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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州子有这么一个地方，在城的中央，大马路到了这里就贴着它的身边溜了过去。有着高高的围墙，里面是茂密的树林，有香樟树，秋枫，梧桐，还有长得有点难看的苦栎子，歪嘴的鸭脖子树，也有飘着香的桂花夹竹桃，这些都是洞庭湘北的树种，从小就让人认识。
这些树生长在一起有着森林的气势，空气清新，上空飞着一伴伴的鸟群，八哥，白头翁，金丝百灵鸟，这也是湘北常见的鸟类，麻雀就在树林边上叽叽喳喳。
树林子遮掩着一些三，四层高的小楼房，都是用上等红砖砌的，屋顶上盖着波浪形的红色瓦片，是林子里的红房子。房子里的地面铺着一种小的细碎榉木地板，虽有一层亮的油脂，也呈现一种年代久远的粗糙，不是那么光滑。窗户配着浅蓝色的窗帘，天花顶上有着纸草纹样的饰线，罗马的样式，与围墙外青砖黑瓦的街巷有着不一样的气氛，显得一种洋气。
要是看到石头的雕像，流水的喷泉就是欧式小洋房了，这应该是以前城里有钱人的杰作，或是留过洋的资本家在外面见到的世界。
树林中间有很大一片开阔的地方，天空蔚蓝，白云在上面飘悠，一条铺着细碎白石子小路从西去往东边的低地，那里有一个大池塘。池塘里盛开着粉红的荷花，好看的花朵在翠绿的叶片中随风摇曳。花瓣撒落在水面上，被风吹着打转转，说不定上面还骑着亮闪闪的小虫金龟子。
池塘的中央是一个木制的八角亭，也还精巧，刷着国漆的亭子倒映在池水里红红的一片。亭子的周边别费匠心做了一圈美人靠，弯弯的像花瓣一样朝外张开着，等待小朋友们过来。
我，伍平，同同，卓卓，星星，一群森林大院的小兄弟们，还有后面跟着跑得动或刚学会走的，穿着开裆裤摇着手的小天荒从红房子里浩浩荡荡走出来，在墙边捉绿头蜻蜓，爬到树干上抓铁姑牛，用树枝树叶搭小猫小兔的房子，开始童年的作业。
你看不到后面有阿姨大人，都是小朋友们自己闹腾，这是一个自由自在春天的乐园。星星是我的好朋友，头发有一点卷，他总是在我的身旁。他发现了树上有一窝小鸟，奋力地向它爬了上去，我们在下面张大着嘴，看着星星从树上滚了下来掉在草地上，哭得鼻子红红的，小鸟在上面雀跃。
玩累了，小朋友们便顺着白碎石子路的指引往池塘八角亭挪去，趴在亭子里躺在美人靠上，看着水面上的甲虫绕圈子。青蛙蹲在荷叶上，鱼儿慢慢游，蜻蜓蝴蝶在眼前飞来飞去，眼花缭乱。
伍平发现了荷叶中藏着一个胀鼓着的莲蓬，眼睛放起光来，就站在美人靠的尖尖上去拨弄，扑通一声就掉到池水里了，大家看着他在池水里扑腾挣扎，只会哭喊。伍平被跑过来的叔叔抱上来时，肚子胀得像一个皮鼓，张开嘴就喷了我和同同一脸。伍平瘫在草地上对着蓝天，像一条可怜的小灰狗。
有时，小朋友们就跟在伍平的后面，摇晃着队伍去红楼办公室里集体找妈妈，一个个在松软的沙发上蹦极，木地板上打滚，没有顾忌地狂呼乱喊。胆子大的还去拍办公室一张张高大的门，通讯员小叔跑过来提着伍平和我的耳朵，问是哪一只手拍的，还打屁股呢。
树林子里有一个房子是大院的饭堂，人们都在里面一日三餐，有的人吃大灶，有的吃小灶。早上，父母抱着我和妹妹还有保姆去吃小灶食堂。铺着餐巾布的桌面上，瓷盘里盛着白面的包子，馒头，花卷，还有牛奶，豆浆。旁边放了一些玻璃纸包着的漂亮糖果，我的牙就是那时被蛀坏了。
从那时起我就经常捂着牙蹲在地面上喊痛，母亲不知从哪弄来的草药，黑黑的糊在我嘴巴里，成了大院有名的乌鸦嘴。牛奶是郊外农场送过来的，郊外的农场专门为小朋友们养了二头花奶牛。
我，伍平，同同，卓卓，星星，森林大院的小朋友多呢！大都是五十年代前后从洞庭湖的大水中划过来的水仔，听人说那年好大的水呀！百年也难得一遇。铺天盖地的大洪水拥过来，纷纷倒垸子，把湖区方圆几百里都变成泽国，唯一留下了北州子城所在的湖新大垸漂在汪洋中，让我们来到这世上。
伍平比我大半岁，同卓不同月份，星星和我妹一样小一岁。
父母大人们在红房子的办公室里忙着神圣的工作，他们都是北州子解放之际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他们在改朝换代血与火的年代里结下了战斗友情，同学与同学，或与南下的部队北方人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他们都是学生出身，有的读完初中，高中，师范，在遍地大字不识文盲成堆的年代，是北州子最为可贵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一般都出身于有钱人家，多少有一些田亩家财，没有钱怎么交学费读书呢？
北州子城在民国手里解放了，大街上敲锣打鼓万象更新，挂着新政府的招牌和横幅标语，招干部培训班的学员，读了书的学生知识分子们争相报名。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的，一期，二期，三期，短短一个月就招了五期学员。
这是北州子城历史上千载难逢参加工作，当上国家干部的好机会，他们幸运地把握好了。学员一经半个月的培训，学习了政府的方针政策，治国方略，武装了头脑就成了响当当的国家干部，就毕业了。随即派往北州子下面的各区，乡发动群众开展访贫问苦减租减息，剿匪征粮，各项工作。
工作没有薪水，报酬是每个月为多少斤大米。全国刚解放结束战乱，旧中国是一个长期经济萧条基础薄弱的大烂摊子，政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直到55年才实行薪金制。看来父母薪金制后俸禄还可以，食堂的大，中，小灶都是自然组合，愿意出多少钱就吃什么灶。
下乡工作充满了风险，脑袋得时时别在裤腰带上。一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不法地主，反动会道门教派帮会，时不时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暴动，反攻倒算颠覆新生的政权。老蒋八百万军队都不堪一击，躲在海上台岛苟延残喘，他们还幻想老蒋卷土重来，一些乡民也不明就里裹在其中作乱。
学员干部们也就是平叛土匪的战士，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战士服，要学会放枪扔手榴弹，携带武器配合驻军与匪徒战场上见。有学员干部为新中国冲锋陷阵献出年轻的生命，战斗失利，有的被匪徒抓着严刑拷打踩在湖区水田里，成为光荣的烈士。
干部培训班五期以后，政府招募的大门就关上了，北州子城大规模的招聘干部参加工作的历史机遇就再也没有了，读完初高中的知识分子们除了考大学，都只能在街道就业自谋生路。过了好几年，大街上才再出现招募干部的告示，是由妇联，青委招十六岁以上未婚女青年，著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去新疆支边的女干部。
这是城里招工招干最后的机会，一批有文化的女青年以干部，军人的身份响应政府的号召远去千里上天山，与戍边的部队一道守卫祖国边疆，开荒种地建设边疆。星星的二个小姨，同同的姑就是那时去了新疆。
我的母亲解放那年刚从北州子女子学校毕业，一心向往省会长沙的裕香纱厂，想当一名大城市的纺纱女，在车间里看管那数不清的纱锭。纱厂女工是她人生最初的美好理想。
她一个人坐船去往长沙，在纱厂的街头门前踯躅，那时长沙还没解放，省城的程潜，陈明仁将军还在暗地里酝酿起义，兵荒马乱的街头找不到熟人为母亲担保，有亲戚也不敢贸然出面，母亲只好痛苦地去了当纱厂女工的人生理想，打道回湘北的家。
母亲回到解放了的北州子感受到城里的新气象，她的同学闺蜜们都纷纷报名参加了干训班，母亲赶忙去高裕和巷子街头报名，在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天，参加了第三期干训班，赶上了历史潮流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一名光荣的建国干部。
四九年十月一日啊是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大喜日子，举国欢庆。那一天的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礼炮，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唱着庄严的国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东方红，太阳升，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东方，伟大的领袖宣告共和国正式成立。
旧中国在那一天就烟消云散了，恢宏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从此结束晚清民国丧权辱国被欺压的历史。近代被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殖民瓜分，军阀混战，小日本侵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抗战胜利打败蒋家王朝，推翻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母亲在这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中，成为一名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幸运的。母亲比起那些还待在家里观望时局的姐妹，犹豫着要不要去社会上抛头露面，打破三从四德去参加政府工作要勇敢前卫多了。母亲自己的姐，也是女校毕业，由于身边带着孩子冲不破家庭的阻拦，失去了参加工作的宝贵机会，一辈子在乡下当农妇。
母亲刚参加工作时，剪着短发，穿着政府发的军装，戴着没有帽徽的军帽扎着皮带，完全一副女军人的模样。她干部培训一结束，就提着一把小板凳，跟着来接她们的区长去乡下工作了。她们走到哪儿就坐在围成一圈的老百姓中间，访贫问苦开展工作，斗争地主恶霸，开展土地革命。
母亲在乡下四区八百塘工作，与土匪叛乱的三区暴动只隔着一条河，可时常听到那边传来的枪声。几年下来，母亲在四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区妇女主任。工作之余，注意身边发生的新生事物，把它们写成报道发往北州子湖滨日报社，有一篇文章还被采用登在省城日报上。上级就把母亲从乡下调到北州子县委办公室上班，专职写文章通讯。母亲带着自己的小板凳到县府报到了。
父亲比母亲还要早一些参加工作，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解放军以雷霆之力挥师南下所向披靡，横扫国民党残余建立新的政权，前瞻性地在行军途中跑步预先搭建各级地方政府班子，相隔千里连门卫厨师都安排好了。父亲以年轻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组建的名单上。
城市一解放，解放军移交新的政府班子马上开展工作，那是一个听着冲锋号与时间赛跑建立伟大国家，可歌可泣的火热年代。
父亲那时刚从北州子师范学校毕业，就在地下党的推荐下上了进步青年的花名册，与他几位同学一道作为当地的年轻知识分子，成为政府新生干部组建培养对象。他的同学就有伍平的爸，还有同同，星星卓卓的爸。
北州子新中国成立前夜，父亲他们就跟着地下党忙开了，冒着生命危险迎接攻城的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后就直接在县府办公室上班，跟着那些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人老领导历练，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干部。
父亲，伍平的爸伍叔，同同的爸梁叔，还有卓卓星星的爸，他们都是师范学校同窗好友。父亲是那一届学生会主席，伍叔，梁叔，星星的爸都是学生会的干事，他们都是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好青年，以学生背景知识分子人选一道进入政府部门，接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考验与磨炼。
父亲在北州子县委办，伍平的爸在县报社，同同的爸在县人委会。卓星星爸在公安局和农村部，都在北州子的上层建筑发挥着自己的才干。
他们意气风发活力十足，顶着知识分子的帽子朝气蓬勃地忘我工作，与那些出生入死打下江山来自北方的军人干部，那些久经考验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走过来的老革命，老领导们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助手秘书，机关里的学生军，熟悉地方民情风俗的本地干部，组成有力的政府工作班子。
政府发动一系列肃反镇反，围剿土匪，清算地主恶霸开展土地革命，迅速调动了老百姓安心生产的积极性。乡村先后组织起来成立初级社，高级社至大集体的人民公社。城市里的企业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解决就业完善治理，资本家退出拿合营后的利息。
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秩序，创建一个历史上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社会。乡村人民公社化，城市国有加公私合营，大集体小集体人人有事做有工作，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共同富裕之路。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特别在土匪大规模叛乱，镇压反革命，乡村土地改革运动第一线中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锻炼，逐渐成为县府里靠得住可信赖，有工作经验有作为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
我和伍平，同同，卓卓，星星，在森林大院里光着屁股玩得昏天黑地时，父亲穿着干部服，剃着小分头，上衣口袋插着一支解放牌钢笔，成了北州子政府办主任，伍平的爸是湖滨报社社长，同同的爸为人委办主任，卓卓的爸是公安局副局长，还有星星的爸在农村部都成为管理一方的领导。他们代表着一代学生军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历练，蜕变为有经验的党所需要的重要干部，成为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
他们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党的崇高理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而努力工作。放眼未来，对自己的人生前途充满着自信与希望。
母亲调到县委办时，她的同学闺蜜们都先后找对象成家了，连与母亲走得近的王阿姨，都傲不过潮流找了一位北方来的干部，北州子的一个局长登记结婚了。母亲不愿找曾经结过婚的北方人，下班了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形单影只，看着楼下的球场发愣。
她发现球场上跑来跑去的人堆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她办公室的上司。他们工作在一起，彼此了解都没有对象便很快地走到了一起，二个铺盖一放，剪了个喜字贴在窗上，县长主持证婚，二个年轻人就在森林大院的红房子里成家了。
大院静翳，晚风习习，父亲和母亲把我和妹，一人一个竹铺地从房子里抬到大树下阴凉，他们在旁摇着竹扇子让我们入睡。我躺在竹铺上望着星空，寻找着在星云中时隐时现行走的流星，它们有的划出一道光，消失在茫茫夜空里。
母亲在一旁拉起了她从上海邮寄过来的一个漂亮手风琴，轻轻地在我们耳边歌唱：“百灵鸟呀！天上飞，秋水长，芦苇黄……”
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和阿姨抱着我和妹说出去逛街。这是第一次走出大院去到墙外的世界。四周黑咕隆咚的，出了大院，街面的灯柱上高挂着的煤气灯照耀着五十年代的夜空，街头尽是来来往往黑黑的人群，无数的土狗子，地蝼蛄在灯光下，人们的头顶上乱舞。
我们走进一家商店，泥巴糊的墙面散发着泥土的芳香，煤气灯挂着，灯光让所有的陌生人显得单薄，面目狰狞。
清晨，阳光照在家的窗台上，白头翁，麻雀在树林子里跳跃，把人从睡梦中吵醒。我睁开眼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房子里，房子显得十分凌乱，地面上也丢得乱七八糟。母亲把一些衣物塞到一口皮箱里，她站到床上把我头顶上的蚊帐拆下来卷在一根竹竿上，然后一手提着皮箱，一把抓着我的手，一言不发地拽着我朝门外走去。
森林大院安静极了，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四处观望想看到伍平，同同他们，平时我们都在太阳下的红墙边玩开了。我被母亲拽着走过草地树林子，白色的小石子路在眼前闪耀，看得见远处的荷花池和八角亭。
母亲面孔刻板严肃得吓人，一大早的还没有说一句话呢！她只顾着朝前走着似乎要急急地离开大院。前面是院门口了，开阔的大门广场上也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门卫伯伯远远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走过。
母亲和我走出了院门，门前横着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路的对面是一线高低的平房，只有稀疏的几个行人。一部大马车跑了过去，马匹系着的铃铛发出金属清脆的铃声，扬起一片尘土。
母亲带着我沿着门外高墙下的人行道走去，我感到事情不对头，这是要离开森林大院的节奏，我扯着蚊帐的一角忍不住问道，“妈，我们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我边说边昂起头大声地对着母亲喊到，“我要伍平，同星星他们。”
母亲丝毫不搭理也不停下脚步，我开始大声地哭了起来，抓着蚊帐不愿这样的离去。我赶着母亲的步子想到她的前面拦住她，母亲才不理会，提着皮箱夹着蚊帐一脸的阴沉。高墙下，我绝望地边走边大声地哀嚎，“我要伍平，同同，卓卓他们。”
我沮丧到了极点，不知穿过了多少街巷，一直走到一片黑瓦屋前才停了下来，一个留着山羊胡须，穿着长袍的老人站在巷口上，母亲把我交到他的手里，要我喊一声老外公转身就走了。老人冰凉的手紧抓着我，我挣扎着回过头来大声地喊着，“我要妈妈”。
就这样，远古时期，大清早的被母亲拽着哭闹着离开了我的天堂森林大院，再也见不到儿时的朋友伍平，同同，卓卓，星星他们了。只能在小巷尘世仰望着那块城中圣地，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在哪里。我的堕落是滑铁卢黑暗的中世纪，像黑夜的街市里来来往往的人，无数的土狗子地蝼蛄，在我的头顶上飞舞，面目狰狞。
我完全的不知那一时刻发生了什么？父亲母亲，小妹，带我们的阿姨都不见了，小巷深处只有老外公在身边。北州子城五十年代末突然袭来的一场狂风骤雨，运动，父亲母亲成了牺牲品，阶下囚。
政府要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事情起了变化，资产阶级在猖狂进攻，父亲一个党的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不知说了一些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成了运动残酷斗争的靶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帽子大得吓人，被打成北州子城的老右。
以前的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是那些不法地主反动的资本家，暗藏的特务不死心的反革命，那是敌人坏人。这下好了，父亲被贴上老右的标签，一个在台上作报告发动群众与敌人作斗争的革命干部，自己人，一夜之间被反右扩大化戴着手铐押到台上成了敌人。
父亲与伍叔，梁叔，星星卓卓的爸，他们这同学好友，一同参加工作的同事们都成了所谓不同政见的老右，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从政府办公室里揪出来押上城南的人民会堂，脚镣手铐地成了排在地主，资本家，暗藏的特务，不死心的反革命后的地富反坏右，一阵风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种人世间瞬时的致命打击，挂牌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戴上一顶老右的帽子，政治这东西真是够残酷的，一下就让人灭顶之灾身败名裂。接着而来暴雨般的斗争批判，待宰的羔羊，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削为戍民一竿子穷追猛打。要怎样的坚强意志与人生信念才能承受这无情打击，真不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台上被斗争，是怎样度过那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
有人说在那么个初创年代，父亲们努力工作，为北州子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们身后早就有一帮人看不惯他们这些学生军了，就被人瞄准了。他们文绉绉的公事公办，不随意附和也不去理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奶酪，还以为信仰坚定工作勤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不知那个整人的年代里，出身不好，学生，知识分子这些名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贬义词，是大不利，是他们最大的短板，反右扩大化的棍子横扫过来，一声喊就被打趴在地全部出局。再怎样的工作成绩，经验，是非功过都是烟云。
虽有着府里一官半职，也不是什么一把手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自保，只是上级写材料的秘书，副手传声筒，机关里做事的干部头。要命的是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靠山，身后只是一块白板，没有替你说话的人。风雨来了就是可以一把捏死的蚂蚁砧板上的鱼肉，北州子有人就借着运动专整他们这些出身有问题，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干部，毫不手软地往死里整，毫无顾忌地一锅端，无情整肃。
倒霉的父亲是无论如何过不了五七反右这一关，运动之初就被别有用心地套好了笼子，先抬起来任命老爸为北州子发动开展运动的头头，要带头发言带头找缺点造声势，然后就变成了猖狂进攻，黑笔杆黑军师，北州子城最大的右分子。这一切早就比划好了，只看何时收网。
伍平的爸，同同卓卓星星的爸，都是这样的被算计好了，运动扩大化成了整人者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并不需要你讲了什么说了什么，口供证据什么的？只要在名单上打钩上报就可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母亲预感到了从没有发过言说过一句话，也被圈进了名单成了网中鱼与父亲一道落难，成了老右之家。
北州子机关里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们，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工作出生入死的学生军们，就这样被全部清除了。这些整人者于国家利益不顾泄了私愤再说，父亲办公室的七位同事，除了一位定为疑右，戴半个帽子外，全都老右帽子一顶扫地出门。
伍平爸的报社，同同爸的人委也都是办公室全盘走人，都成了黑笔杆狗军师猖狂进攻的小丑臭知识分子，帽子满天飞。办公室最年轻的干部刚满二十岁，也逃不过政治判决。
唯可救老爸于水火的保护神，能帮父亲及知识分子干部们说几句话公道话的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北州子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一位从北方南下正直的老军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被一纸调令到德州地区当专员去了。
他要求父亲与他一同离开北州子，组织上却以党员还有一个月未转正，把父亲给截了下来等运动过后再走。运动后就及时地成了罪人囚徒，不共戴天的老右。
这一切整人的黑幕，都是新上任的麻脸县太爷的杰作，脸上坑坑洼洼板起面孔来就是一个吓人的恶煞，他是运动的主宰，发号施令手起刀落草菅人命的指挥者。他对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着天然不认同不解的恨，说不出的不顺眼下起手来绝不手软。
他创造性的定义，原则上机关里的这类人通通送一顶帽子出局，就是让政府工作停摆，紧急从下面乡村调人上来培训，工作重新来也要穷尽根除。这也就是生命之中的冤家死对头，恶魔打手来了。他们完全偏离运动的初衷，极力把它扩大化，把父亲他们上纲上线罗织莫须有罪名，反右运动从县府一直进行到偏僻的农村，乡下的村医，小学教员都是。
麻脸太爷就是红军时期的王明张国焘，洪湖根据地的夏曦，新四军的项英，党的历史文献中清楚地写到，他们对自己在前方浴血奋战中的红军，是多么的冷酷，敢于下手毫不留情，多少党的干部，红军将领冤死在他们肃反的屠刀之下。
县府之下的政府办，各级行局都遭到了这样的清洗，好端端的一群有文化有思想具才干的年轻干部们，楼就这样垮了。老爸，伍叔梁叔们谁会想到阴谋阳谋言而大罪，谁会想到革命的棒子对着自己挥来。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信念灰飞烟灭，斯文扫地徒剩一辈子的耻辱不得翻身。早知还不如文盲乡汉，田野一介村夫。
命运来袭掉眼泪的机会都没有。父亲他们被戴上手铐押着走上大街，城里一下子突然冒出一群不知从哪个牢头放出来的十二月党人，上百人的队伍个个胡子拉撒的朝北州子官码头走去。他们之前是干部，医生，教师，步履蹒跚成了被内部清除的垃圾，运动的牺牲品，北州子城多余的人。河边有一艘轮船响着汽笛张着血盆大口在等待着他们。
被押解的队伍里走着一位年岁大的长者，长袍马褂满头的银发，被年轻一点的搀扶着，这是北州子一中一生献身于教育，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北州子教育界有名的数学家卿老先生，他也成了老右。文教卫是划右派的重灾区，中学更是大鸣大放的风暴眼，一中教职员中有百分之二十几成了右派。有的遣送回乡，有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老校长被押着远走他乡去教养。世道狂风，哪路神仙会想到这样悲催的结局。
这是北州子官街上从来没有走过的人群，囚徒，在老百姓眼里，他们都是嘴巴子爱讲惹了祸的失败者，不值得人们的同情。这些人有本事却多事，英雄怎么斗得过王法。
正是风华正茂，父辈们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倒在麻脸太爷手上结束了。没有了崇高远大理想，主义，只有万念俱灰，行尸走肉般失去了魂灵。无尽的苦难在等着他们，过错与惩罚完全不对等没有先例。
他们在官码头上一个个踏上摇晃的轮船跳板，像臭鱼烂虾一样被填到船舱里，然后离开北州子城，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去往洞庭湖洲上一个没有人烟鸟不生蛋的农场流放，劳动教养，随怎么说吧蹲最早的牛棚。
他们因言获罪受到的残酷打击，非人的待遇惩罚是空前的，多少年都被死死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哪怕几年后的改造摘帽，也不过是个形式，一样的是摘帽右派敌人，依然遭受迫害像十二月党人。后来人只要提起反右便不寒而栗，浑身鸡皮疙瘩闭上臭嘴。
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政治运动，为万马齐喑禁言的年代开了一个不好的兆头，为以后再发动的一系列人治极“左”运动，以及后来更为惨烈要崩盘的十年“文革”浩劫作了最现实的铺垫，前期的预演。
原本是时代的宠儿，幸运地赶上了建立一个新世界，在人生理想的舞台上，为国为民可以踌躇满志发挥才干，可悲可叹呀！父辈他们还只拿着剧本，准备照本登科戏还未开锣，不明就里地就被斩落马下，偃旗息鼓出局了。等待着的是无情打击，迫害一黑到底。父辈们的人生舞台轰的一声崩塌了，夜空中一划而过的流星，消失得匆忙又迅即。
母亲在那场劫难里与父亲一道沉沦，父亲去农场劳动教养，母亲怀着小弟挺着一个大肚子没有被押着同去。她拿着给父亲准备的换洗衣服，和指定要备的劳动改造的工具锄头，扁担，赶到码头去与父亲送行，奢望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官码头上早已汽笛哀鸣空无一人，只有湘北水茫茫，斯人已远方。
对母亲的惩罚是戴着老右的帽子，到乡下信用社当一名爬算盘的会计，离开她喜欢的记事本，通讯报道文章，终日与账本为伍。母亲怀着弟工资被削减到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只好开展紧急疏散，把四岁的我送到城东的老外公家，把三岁的妹送到乡下她姐那儿，难怪我再也没有见到妹。
在乡下一贫如洗拖儿带崽穷得可以的媠妈，危难时刻没有办法，自己一堆孩子没吃没穿的还添了妹。妹好多年都追着媠妈为妈，妹有两个母亲。我和妹从那时开始多年各自流离失所，没有了家的概念。
我在高墙下声嘶力竭地喊着要伍平，同同，星星，卓卓，不知他们也同样跟着父母遭受着碾压，一样的被扫出了森林大院。小鸟天堂是多么的惬意也是多么的脆弱，黑暗如鬼魅，人生的苦难与艰辛从此相随，我们掉入深渊。
漂泊，托养在亲戚家万幸是懵懂童年，日子再艰苦也是与亲情交融。长大识事了才感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老子反动儿混蛋，阶级出身，血统论，“黑五类”，贱民的身份纷至沓来，无止境的歧视与打压，屈辱，霸凌。不见血的软刀子始终悬在头顶上。
不知伍平，同同，星星卓卓他们，我们大水中一船划过来的水仔，好友，苦难让他们流落去了何方？时不时脑子里晃动着他们顽皮的形象，那么小的年岁是不应记得这些的。
高高的围墙里，有着茂密的树林子，里面有樟树，秋枫，梧桐，鸭婆子，有一栋栋用好砖砌的红房子，开阔的草地森林里，小朋友们在玩耍。一条小石子路划过草地通向池塘里的红亭子，荷花在风中摇曳……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幸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