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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全球秩序设想和自我角色定位的一个关键性的内容是如何认识美国及其霸权，如何界定未来的欧美关系。在欧盟各国内部，关于美国霸权的性质和欧美关系众说纷纭。总体而言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追随美国论”。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是欧洲的救世主，是仁慈的霸权，其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安宁，欧美之间在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欧洲必须紧跟美国，形成紧密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其立论依据在于从欧洲自身的实力和未来世界权力格局演变趋势来看，欧洲都不可能再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只有紧紧追随美国，欧洲才能保证安全、和平与繁荣。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的，现实主义的欧洲人都明白，欧盟的“乌托邦事业”——消除国家边界、建立超国家政府等的根本前提条件是美国领导的北约为其解决了安全问题，一旦美国霸权崩溃，大国竞争、德国问题等立刻就会重新成为欧洲人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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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对世界多极化的主张，拥护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他们认为世界多极化表面上看似合理，但是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基础——社会的基础是秩序，而秩序之所依是力量而非法律。在全球这个社会，建立这个基础的是美国而不是联合国。将权力分成多极，就算是可能，所带来的和平不会更多只会更少。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不是问题，反而是解决问题的力量。各拥暴力才是导致战争和恶性竞争的根源，国家就是通过垄断暴力来实现了小范围内的和平与秩序。联合国无法在全球层面垄断武力，因为其体制和成员国各自的利益导致其难有作为。但是，美国却是一个拥有超强武力的“准世界国家”，主要是出于私利，美国要建立一种基本的世界秩序，充当“世界警察”，反对各种暴力，维持“国际治安”。这在无意中当然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但是霸权并不能玩转全球，外有其他大国制约，内有其民主体制的运作，因此也不必太过担心美国霸权会肆无忌惮，变得完全自私自利。所以持追随美国观点者认为“应该感谢霸权”，“多极化”则是历史的倒退，是愚蠢和目光短浅的。
追随美国的观点一直在欧洲占据主流地位，也是许多欧洲国家实际所奉行的基本战略。
第二种是保持跨大西洋关系前提下的“制衡美国论”。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派观点在欧洲的影响力日渐上升。最初的导火索是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特朗普上台后的单边主义和对盟友的“霸凌”进一步催生了欧盟的“独立”意识和反美情绪。这一派观点认为，美国霸权奉行单边主义、滥用武力，在一些重大的理念和价值上与欧洲分歧明显，欧盟必须有力量扮演制衡美国霸权的角色。欧盟也必须要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发展自己的可靠独立的力量，但是前提是要维持美欧同盟，紧跟美国霸权，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繁荣和复兴。疏远美国这一全球性力量，欧盟也最终成不了大事。欧盟也要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即使面对激烈的争论，也不应退缩。欧盟对美政策的基础，一方面应该是诚意合作，另一方面是绝不示弱。当美国可能会犯下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错误时，欧洲应该“私下规劝”，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欧洲也要不失尊严地接受霸权的错误决定。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这一派观点源于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和欧美价值观、社会文化分歧。美欧之间既有文化上共同的渊源，同时又存在分歧和彼此间的嫌恶。“反美主义是一种敌视美国与美国社会的态度，是对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传统与价值忍不住要痛批的冲动，由此而生出一种憎恶之情，特别是针对美国文化及其在海外的影响，以致瞧不起美国的民族性格，看轻美国的人民、心态、行动、穿着，坚信美国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影响是有害的。”
总体而言，这种心态过去普遍存在于欧洲知识精英阶层，而普通欧洲大众则对美国较有好感，认为美国代表着现代与未来。但是在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欧洲大众也加入到了精英阶层的反美行列当中。可以说，欧洲各国的精英与大众，执政党与在野党、左派与右派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的言论上和政治态度上如此高度一致还是战后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2003年2月15日，在欧洲各大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反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示威集会，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将这一天定义为“欧洲的诞生日”。
同时，在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战争问题上，欧盟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又陷入了分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支持美国，并被美国人称为“新欧洲”；法德坚决反对，而被冠之以“旧欧洲”。美国以是否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划线，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法德等称为“旧欧洲”，确实让相关国家的民众感到愤怒，美国看重和界定的“新欧洲”的标准，显然与欧洲人自我理解的欧洲价值相去甚远。这一分裂促使一些精英思考如何真正增强欧盟一致和独立外交政策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定位欧美关系。
在政治文化上，欧美之间也存在深层的历史差异。由于一直以来孤立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具有一种追求“绝对安全”的历史倾向，不太考虑其他国家的“相对安全”诉求。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是让欧洲主要国家更相信集体安全，限制国家暴力手段的使用，把维护安全的责任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共同体。欧洲人认可联合国这一基本架构和原则。但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追求绝对安全，不可能将自身安全寄托在盟国或一个共同体身上，而是永远保证安全问题上的绝对自主。作为美国的盟友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希望能与美国发扬民主原则，平等协商，但这仅限于一些日常事务和表面程序，真正重大问题还是要服从美国的命令，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无法改变美国的单方面决定。
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欧美价值观相同，但是在如何实践人权和国家干预的程序、方法方面存在分歧。欧洲更多地相信联合国的维护人权机制和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而美国则只是把联合国看作可有可无的工具。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当时欧洲事务和奉行原则的厌恶，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9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问道：“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我们的安定与繁荣跟欧洲的野心、对抗、利益或喜怒无常纠缠不清？”
时移世易，两百年后的欧洲人也完全可以以相同口吻反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我们的安定与繁荣与美国的野心、对抗、利益或喜怒无常纠缠不清？当今欧洲，存在此种疑问的人应当不在少数。一种原来只是停留在欧洲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反美主义情绪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得了政治力量，变成了欧盟增进一体化和追求更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现实动力。一些政治人物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知识精英也看到了“反美主义”这种潜在力量，因而希望通过强调美国的负面形象，区隔欧洲与美国的差异，以使欧洲人更为明确意识到自身的特性和身份，推动欧洲更进一步的自立自强。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引起世界各国的不满，由此国际社会寄予欧盟很高的期望，但是欧盟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政治行动能力；欧盟应该摆脱依赖美国盟友的状况并且推动一种代替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新方案。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新秩序就是将传统的国际法发展为政治性的、宪政化的世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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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关键是在“核心欧洲”的带领下，在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实现质的突破，建立起欧盟独立的防务力量，并使欧盟具备一种国家的特征。只有具备了独立的安全防务能力，欧盟在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才能为贯彻自己的理念和意图而实施有效行动，也才可以真正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哈贝马斯对欧盟的世界角色定位就是成为在西方内部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另一极”，尤其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影响力，作为制衡美国的力量。“欧盟要学会对外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学会使用已经积累起来的国际信任资本，并进行有远见的协商，只有这时，在有创造性的意义上，一个双极的西方才会出现。”
哈贝马斯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将武力置于谈判协商之上，不仅给世界带来动乱，也损害了欧洲与美国共有的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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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既想让欧盟保持与美国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同时又不希望欧盟仅作美国的应声虫和小伙伴。欧盟应该做美国“忠实而有自我意识”的盟友，推动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改变。他有意标榜欧盟独特的价值诉求和对外政策理念，明确欧盟的自我意识，认为欧盟要做美国的“诤友”，而只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欧洲才有可能让自己的意见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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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键问题是欧盟力量的发展和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一体化程度。“只有共同行动，欧元国家才能争得世界政治上的分量，这种分量使得他们可以在世界经济议程上获得合理的影响力。要不然就在当今危险的、混乱的世界局势中当山姆大叔的卷毛狗，听凭摆布。”
同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盟的分裂说明成员国自身的对美战略和利益压倒了欧盟共同的外交政策。哈贝马斯希望欧盟摆脱在重大问题上依赖美国的局面，认为欧洲人不能完全听命于北约和美国司令官。这就要求欧盟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哈贝马斯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更为“实体化”的改革，安理会要变得更为“步调一致”，在更多的决策问题上以多数原则取代一致原则。安理会的改革应当充分反映世界实际力量格局，不仅仅使富强的民族国家如日本、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且应当体现“地区性政权”，如欧盟的声音。
哈贝马斯还认为，欧洲社会模式和文化与以新自由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美国模式有显著不同，欧洲希望对日益加剧的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后果加以调控，并对世界经济进行一定的整顿。具有对外行动能力的欧盟首先可以对世界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并推动保护环境和人权、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资源分配等世界性议题。欧盟应该像美国、中国、印度等担负起世界政治的角色，要在遵守和制定国际法、禁止酷刑、惩办战争罪行等方面突显自己的想法。欧盟还要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制度内提出对占统治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在联合国组织内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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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时期多少缓和了小布什政府时期造成的美欧紧张关系，欧洲人对奥巴马的内政外交也颇有好感。但是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访问欧洲行程又带来新的欧洲疑虑和欧美分歧。当然，迄今美欧间的矛盾更多还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竞争和某些具体安全领域的争论，并没有表现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直接冲突与对抗。欧盟的官方态度是折中主义的，主张在维持和巩固跨大西洋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增强欧盟的独立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欧盟；但不是挑战和制衡美国，而是将自身能力的增强看作是对欧美同盟和北约整体能力的补充。2003年的《欧盟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安全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的军事力量，“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虽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无可替代，但是欧盟的目标是要建立更为有效和平衡的伙伴关系，这也是欧盟要增强自身能力和协调性的另一个原因。
从长远来看，欧盟在战略层面增强自身自主能力的决心和意志将不断增强，将会实施一系列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安全、防务计划和行动。这是美欧分歧所致，但主要还是源于欧洲内部和周边重大危机问题对欧盟独立行动能力客观上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