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里的西藏

如果没有西方的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

——瑞士藏学家米歇尔·泰勒

深藏在青藏高原皑皑群峰之间的西藏，长久以来不为西方所知。早期，西方人眼里的西藏，只是一些零星不详的传说和神话。其中最吸引人也最为奇异的故事要数“蚂蚁掘金”和“长老约翰的国土”。

两个传说及其渊源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撰述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印度以北的某个地方，盛产金子，金子在沙土中，由一种比狐狸大、比狗小的蚂蚁守护。当地上午的太阳最热，所以蚂蚁们一般上午躲在地穴中休息，下午出来活动，若碰到有人来偷金子，见到人畜即咬。印度人为了偷取黄金，常带一母二公三匹骆驼，在早晨前往，若被蚂蚁发现，就骑着母骆驼逃跑，而将两匹公骆驼留给蚂蚁吃。因为母骆驼惦记着家中的小骆驼，所以跑得更快一些。这是西方对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传说中蚂蚁掘金的地方，大致在现在的西藏阿里地区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一带。

大约在12世纪以前，欧洲就有了关于“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传说。1145年，叙利亚加巴拉的主教在致教皇的报告里，提到了一个叫约翰的基督徒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远的地方，并战胜了不信基督者、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甚至传说约翰是一位长老。东方有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在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失败后得到了强化，但那时候无人知道“长老约翰的国土”的确切方位。正如米歇尔·泰勒所言：“事实上是东方首先闯入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东方。”蒙古骑兵在13世纪中叶侵入欧洲，渡过多瑙河，令整个欧洲惊惧不已。担心自己未来命运的欧洲人开始了“发现东方”或者说“发现中国”之旅。“长老约翰的国土”最初定位在“大汗的国土”。此后“大明”或“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次第成为西方乌托邦理想的寄托之地。但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和殖民侵略的加速，中国乌托邦的形象逐渐被解构和祛魅。此后，如利·费贡《解密西藏》一书中所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中国的一隅西藏代替中国，成为新一轮乌托邦理想的投影地。

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吐蕃边缘的藏区，他首次较为确实地向欧洲人展示了富于“异国情调”的西藏的诱惑力。但与后来的绝大多数旅行家一样，马可·波罗站在“文明人”的立场上，热衷于用歧视性的语言讲述一些未经核实的关于西藏的奇闻轶事和奇风异俗。

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原料和市场，进入了扩张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自17世纪英国占领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后，西藏逐步从隐身处走向前台，成为西方“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乌托邦理想的现实落脚点。

西方人入藏始末

关于西方对西藏300多年的发现历程，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一书中有翔实清晰的记述。早在1459年，西藏就让人吃惊地出现在了西方的一幅地图上，但绘图者摩罗对西藏的认识，应当是基于他人的描述而非亲身经历。后来的数百年间，相对较大规模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主要分为三类，他们是传教士、政治间谍和武装入侵者。

最初进入西藏的是传教士。1624年，以葡萄牙籍神父安德拉德为首的一批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开始了西方对西藏的首次探险。他们到达了阿里，并在古格王的支持下兴建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由于激起了喇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最后不仅传教士被逐出阿里，古格王朝也在内外势力的夹击下从此烟消云散。大约自1865年始，相当数量的英俄政治间谍通过不同方式，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纷纷进入了西藏腹地，其中以英国人训练的印度土著间谍居多。假扮朝圣僧人到达拉萨的纳恩·辛格，是他们之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纳恩·辛格用的转经筒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罗盘和记录纸，他的念珠数目是用来测量距离的100颗，而不是佛教徒常用的108颗。纳恩·辛格首次测量了拉萨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他的西藏之行已成为间谍史上的传奇。俄国沙皇派出的一个蒙古间谍德尔智，以僧人的身份混入哲蚌寺，取得格西学位，最后竟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曾向达赖喇嘛造谣说，佛教的香巴拉净土在俄国，沙皇本人就是佛的转世。英国人唯恐俄国占了先机，迫不及待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1904年，英军指挥官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的主要由印度雇佣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用枪炮敲开了西藏的大门，他们占据拉萨达7星期之久，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之签订了《拉萨条约》。

然而，在这300多年间，西方通往西藏的道路并不顺畅平坦。18世纪末，清朝中央政府在派兵击退廓尔喀（即尼泊尔）人的入侵后，沿袭内地闭关锁国的政策，很快向西藏下达了封闭边界的命令。此举既遂了西藏地方上层期望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心愿，也暂时阻挡了西方尤其是英俄两国伸向西藏的触角。但另一方面，西藏成为禁地、拉萨成为禁城的事实，反倒为西藏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名声，“禁果效应”在这里发挥了突出作用。

西藏，尤其是拉萨，如同一块通上电的电磁铁，骤然间对西方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米歇尔·泰勒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前往西藏就意味着冲向拉萨……前往那里的人，总会在距目的地有500、300或200千米外受阻。好像西藏除了拉萨之外，再无其他地区一般，人们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探险也仅仅是希望能发现某种到达拉萨的方法。”

在前面提到的三类人之外，还有一类我们不应忽略的人——就是那些旨在搜集标本、研究理论并著书立说的人文和自然学者。他们的身份介于科学考察者、探险家和旅行家之间，相对来说没有各自国家的官方背景，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基本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殖民扩张的实际先行者。瑞典人斯文·赫定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斯文·赫定被誉为“西域探险之父”，100年前他在羌塘草原上的见闻，至今犹令我们神往不已：“道路！在那片土地上，只有野牦牛、野驴和羚羊踏出来的道路。事实上，路得自己走出来……如果有谁认为，在如此孤寂的荒野中旅行会令人感到乏味和厌倦，那他就错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壮观的景象了。每一天的跋涉都会为你带来难以想象的美丽景色。”

此外，西藏禁地的诱惑也波及了女性，她们抛弃舒适的上流社会生活，不畏艰辛走向西藏。法国妇女大卫·妮尔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欧洲人称为“长着白种人的皮肤和黄种人的心灵”的大卫·妮尔，在55岁时化装成一名藏族乞丐，和义子庸登喇嘛一起抵达拉萨，成为进入拉萨的第一个欧洲女子。大卫·妮尔所著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记述了拉萨之行的整个过程。一生热爱西藏的大卫·妮尔，在98岁生日时，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

香格里拉神话

西方人最初为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土”而来到西藏，却发现西藏是一个“有暴虐的喇嘛和恶魔及地震、天花、野狼和土匪”的原始蒙昧地区；而当西藏获得禁地的声誉后，在各种因素的结合下，西藏的形象彻底为之一变，“香格里拉神话”遂横空出世。

19世纪，在西方社会曾出现了一种时尚，当不能确定某人下落时，人们就习惯性地说他去了西藏。比如有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就是在西藏度过的。在小说《空中楼阁的冒险》中，福尔摩斯是这样向华生解释他与莫利亚迪一起跳下瀑布后他的去向的：“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出版，明确提出了“香格里拉”概念。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在西方人眼里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基于某种理念铸就的僵化形象。在根据《消失的地平线》改编的电影里，来自欧洲的大喇嘛主持香格里拉，并矢志要在香格里拉实现“基督教伦理”，突出表明在西方人眼里，西藏只不过是一个虚置的背景之下白种人的香格里拉。

20世纪，“香格里拉神话”得到强化。这一点从下面两个典型例子即可看出。1956年，一名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假借洛桑然巴的藏名出版了畅销书《第三只眼睛》，哈斯·金斯在书的开头大言不惭地写道：“我是一个西藏人，是为数不多曾到过陌生的西方世界的一员。”许多西方人在洛桑然巴的身份被揭穿后，仍相信他捏造的种种谎言。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纳粹分子、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逃出，潜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好莱坞后来根据哈勒的回忆录《西藏七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影片末尾郑重其事地宣布当年有100万藏族人被屠杀。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弥天大谎在西方却很少受到质疑。时至今日，大部分西方人仍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入沙里，不愿面对真实存在的西藏，而宁肯继续沉浸在自己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