上都比男性低劣”。对女性的表征会从另一个视角被大大丰富，而不再只是任由男性书写的沉默存在。

当然，我们不难理解伍尔夫赋予女性书写的重要性和自主性，但女性写作是否如她所说，必须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实际上，这是作品最明显的矛盾和悖论之处。伍尔夫在阐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列举了奥斯丁、勃朗特作为例子，但她们都是在共用的客厅里写作，也都是在贫困中写作，且都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即便是比她们更早一些的贝恩夫人，也是遭遇了种种人生不幸之后，才不得不依靠写作谋生，显然逆境也可以是成为女性写作的推动力，这与伍尔夫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出入。假如我们硬要为伍尔夫的逻辑辩护，大概可以说，她是有意把女性的贫困放入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揭示女性如何被系统性地、结构性地排除在经济、法律、财产等制度之外。在伍尔夫创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时，英国女性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也大大增多，这为她继续思考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起点。房间和金钱的理念或许就是对这一新的语境的直接回应。伍尔夫提出的更像是一种可能性：选择我们想要写作的自由，或者一种当我们需要写作时就可以写作的自由。然而，这样明显的悖论，伍尔夫自然也能意识到，但并未试图换成更为贴合结论的例子，这大概也说明了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开始就提出的思路并非戏言：“我将尽我所能，向你们展现我有关房间和金钱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会在你们面前尽可能完整地、毫无保留地呈现一连串思考过程，看看它是如何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或许，如果我把隐藏在上述说法背后的观念和偏见揭示出来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它们与女性有些关联，与小说也有些关联。”换言之，相较于得出一个毋庸置疑、近乎真理的结论，伍尔夫认为思考的过程更重要。但揭示思考过程本身就带有一种风险，它会激发读者一起思考，或许会赞同也或许会反对作者自己所推导出的结论。或许，伍尔夫的意图本就在此。

因而，伍尔夫提出女性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才能进行写作这一观点，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见证了空间意识的转变及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然而当代女性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提高，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已经不再是妄想，那么，《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出的论点是否已经变得空洞无意义了？或许，我们可以从伍尔夫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找到一些线索。《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后，伍尔夫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美国读者的信令人印象深刻。在这封标注为1930年1月12日的信中，这位美国读者介绍自己是一个英国历史专业的学生，有博士学位，丈夫也是学者，她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表面上看起来，她似乎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成功建立起平衡，但她仍时不时地发现自己的人生观被“一种叛逆的感觉”所破坏，而且她承认当她一天待在大学里，而孩子们感冒时，她会感到内疚。这显然揭示了女性对教育的追求与母亲身份和家庭事务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而现代社会的女性知识分子或者任何一位有职业、有家庭的女性，对这种感觉都不会陌生。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是否说明，女性在心理上仍旧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真实的障碍，阻碍她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还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到现在已经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在本质上，伍尔夫所批判的父权制社会的结构仍旧没有改变，依旧是一个对女性的自我实现没那么友好、依旧把家庭事务和抚养孩子看作是女性天然属性的社会结构？新近崛起的新女性主义明确倡导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它鼓励女性写作，为了女性写作，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因而兜兜转转之后，女性主义似乎又部分地回归到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提出的女性主义理念。

那么，我们所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一间自己的房间》“旅行”到中国之后，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这部作品之于中国读者的意义在哪里？答案是肯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一间自己的房间》就吸引着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读者来说，伍尔夫提出的钱和房间是女性写作的条件这一论点很容易引起共鸣，实际上伍尔夫本人也受到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认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思想。有趣的是，在西方思想的阐释视域中，“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被批评为逃避主义，要么被认为是取消性别差异的极端主义，尤其是把这一概念与伍尔夫在文中提出的另一个主张，即“女性应该像女性一样写作”，并置在一起时，其中的矛盾冲突几乎无法破解。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合和思想，却可以近乎完美地解释“雌雄同体”这个概念。正如李银河指出的，阴阳合和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更加注重性别和谐，反对性别对立，主张承认女性的特殊性和性别差异，重新建立自然平衡，反对将性别差异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相反，细致的劳动分工，能够在两性之间产生更强的依赖性，从而推动两性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因而，“两性虽然具有生理上的区别，但关系是和谐互补的”（李银河）。这也是为什么《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雌雄同体”概念能够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这种莫名的契合，也揭示了中国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性别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思考和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也必定有所差异。然而，无论中西，女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争取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最终达到两性的和谐发展。当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把女性要作为女性写作和“雌雄同体”的概念相提并论时，她或许已经在暗示、在期待，性别不应该成为任何一个个体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障碍。

最后，我想表达一下感谢。感谢姚燚编辑联系到我并给予我信任，让我在研究了十多年伍尔夫之后，能够有机会把她的文字转化成我的母语。感谢本书责编唐洋洋，她的专业、耐心、热忱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也感谢她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在此，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位亦师亦友的英国朋友Helen，是她的帮助让我能够拨开一些语言的迷雾，并尽力以最准确的中文来传递伍尔夫深邃的思想。

谷婷婷
202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