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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经典诗句，诗文借古喻今，隐晦地讽刺了宪宗皇帝痴迷佛教劳民伤财，不惜为此贬谪名臣韩愈一事。抛却讽刺意味只看表面就能得知，佛教的兴盛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蔚然成风，佛寺数量也非常可观了。唐代佛教本土化之后，在统治者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全民信佛已成大势，风头甚至盖过了一直以儒家思想来治国理政的主流文化。儒释文化相互冲突，便有了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也就有了他的被贬和杜牧打抱不平的诗句。
佛教从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然后在华夏大地上遍地开花，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史料统计，至唐宪宗时正式登记在册的寺院多达四千多座，民间自发修建，以及豪门自建的庙宇还不在其列，佛寺建筑可谓盛况空前。正因为历代封建王朝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因自身信仰对佛教的推崇，给我们遗留下来了许多的禅刹古迹与观光胜地。特别出名的那些古寺庙宇，至今依旧香火旺盛僧侣云集。作为佛教东进的第一站，河西走廊最先接受佛法洗礼，也保留了最早的佛寺建筑遗迹，是中原佛寺营建风格可循可依的源头。而作为河西走廊的中枢城市，五凉古都的武威是河西诸地市中佛教文化最为集中，且保存古寺最多的城市。
武威历史上修建时间最早的佛寺公认为凉州城区内的大云寺。
大云寺是武威历史最为久远的寺院，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王张天锡时期，位于武威市凉州区东北隅，原为前凉国王张氏的宫殿，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历史悠久，规模宏伟，是闻名遐迩的佛教古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教典籍中说，大云寺是印度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宝塔之一的地方，原名“宏藏寺”。唐时改宏藏为“大云”，更是武则天创两京诸州所置的大云寺之一。大云的名称，来自《大云经》，是一卷讲述女性听闻佛法后获得殊胜果报成了女皇故事的佛经。正是借由这部经书给了武则天敢于冲破世俗枷锁登基为女皇的精神力量，亦是她以此作为获得国民支持的舆论基础。武则天本是佛教徒，她抓住了当时全民信佛的宗教思潮，把自己塑造成弥勒佛降世来拯救世界的英雄，借此获得民众支持，最终登顶最高权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称帝后，还命工匠以自身原貌塑造佛像供奉于佛窟圣地，即龙门西山石窟群中的卢舍那大佛。这尊佛像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座造像，以神秘微笑著称，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有“世界最美雕像”的极高评价。
龙门石窟的源流是凉州天梯山石窟，因为武则天改名的大云寺也在凉州，这似乎就是冥冥中自有缘法了。随着寺院的改名和唐代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大云寺在唐时修筑了一座钟楼，特别铸造铜钟一口悬置其内，俗称大云铜钟。《武威市志》等相关书籍中对钟楼和大云钟有详细记载，曰：钟楼为二层重檐歇山顶，高十二米，下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外檐用重翘五踩斗拱，内悬唐钟一口。唐钟合金铸成，兽头钮，覆钵状，敞口，钟边出六牙花。通高二点四米，下口径一点四五米，厚十二厘米，重约五吨。钟体上饰有图案，分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又分六格。最上层饰飞天，头戴花冠，耳饰明月，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彩带缠身，手托果盘，作翩翩飞翔状，线条丰满流畅；中层饰天王力士，威武有力，手持武器各异，头戴搭耳帽，身穿盔甲，骑坐夜叉，旁立两个小鬼，赤身短裤，神态各异，生动传神；最下层饰龙，五彩云纹，现已磨损不全。此钟体积较大，声音洪亮，形状古朴精美，是罕见的古代铸造艺术珍品，从钟体造型和所饰图案分析，为唐代遗物。
大云寺古钟楼为大云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清代重建，建于砖砌墩台上，周围绕廊，重檐山顶，五踩斗拱。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大云寺碑记》称此钟“若铜、若铁、若石、若金，兼铸其中，真神物也。如响震之，则远闻数千里，发人深省，为郡脉之一大助也”。大云钟是凉州人心目中的神钟，每逢农历传统节日如正月十六、五月端午，众多游人登上古钟楼，放眼凉州全景，敲击神钟，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逢日出时分，朝霞初升，抬头仰望大云钟楼，此时巨钟沐浴在灿烂的霞光里，通体呈现出灿若明霞的色泽，蔼蔼瑞光耀目生辉，令人不禁沉醉。待得铜钟轰然敲响，浑厚质朴的钟声响彻云霄，武威人平凡而忙碌的一天便就此开始了。
大云寺和古钟楼相伴相生，至西夏天祐时，李乾顺重新加以修葺，并改寺名为护国寺，寺院中又添一塔名为感通塔，即后来享誉世界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的发现处。大云寺在元末毁于兵祸，后于明洪武年间日本僧人沙门志满募捐重修，这是中日友好关系的见证，亦是佛法无边信众不分国界的历史遗迹。重修后的大云寺在明清两朝香火更为兴盛，白云苍狗晨钟暮鼓，伴随了武威人几百年，终在1927年凉州大地震中毁于一旦。地震中护国寺与感通塔均遭到致命性毁坏，只有重建于明代的古钟楼巍然独存，楼上悬挂的“大云晓钟”也幸运地保留下来，成为著名的“凉州八景”之一，这口古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唐代文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其精湛的铸造技艺代表着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超高水准。
大云寺修筑于前凉，辉煌于盛唐，明代重修，却在清朝后期再次翻红，之所以著称于世，是因为武威籍著名学者张澍在寺内发现了《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也就是闻名遐迩的“西夏碑”。
张澍祖籍甘肃武威，他少年博学，十四岁就中举，十九岁就考中了进士。但这位大学者博通经史却不会当官，由于性情耿直，仕途并不顺利，很早就辞官回乡了。张澍致仕后寓居西安，1804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扫墓。就是这次，他晚年唯一一次回武威，偶然中发现了西夏碑。关于西夏碑的发现过程，武威相关书籍中都有翔实记载，在张澍的著作中也有记录，不过西夏碑到底是从大云寺发现，还是清应寺启出，仍存在争议，我们姑且以张澍自己的记录为准。
话说这一天，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走到寺院深处，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也没人知道。张澍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寺里的和尚赶忙劝阻，不同意他这么做。和尚越是阻拦，张澍便越是想要一探究竟，他郑重其事地承诺，亭子开封后如有任何灾祸，骂名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坚持下，和尚总算答应了。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正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知道“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他由此断定，碑上那些奇怪的文字竟是已“绝迹”了几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此重见天日，被称作“天下绝碑”。西夏碑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由此拂去历史的尘埃，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他也因此成为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张澍在发现《西夏碑》后，曾写了《书天祐民安碑后》一文，收入他的《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西夏碑的发现经过，说他于嘉庆甲子年（九年，1804），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发现了西夏碑。此外，他还写了《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七律四首，收入《养素堂诗集》卷十，但在诗序中说发现西夏碑是“庚午秋”，即嘉庆十五年（1810）。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现西夏碑的时间有了1804年和1810年两种说法，但地点统一的都是清应寺。
后来，有学者提出清应寺中根本没有西夏碑，而是从大云寺的碑屋中发现，当今武威学界也公认西夏碑是在大云寺发现。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清应寺在哪里？为何会出现争议？
根据现有文史资料记载和相关学者考证，清应寺的确存在，而且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紧邻大云寺而辟，在明以前叫北斗宫，寺内有一塔曰姑洗塔，最初创建于前凉王张轨曾孙张重华时。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张重华继王位，他舍其姑臧故城在当阳门内九宫后院空地，创立了北斗宫与姑洗塔。自晋至元，历经千年有余，中间几经兴废，于元末至正年间被战火所焚。到明朝永乐年间，又在北斗宫的废墟上，“敕建为清应寺。殿宇巍峨，廊楹绘绚，世称古刹”。之后，历经多次修葺、补建、彩绘，使殿宇宽敞、绚丽，焕然一新。直至1927年的凉州大地震中，与很多建筑一起被毁为废墟，今已了无痕迹。
现存有关清应寺的文字资料，仅有清代的两篇碑文，一为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孙思克所撰，一为凉庠生李如荫撰，记载了清应寺的规模及修建过程。后北洋政府高级官员林竞1919年2月到武威调查西北经济，写了一篇《日记》，叙述了所看到的清应寺情况，但记载的内容和孙思克的碑文有出入。孙思克说，清应寺本名北斗宫，清应寺塔又名姑洗塔。但林竞却说，大云寺亦名北斗宫，有塔曰姑洗。专家们认为，孙思克为驻守本地的官员，不至于弄错清应寺的沿革。而林竞只是途经武威参观，有些材料可能是听寺旁小学教员口头介绍，未必可靠，所以前者应该是准确的。
从这一论证可以知道，清应寺与大云寺是两座相邻的寺院，在“凉州八景”中更有文笔三峰，分别为：罗什塔、姑洗塔、感通塔，姑洗塔在清应寺内，而感通塔在大云寺，把清应寺等同于大云寺显然是错误的。大云寺和清应寺之本源，均源远流长、历史久远，二寺之面貌与名号也几经更改，中间的兴废沿革都没有详尽记录，到底如何相互混淆了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因此给今天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在武威众多寺院中，要论规模最大是哪家，那必定是鸠摩罗什寺了。同时，罗什寺也是建成至今从未改名的寺院。原因无他，只缘这间寺院是专为纪念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武威弘扬佛法、翻译经典的功绩而建造的，寺内宝塔下埋葬着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因而备受尊崇。
鸠摩罗什寺地处武威市北大街，坐落于市区中心闹市地带，占地面积一百多亩，主体建筑有罗什寺塔、大雄宝殿、观音殿、大经堂、罗什法师纪念堂、鸠摩罗什图书馆、佛教文物展室、佛教书画展室、客堂、云水堂等，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活动中心。整个寺院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属罗什塔，即鸠摩罗什葬舌之地。现存的罗什塔总高三十二米，为八角十二层塔式建筑，塔底周长二十五米，塔刹为葫芦式铜制宝瓶。罗什寺塔最早建于后凉（386—403），塔及寺院在唐代时大力扩展，明、清皆有修葺。1927年，武威发生八级大地震，凉州的名胜古迹被毁坏殆尽，城内的罗什寺、大云寺、清应寺无一幸免，全被毁为瓦砾之地，号称“文笔三峰”的罗什寺塔、大云寺塔、清应寺塔均被摇倒，唯罗什寺塔残存半截。1934年，国民政府在原址上重修了罗什寺塔，主体保存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亦多有修缮维护。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是中国佛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深入地用汉语传播佛经的人，开辟了译经史上的新纪元。玄奘，也就是我们俗语中的唐僧西天取经，要晚于鸠摩罗什两百多年，在佛经翻译方面鸠摩罗什是泰斗级人物。资料记载，鸠摩罗什从小研习佛法，对佛经禅理造诣很深，被龟兹王奉为国师。传说每当罗什讲经，王公贵族都常跪座侧，让罗什踩背而登座，在西域诸国声望极高。
381年，佛教高僧释道安和鄯善王、前部王劝前秦王苻坚迎鸠摩罗什入辅中国，恰好苻坚也有用兵西域的意图，于382年派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等率兵七万，进军西域。386年，吕光征服西域三十余国得胜东归，带鸠摩罗什到凉州。因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被部属杀害，吕光无意继续东进便驻兵河西，遂建立后凉国，定都姑臧。从此，鸠摩罗什就在凉州讲经，大兴佛教，客居达十七年之久。为了安顿他的身心，吕光下令招募各地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建好后直接以鸠摩罗什的名字命名，让其住在寺中研习佛法。
东晋隆安五年（401），后秦国主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以国师待之，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佛经翻译项目，请罗什主持译经。之后八年，鸠摩罗什悉心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所译经文多达三百余卷，译经的同时他还时常为信众开坛说法，门下并有弟子三千，声誉甚至超过了久已成名的襄阳高僧释道安。姚兴虽给予了罗什物质上的尊荣，但此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法并没有他表面上伪装出来的那般敬畏。罗什身居长安后，姚兴为了防备罗什离开他，便强行勒令罗什娶妻，一次性强塞十名女子给罗什，还假惺惺地对罗什说是担心其绝高的才情无人继承。对此，罗什感到十分痛苦，但面对国主的威逼又无可奈何，除非他放弃自己的译经事业，或者被姚兴处死。罗什再一次屈服了，因为在此之前，身在姑臧时他就曾受后凉王吕光胁迫，娶了龟兹国公主破过一回戒了。
鸠摩罗什两次破戒，都深受当权者威逼并非他本人意愿，所以他尽管破戒了，信众们不但没有抵制还对其遭遇大为不忿。被誉为千古一僧的鸠摩罗什，明明是出家人一生却拥有两位夫人十个小妾，其中后娶的夫人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当真做到了“不负如来不负卿”。据传，当时很多僧人看到罗什能够娶妻生子，便纷纷动了心思也想效仿。于是罗什召集众僧到跟前，严肃地告诫他们学习佛法必须静心。他还准备了一碗针当着众僧人的面全部吞下，面色如常地对僧人们说有谁能跟自己一样吞得下一碗针，那他也可以破戒。众僧人见状惊异万分，从此再也不敢有多余的心思，都一心一意修习佛法了。
在外人看来鸠摩罗什娶妻生子享尽了天伦之乐，但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初到长安不久，罗什的师父佛陀耶舍亦东来姑臧寻找罗什，而此时罗什已在长安，罗什听闻师父东来便劝说姚兴也将其迎至长安，师徒二人在长安相聚，联手诵译《昙无德律》《长阿含》等经典。佛陀耶舍在长安留居时间要比罗什更长，至弘始十五年（413）方才返回故国，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已经圆寂四年了。有关书籍上记载，佛陀耶舍回国后曾于西域某地“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可惜这部经书后来不知所踪，有无此事也无从考证了。
罗什圆寂前自知身染沉疴不久于世，终将内心苦闷向其师尽数倾诉，作为一个出家人身边妻妾成群，虽说是因为弘扬佛法的大志向和受时局所迫，但到底已是违反了佛门清规戒律，鸠摩罗什为此耿耿于怀，自感业障深重。在他开坛说法时也曾公开劝教其他僧人，将佛法比作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自己只是一堆臭泥。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有他对自己处境的感慨和内心里对佛法的无比崇敬，身在红尘俗世，哪怕陷落泥淖弄脏了外表，但心里有佛坚持理想便能出淤泥而不染。鸠摩罗什临终前发下宏愿：“如所译经典无误，死后焚身舌不烂。”并留下遗嘱，火化后如能应验就将他的舌头葬于姑臧罗什寺。409年鸠摩罗什逝世，遗体火化灰飞烟灭，唯有舌头在烈火焚烧中依然不腐不朽，果真应验了他的生前誓言。遵照遗嘱，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运回武威故居，他的信众和弟子们在原罗什寺内修建了宝塔来恭迎舍利，将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埋葬于塔下。鸠摩罗什选择了姑臧作为他的魂归之地，可见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依恋，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而武威也没有辜负这位高僧，遍经朝代更迭战火纷飞，罗什寺依然被保护得很好。而且，因为鸠摩罗什在佛教事业上的成就，历代君主与地方官对罗什寺也多有修缮维护，在其他寺院随着君主喜好被多次改名时，罗什寺依旧还是原名，一千多年来坚守不变，跟宝塔下埋葬的舌舍利一样殊胜。
鸠摩罗什寺自建成后备受尊崇。唐贞观四年（630），大将军尉迟敬德统兵远征西域，行至凉州地界，忽然看到城内一座古塔顶上金光熠熠宛若千佛降世，祥云生处花雨飞舞。他相信这一奇观是某种神示，于是前往礼拜。敬德见到罗什寺塔后大生敬仰，遥想罗什法师功德，于是下拨饷银，召能工巧匠，亲任监工，经一年多时间，寺塔完工。为彰此德，他在塔下立石碣为记，此碑至今仍完好保存。据《敬德碑》记载，“罗什地基，四址临街”。寺院规模宏大，有上中下三院，前有牌楼、山门、过殿（天王殿）。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华严三圣殿、拜殿、两廊。还有观音、罗汉、金刚和三十六代祖师殿，并藏有御赐《大藏经》。后历遭兵灾人祸，唯罗什舌舍利塔保存完整。唐朝天宝元年（742），地处凉州闹市的罗什寺成为往返丝绸之路的西域使节、各国僧侣荟萃交流的地方，对中西方宗教文化和思想交流贡献巨大，意义深远。
明朝后期，修葺完备的罗什寺被朝廷钦定为陕西凉州大寺院。明英宗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朝廷为罗什寺颁发《大藏经》，并下了圣谕，圣谕中说：“刊印大藏经，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大寺院，永允供养。”此谕现完整保存于武威市博物馆。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罗什寺又有过一次大型的修缮，据《重修罗什寺碑记》记载，经过这次重修的罗什寺“前后三院，焕然一新，乃五凉之福地；壮丽改观，诚河西之胜地也”。鸠摩罗什寺，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研究五凉文化、汉传佛教、西域佛教的珍贵遗存。
凉州大地上的每一间寺院都有其独特的传奇经历与文化意义。就拿海藏寺来说，位于武威市区西北二点五公里处，官方数据占地面积达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平方米，是中国西北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之一，有“西北梵宫之冠”的称誉，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藏寺创建年代不详，其历史沿革没有明确记叙，根据清乾隆五十四年碑记载：“建寺当在宋元之间”；南宋淳祐九年（1249）海藏寺扩建；元朝时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到凉州，捐资扩建修缮了海藏寺等凉州四寺，海藏寺由此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奉敕建造，总建筑面积一千六百余平方米；清同治年间，寺遭兵燹，唯后殿及山门未受损害，光绪时又加修葺，恢复旧观。如此看来，这又是武威历史上诸多谜团中的一分子。
当地人口语中把海藏寺的“藏”读作（zàng），但真正的发音根据寺名考证，很大概率上应该是海藏（cáng），而官方正式的寺名则应是“清华禅寺”。清华禅寺的名称来自明宪宗所赐。清朝时，康熙皇帝的亲家孙思克题写寺名海藏禅林。海藏寺是武威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活动道场，对研究甘青地区古代建筑史、建筑技术、建筑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就是这样一座声名显赫的寺院，其始建年代和得名之由来却众说纷纭争议不断，为海藏寺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据凉州文化研究院刊文总结，关于海藏寺名称的来历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见诸官方信息，广而告之人人可查，说因为海藏寺四周树林茂密，泉水遍布，寺院坐落在其中，犹如“海”中藏寺，故而得名。有人甚至撰写了一副“海里藏寺寺藏海，林间涵湖湖涵林”的回文对联，用作寺名印证。从这个解释中可知，海藏寺的读音当为海藏（cáng）寺比较准确。
第二种说法来源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立的《重修古刹海藏寺劝缘信官檀越记》碑，石碑上有这样的记载：“相传，灵钧台原为水中小岛，寺建于台上，故名海藏寺。”也是藏寺于海的意思。考证古籍可知，武威在古代是水草丰茂的地方，甚至整个河西走廊在千余年前都是不弱于江南的多水之乡，遍地都有湖泊河流。笔者在创作《张掖传》时曾深入研究过当地史志文献，也采访过很多张掖人，莫说千余年前，便在百余年前，甘州城周边亦是湖水连着湖水满目碧波荡漾，人们出行走亲戚还会划船来往。武威毗邻张掖，一段时期还曾同属一个城市区划，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情世故、地缘地貌相差无几。既然张掖号称塞上江南，武威又如何会差？从历史渊源分析，千余年前在凉州城郊建造寺院，藏寺于海并非不可能。自然，这里的海，大约指的是海子，一种泛称还可以彰显寺院内涵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说海藏寺是以灵钧台为基建造的说法，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上文已经有过解读此处暂且忽略不提。同时，海藏寺是藏传佛教寺院，藏语中称之为香嘉措岱，汉语的意思就是北部大海寺，似乎暗合了寺院取名的由来，究竟是否如此还有待考证。
第三种说法认为“海藏”是佛教用语，相传佛教大乘经典藏在大海的龙宫中，故称“海藏”。唐代文学家张说在《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中写道：“海藏安静，风识牵乐。不入度门，孰探玄要？”唐代李德裕在《赠圆明上人》诗中也写道：“远公说《易》长松下，龙树双经海藏中。”另一位诗人皮日休也有“取经海底开龙藏，诵咒空中散蜃楼”的诗句，都是用的这个典故。而“海藏”在汉语词典中的基本解释，就是传说中大海龙宫的宝藏。此说与前面两种截然不同，从佛教典故去阐述寺名得来，比从地理地貌原因探究更有说服力，却又在侧面印证了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殊为难得。藏寺于海，海中宝藏。莫非武威人称之海藏（zàng）寺，竟是早早就悟得了三宝真谛？倒教无数凡夫俗子纠结迷惑了许多年。
海藏寺历代有高僧在此讲经说法。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在海藏寺讲经说法，大转法轮。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也是西藏第一位班智达。萨迦班智达原名萨迦·贡嘎坚赞，班智达意为精通大小五明学识渊博的大学者。1246年萨迦班智达来到武威，与阔端确认西藏归属问题而流芳千古，缔造了“凉州会盟”的卓越功绩，深受藏汉各族人民敬重。会后，他在武威定居并主持修建“凉州四部寺”，还时常到海藏寺讲经说法，海藏寺因而被称为当时的圣地之门，具有佛法加持的水井“甘露井”也随之一并殊胜。相传这眼水井和西藏布达拉宫的龙王潭相通，喝了井水能够消灾解难，甘、青等地佛教信众凡来朝礼者必饮井水祛病除邪，此俗保留至今。
明代海藏寺重修后，还曾延请高僧主持，兴盛之景一直到清代。清初寺院毁于战乱，至乾隆年间才再次重建。乾隆碑记：“寺僧明彻印勤于梵修，赴京请藏经全部，中途遭凶变，际善踵而成之。善才思横绝，为主持时，乡恶慑伏不敢动，数十年之间，诸务毕集，间启禅关，延访善知识为打七参禅之事，以故僧俗仰服，称颂不置。”碑文所载，可见当时海藏寺的兴盛程度和宗教地位。
海藏寺现存建筑主要包括牌楼、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地藏殿、灵钧台、天王殿、无量殿等。其中绝大多数殿阁都是民国地震后重建而成。寺前牌楼为木质结构，为四柱三间庑殿顶，上有“海藏禅林”题记。这副题字是孙思克的墨宝，其书行笔流畅圆润，入围中华名匾行列。寺内保存有《海藏寺藏经阁记》和《修葺碑记》两块石碑，并有一座古台遗迹，疑似前凉王所筑的灵钧台。海藏寺内外多有古树老柳围绕点缀，每到春季来临，柳枝舒展迎风款摆，一派苍翠葳蕤。若逢雨天，烟雨霏霏、杨柳依依，别有一番美景，当真是“烟柳如画笼青瓦，又添春色三分新”。海藏烟柳，因此成为古刹神奇绝妙气氛的营造者，以缥缈雅致入选凉州八景之一。
近些年来，以海藏寺为景点拓展修建的海藏公园，也延续了烟柳如画的美好景致。公园占地总面积六百亩，园内人工湖面积就达四十二亩，旨在还原藏寺于海的古寺景观。而刚刚修建的武威湿地公园，则是在海藏公园的基础上继续向东、南、北三面扩展延伸，把湿地纳于城市怀抱。古刹连接公园，湖水潋滟，草木苍郁，海藏寺与其周边连为一体，成了武威市集文化、湿地、休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标志性城市公园。工作之余、闲暇之时，游湿地，理佛事，雅俗共有，老少皆宜，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
上文提到萨迦班智达在海藏寺讲经大受欢迎，武威历史上与这位高僧牵绊最深的寺院却并不是海藏寺，而是凉州城外的白塔寺。白塔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位于凉州城东南二十公里的武南镇白塔村，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凉州四寺分别为幻化寺、莲花寺、海藏寺、金塔寺，分布在武威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白塔寺的建寺史料中称，凉州四寺都是在阔端大力支持下，由萨迦班智达主持修建的。这个说法存有争议，因为莲花山寺始建年代要早于元朝很多年，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至曹魏嘉平三年（251），高僧佛图澄大规模扩修具有了很大影响力。后凉吕光时期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寓居凉州十七年，每年还要定期去莲花山寺主持水陆法会。海藏寺虽然没有确切修建年代，但至迟在元代，也不排除宋代的可能，说不得还是西夏哪位信奉佛教的显宦所建。毕竟，整个两宋时代，武威都不归宋王朝统辖，史官恐怕也说不清西夏历史，漏记了也很正常。四寺之中，唯有金塔寺和幻化寺由萨迦班智达主持修建，而海藏寺和莲花山寺是用来凑数的也未可知，很大可能是在原寺基础上进行了翻修、增减。所以说，现有资料中关于萨迦班智达修建凉州四寺是个囫囵吞枣的错误说法。造成这样的错误，武威本地文史学者难辞其咎。
白塔寺是后来的叫法，最早修建的时候就叫幻化寺，为萨迦班智达远赴凉州会谈而建。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为了安放他的遗体才建造了白塔，因此塔才有了白塔寺的名称。白塔在藏传佛教和西藏地区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佛的象征，佛教中称为“浮屠”。没错，俗语中我们熟知的那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的“浮屠”说的就是白颜色的塔，而奇数在藏传佛教中代表着清白与崇高，以七层佛塔等级最高，就是“七级浮屠”。相传这种白塔的起源是为了安葬释迦牟尼的舍利，由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兴建，当时佛祖的追随者们一共修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用来收藏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子。白塔寺的白塔遵循藏传佛教中塔式建筑形式，具有代表性的覆钵体与白灰涂色，以及塔身上诸多图文雕刻，都象征着人们对佛的信仰和图腾。
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七百五十多年的历史。1247年，为解决西藏归属问题，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武威白塔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并颁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白塔寺也因此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1251年萨班圆寂，西凉王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修建了高约四十二点七米的藏式喇嘛灵骨塔一座，用以安放萨迦班智达的遗体。白塔寺至此有名。
至于百塔之名，则是后来陆续营造的佛塔形成的塔林景观。2000年时曾一次性修建三十座白塔，与萨迦班智达灵塔一起凑成了整整一百座，白塔寺也就有了百塔寺的别称。认真研究过藏传佛教的人都应该清楚，白色的塔和一百座塔是两个观念，而佛教中以奇数为尊，哪怕修建数占到九十九，都不会硬性去凑整百，然后再根据其数量为寺院命名。所以，白塔并不等于百塔，强行改名于理不合，更是对佛法与佛教习俗的曲解。
白塔寺主要景点有塔林、白塔寺遗址、萨班灵骨塔、凉州会谈纪念馆等。纪念馆里陈列着很多价值非凡的文化珍品，其中称为蒙古新字的八思巴文堪称奇珍，是当时元朝的国文，主要应用在官方文件和钱币铭文上，为蒙元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八思巴是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继萨迦班智达之后主持凉州幻化寺日常事务和藏传佛教萨迦派事务，并创建了萨迦政权，成为第一任萨迦法王。元宪宗三年（1253），八思巴为还是宗王的忽必烈施灌顶礼，被奉为上师，二人因此有了师生牵绊。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顺理成章封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徒，所以也是元朝第一位帝师。
八思巴是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十岁时随同萨迦班智达来到凉州，在十七岁时接任伯父职位成为凉州幻化寺住持，一并继任了萨迦派首领之位。八思巴在凉州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直到二十岁时离开凉州回藏，后一直追随忽必烈从蒙古到北京，中间经历了元朝皇室残酷血腥的帝位更迭，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夺位大战中，八思巴尽心辅佐助其成功，忽必烈投桃报李，在即位后钦封八思巴为国师，当时八思巴年仅二十八岁。八思巴身上发生过许多有趣而传奇的故事，金庸先生武侠名著“射雕三部曲”中所提到的全真教，就曾与之有所交集，且在佛道二教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真实的历史故事主角是以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首的佛教僧众，与中原传统道教分派全真教为首的道士群体；故事的核心是佛道辩论赛；辩论主题为《老子化胡经》。
全真教是当时北方人普遍信仰的道家教派，其最杰出的掌门人正是“射雕”中有过重要戏份的全真七子之一长春子丘处机。金庸先生笔下将全真教塑造为武林泰斗级别的江湖门派之一，我们广为熟知的经典角色郭靖、杨康、小龙女、杨过等人物都与全真教和丘处机有着莫大渊源。历史上，丘处机真有其人，并且为道教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他与成吉思汗数次会见，据说二人之间还有深厚友谊。全真教在丘处机任职掌门的时候，曾受到成吉思汗极力推崇，丘处机本人被册封为天下道教第一人，天下信众以道为尊。依照当时情形，用不了多久道教就能正式受封为国教，信道的成吉思汗却溘然长逝了，随后丘处机也驾鹤西归，此事不了了之。继任的蒙古新皇帝窝阔台及后面两位大可汗都不如成吉思汗对道教的尊奉，到蒙哥时期更是对全真教表现冷淡，甚至暗中打击道教。
由八思巴直接参与的佛道辩论赛，正是这位大汗蒙哥一手策划召集的，据说在辩论前他还亲自召见八思巴，暗示其对道教不必留有情面。在蒙哥汗的幸灾乐祸中，两教辩论赛再一次以道教落败而收场，年仅二十二岁的八思巴引经据典舌战群道，辩得道教代表队哑口无言自愧不如。辩论会后，有十七名道士当即削发为僧改弦易辙，部分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了佛门寺院，八思巴一辩成名，蒙哥对其十分赏识，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族中快速流行，取代全真教成为北方各族新的宗教领主。全真教在丘处机去世后本就不断在走下坡路，经过这次打击一蹶不振，从此再也没能兴盛起来，整个北方和西藏地区成了藏传佛教的天下。
八思巴与他的萨迦派崛起于忽必烈时代，萨迦派从八思巴开始，历代首领都受到册封出任国师一职，为皇室灌顶尊奉为帝师者也都是萨迦派高僧，这在派系林立的藏传佛教中堪称辉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风光显赫权倾藏地的萨迦派难免受到其他派别嫉恨，一代传奇帝师八思巴正当壮年便遭遇了毒害，四十六岁死于非命，随着他的离世，八思巴文也被取缔淘汰，最终沦落为“死文字”而失传。八思巴加封帝师的称号极尽奢华，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在他身遭毒害圆寂后，忽必烈哀其不幸，感其功勋，又赐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如此崇高的尊号，在藏传佛教史上当真做到了前无古人，可见忽必烈对八思巴的爱重。
八思巴文已成历史传说，当今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文字，也很少有人知晓背后的故事。值得庆幸的是，在武威白塔寺“凉州会谈纪念馆”里存有珍藏，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领略这种神奇的文字，一起缅怀为古中国和平与统一作出过贡献的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共同追寻那段充满佛光的传奇岁月。
1992年9月22日，国务院发表了《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武威白塔寺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七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见证，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实物见证。
凉州四寺的最后一寺是金塔寺，位于武威西南十五公里的金塔村。与白塔寺一样，这个地方的村落也以佛寺有塔而得名。金塔寺在藏语中称洛昂格岱，意为“南部大自在寺”或“大灌顶寺”，在凉州四寺中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四寺之中的其他三座，金塔寺是规模最小、影响力也较小的一座寺院，自然，也是四寺之中最晚修建的一座。取名金塔寺的寺院全国各地都有，隔壁城市张掖肃南县的金塔寺甚至享誉国际，而凉州金塔寺相比较而言还真是名不见经传。这间寺院很多武威人都不知道，名气远不如其他，在武威名胜古迹榜上排名十六，甚而还没有排名十二位地处城北的松涛寺令人熟悉。金塔寺原寺院所拥有的佛塔，即吉祥佛塔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其余诸多佛殿、佛像、佛经多毁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存寺貌为西藏那兰扎寺格西·堪布，藏传佛教萨迦派法脉传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主任医师，天文历算研究所研究员慈成坚赞大师及弟子筹资重建，面阔二百八十平方米的大殿内供奉铜质镀金法轮、宝幢、祥麟宝瓶、藏式唐卡壁画，主位供奉高一点六米的铜质镀金萨班坐像。坐像内装有阿底峡尊者亲手制作的印塑佛塔、萨班的法衣等珍贵圣物。为重现历史遗迹，供众人瞻仰、追思前辈的光辉业绩提供了可去之处。
与金塔寺有所不同的是，武威城北的松涛寺虽然也是藏传佛教寺院，却是格鲁派在凉州的传教地。格鲁派是继萨迦派实现了政教合一，并将藏传佛教发扬光大并延续至今的佛教门派。格鲁派代表着藏传佛教的体系化大成圆满，久负盛名的班禅和达赖两系活佛就是出自格鲁派的两大宗教领袖。松涛寺始建于明朝初年，明正统时期重建，清雍正九年（1731）再次重建，与海藏寺一衣带水，在武威享有一定声名。
史料记载，松涛寺原名观音堂，门面不大，规模也小，清代状元王杰来此时非常喜欢这里的幽静禅韵，便更名为松涛寺，取其四周苍松环绕，微风拂过涛声在耳之意。与城区内历史悠久的鸠摩罗什寺不能相提并论，也没办法与凉州四寺相比较，更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白塔寺难望项背，这间小小的寺院在平凡而低调中一直存续至今。近年来随着文旅热，松涛寺因为距离城区只有不到五公里的优势地位和僻处乡间绿水花红的天然景观深受当地人青睐，成为武威人避暑游玩的好去处。每到炎炎夏季，松涛寺周围林泉茂密，花树成荫，城市里困守于钢筋水泥车水马龙的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在这里垂钓、烧烤、玩闹，颇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闲适。
武威拥有“佛国凉州”的盛誉，不止体现在城区内外众多的佛寺建筑，还有两大圣山的加持。这两大圣山分别为天梯山与莲花山。天梯山曾建有一座广善寺，后来因有石窟大佛俗称大佛寺。关于天梯山石窟前文已有详细解读，此处一笔带过不做赘述，我们去看一看莲花山。
莲花山，古称姑臧山、紫山、孤臧山。位于谷水源头，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冷龙岭一脉，海拔两千七百米，山底海拔是一千八百米，距离市区十三公里，位置在凉州区松树镇科畦村三组刘家沿沟境内，山势雄伟，奇峰环列，层峦叠嶂，四面险峰从远处望去，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山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北唯一修在海拔一千八百米高山上的文化古迹，始建于西汉，兴盛于新朝，窦融、曹魏，五凉各朝以及后来的各个朝代均有规模不等的修缮。据史书讲，莲花山曾有古树十万零八棵，山上的大多景观建筑与古树草木皆毁于民国时期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莲花山雍凉大寺，一度曾是西北最大最有名的寺院之一，是研究西域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见证，汉传佛教融合的历史见证。从隋唐时扩建，到明朝还保留有完好的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七十多座一千多间，供奉有古印度佛像、藏传佛教佛像，有成庞大体系的佛道诸神诸佛庙宇，气势恢宏，为西北之首。
唐朝总章元年（668），高僧道世所著《法苑珠林》载，佛祖舍利有十九所在中国，莲花山的凉州姑臧故塔，又名镇魔塔，就是其中之一，其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传说为佛祖舍利镇压妖魔的所在。
莲花山与其山寺建筑历代都有增修，在唐代尤其受到重视，与数位名臣、名将都有佛缘，且被多次写入诗文，具有了佛光与文脉相兼容的独特文化气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被誉为“诗佛”的著名诗人王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担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到武威后游历莲花山作《凉州郊外游望》一诗，题曰：“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这首唐诗，是莲花山历史上现存时代最为久远的一首，因而十分珍贵。唐天宝十一年（752），诗人高适秋冬之际，于凉州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驻足武威与朋友窦侍御游览莲花山，作《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一首：“化塔屹中起，孤高宜上跻。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鼙。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始知阳春后，具物皆筌蹄。”此诗意境与名气和王维的前作各有千秋，一并传唱后世。此外，唐朝天宝五年（746），颜真卿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查河西节度，也曾游历凉州莲花山，对山寺景观甚为赞许。
1247年，西凉王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邀请西藏高僧萨班来凉州会谈，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凉州会盟”。萨班之妹索巴让姆跟随而来，选择在莲花山出家修行，圆寂后将其灵骨舍利装入用生铁铸成的佛像里，供奉于殿内。元朝延祐七年（1320），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凉州莲花山遂造八思巴帝师殿。
明朝洪熙元年（1425），广西参政戴弁作《咏塔诗》一首：“不省何年结构功，一峰突兀白云中。高临北极天光回，低压南山地势雄。风送铃声归碧落，雨落虹影入晴空。安能平步丹梯上，尽日徘徊兴莫穷。”其描写莲花山气势宏伟之景象，情景交融，画面感十足，亦是难得之佳作。
莲花山自古以来就是佛道共存的圣地，山上寺庙道观和谐并存，僧尼道士相互照拂各自修行，其自然景观与山寺规模，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大地上皆屈指可数。
1937年，一代画师大家张大千来武威，还曾携妻子两次登临莲花山，赞美山势雄奇壮观，并画有《莲花山飞瀑图》一幅，其画题跋云：“莲花山飞瀑。穷源春书意，到此瀑其心。凉州西南莲花山梵宫琳宇，犹多之元明结构，一览之胜，两登绝顶，此大痴樵，方家法写之，用作游记，乙酉七荷月。爰。”此画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拍卖，后不知所踪。
1941年，张大千第二次莅临凉州莲花山，观赏莲花山风景后，挥毫泼墨作《莲花山图》，款识：凉州城南莲花山善应寺，境绝幽邃，高崖悬瀑，梵宇出云，南中诸胜或且不逮，况此边徼耶！予游河西，两止其地，晨夕瞻眺，良豁美襟。爰用山樵法写此，以代游记。癸未秋日，大千张爰。先流失台湾由台湾私人珍藏，2013年4月6日在香港被保利香港拍卖，成为收藏家的私人珍品，外界已经很难睹其风采了。
莲花山作为凉州佛国中两大圣山之一，其规模与历史沿革见诸武威各类文史资料，在佛教文献中亦多有记载。《佛说十二游经》描述莲花山建筑规格云：“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图寺、七十二讲堂、三千六百间屋、五百楼阁。”莲花山上的寺院，始建于西汉末，到唐周时共有寺院、道观两千多间，到明清时期，只剩七十二处，亭榭楼阁、僧房塔舍等建筑九百九十九间。不仅如此，莲花山上建庙立寺，就近取材，很多木材来自山上或山下。可想而知，当时的莲花山不仅人声鼎沸，而且林木茂密，生态环境优美。
山上原有寺院名灵岩寺，元改名为正光寺，明时改为善应寺，善应寺即莲花寺。塔侧拉强沟里有一眼清泉，称药王泉，泉水清凉。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庙会，数万人畜上山，均饮用此水，传说水能治病。泉边有一磐石，相传此处原无水，是索巴让姆用脚踏动了磐石后，出现了泉水，石上留下她的足迹。
史书记载莲花山原建筑集合儒释道三家各等规模的殿阁庙院。
佛教有：善应寺即莲花寺、莲花殿、雍凉大寺、达摩庵、极乐宫、东大寺、西大寺、西竺寺、药师佛殿、弥勒殿、燃灯古佛殿、准提殿、无量殿、观音殿、眼光殿、转轮殿、大势至殿、三圣殿、韦驮殿、百塔寺、大观音殿、小观音殿、大悲阁、白衣洞、佛塔殿、接引寺、文殊洞、普贤洞、小须弥洞、五百罗汉殿、比丘殿等。
儒家有：大成殿、文昌宫、紫山书院。
道教有：玉皇阁、紫山观、崇禧万寿宫、德佑观、神鸟观、长生大帝阁、天皇大帝殿、北极太皇大帝殿、后土地祇殿、五龙宫、上台子殿、药王殿、华陀殿、南斗六星殿、三教殿、牛王马祖殿、三皇殿、三山五岳殿、雷部殿、火部殿、瘟部殿、北极四圣殿、玄坛真君殿、四大天王殿、三宫殿、孤魂殿、四海龙王殿、雷祖殿、娘娘殿、七星殿、土地殿、十二元辰殿、鬼王殿、土地祠、黑虎财神殿、三星殿、油驮殿、春秋阁、痘部殿、木帮殿、三霄殿、新百子阁、旧百子阁、文昌宫、魁星阁、云台阁、麒麟阁、五方五老殿、王母殿、无生老母殿、地母殿、分水将军殿、灵宫殿、老君洞、功德殿、三官大帝殿、凌烟阁、四大天师殿、八仙阁等。另有上朝阳洞、下朝阳洞、哼哈二将殿、上天桥、玉带桥、关煞洞、头天门、二天门、上天门等设施建筑。
据说在1950年，莲花山上的建筑物仍保持原有数量。到了1960年前后，人为拆除，导致各种建筑毁于一旦。现山上遗留的药王殿、观音殿、财神殿、接引寺等，都是后来重新修建的。
武威人有农历五月十三日朝莲花山的习俗，有人说是从西汉就开始了，也有人说是在唐周时就有此风俗。不论起源于何时，农历五月十三日朝莲花山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节日，每逢此日莲花山都会举办盛大庙会，十里八乡的人纷至沓来，也有从外地驱车而来的信众和旅游观光者参与其中，有拜佛烧香的、求子还愿的、玩耍游览的、打点生意的……人们摩肩接踵挤挤挨挨，构成莲花山一大盛景。
偏居凉州一隅的莲花山，是佛道儒三教共有的胜地，承继了我国名山大刹的风格，山上许多景点名称亦与泰山一致，其格局也颇为相似。而且，莲花山下有一牌坊，格局与“下天祝（竺）”同，名曰“上天祝（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莲花山举行朝山会，这是人们必走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被称为“圣道”。
莲花山下有一道山坡，据说有七里长。此坡因为红沙怪石遍布草木不生，故名旱滩坡。1972年，九十二枚医药汉简在这里出土，考古学中就有了旱滩坡的名字。旱滩坡发掘的汉简是国内最早的有关医学著作的原始文物。汉简上隽永的书法和所刻的内容，昭示着中华文明的一大进步。1974年，当写有文字的纸从旱滩坡出土后，武威又为我国造纸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旱滩坡，每出土一件文物都会给武威的文明增添新的内容。据武威耆老讲，旱滩坡有一自然景观，叫罗汉坟，旱滩坡有多大，罗汉坟就有多大。罗汉仰体而躺，头、脖子、胳膊、指头、肚脐等依稀可辨。据传，看罗汉坟需在早晨八点钟左右，选一合适的角度，此时的罗汉慈眉善目若隐若现，堪称奇观。可惜，这样的奇景笔者一直无缘得见，只能在文字里描摹想象了。
佛教文化深入人心绵延不绝，两千多年来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慰藉了无数迷茫的灵魂，给予人精神意义上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因此才会被世人广泛接受。
凉州文化的构成中，佛教文化必然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佛国凉州与文化凉州在武威这块土地上凝结而生、相伴而生，为我们留下了博采众长又风格独特的武威风貌，沉淀在武威的历史文化底蕴里，也浸润在武威人的血脉中，并将永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