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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反精英与反建制等民粹力量发力，唐纳德·特朗普于2016年11月9日战胜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略有意外地挟民意攻下了美国总统宝座。自此，美国开始从“奥巴马时代”逐渐过渡到“特朗普时代”。从2017年1月20日至2020年年底，在四年的时间里，特朗普与其执政团队一起，在内政与外交等两个维度上摸索、摩擦、冲撞与调适，虽然依然存在若干严重问题，但是其施政的基本政策方向展现出显著的“特朗普式”特征。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并正式发布了其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
初步勾勒出其在对外政策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基本框架，也从政策文件上展现出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国际秩序与对外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预定目标、行为逻辑和未来方向。甚至，有学者与政策研究者提出了所谓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
到2018年12月，特朗普更是在全球安全、国际贸易、全球移民和地区政策等多个议题中展现了其与众不同的政策偏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与美国以前历届政府上台后所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相比，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履行竞选承诺、推行政策议程与制定国家战略方面面对着不一样的动力因素，接受着不同的多元压力，也承载着诸如“美国优先”“反建制”“反精英”“美国衰落”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多种话语的制约。国际秩序走向不确定则是未来学界与政策界对特朗普治下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基本判断。 [5] 在当前背景下，特朗普被视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变量，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正在酝酿一场全球性外交危机，如艾略特·A.科恩（Eliot A.Cohen）指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盟友缺乏信赖，嘲弄国际机构，并对美国已经维持了将近八十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麻木不仁”。 [6] 有学者甚至认为，“随他去”（letting go）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态度。 [7] 这种看法实际上也得到了2018年12月特朗普在伊拉克问题和叙利亚撤军问题上的表态的支持。当然，也有观察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一种美国式的帝国主义战略，其未来将导向一种“非自由的霸权”秩序。 [8] 相对于这种外向性的战略评判，还有的观察则认为，美国的若干举动实际上是一种“不干涉主义”，尽管这种“不干涉主义”似乎带有一种非比寻常的非典型性。 [9]
但是，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政策情况来看，这些判断略显片面。特朗普在其国际秩序观的建构过程中有看似繁杂却基本方向一致的逻辑，美国政府多面出击的行动也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基本特征。那么，特朗普的国际秩序观和外交国防战略框架有什么特点？哪些因素影响着特朗普团队建构其国际秩序观并制定相应的外交国防战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章特致力于从政策角度较为全方位地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判断与战略重点，基于不同层次讨论其国际秩序观与政策偏好的建构逻辑和影响因素，并总结特朗普政府国际秩序观的突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