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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在对华政策方面打南海牌、台湾牌、贸易牌、技术牌和政治牌等，试图全面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推行其遏制政策，并酝酿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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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政府问责局于2018年1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为了实现作为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崛起，中国正在不断调整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而这恰恰会挑战美国在空中、太空、网络空间和海洋领域的利益。此外，他们指称，中国正在利用网络空间和发展电子战技术也可能会影响美国各方面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设定为主要威胁来源。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鼓噪，“与我们自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所秉承的战略始终是一致的，即承认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竞争本质，并且中国已经采取了给美国人民带来风险的行动”。
并且，蓬佩奥在一次访谈中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在五年、十年、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仅仅依靠简单的人口和财富，以及这个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国将是美国在中长期内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一，美国针对中国加大了其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宣示。根据学者统计，从2015年10月27日到2018年9月30日，美国共在南海地区派遣了13次军舰巡航，其中，特朗普政府实施了9次军舰巡航；特别是9月30日，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进入中国拥有主权的海域差点与中国驱逐舰相撞。 [83] 与此同时，美国还与东南亚盟友积极展开南海周边的军事演习。 [84] 可见其在南海地区压力动作的机制化与常态化倾向。
其二，美国也极力通过“台湾旅行法”、军售和其他军事手段等操纵台湾议题，全力针对中国的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等核心利益所在。除了被指“违宪”的《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还于2018年3月份主动签署“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国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地区，鼓励台湾驻美机构在美国开展业务等，鼓动“台独”势力，试图以此牵制中国的发展。
向台湾当局售卖武器装备也是特朗普政府极力挥舞的武器：2017年特朗普政府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2018年又提供了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武器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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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也多次采用边缘战略，派遣所谓的海军科研船到访台湾地区高雄市或者派遣军舰横穿台湾海峡，试图宣示其“自由航行”并向我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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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议题也开始成为近年美国政客们的操纵点。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签署了所谓“西藏旅行对等法”，标榜立志于“推动美国外交官、其他官员、记者和其他人能够进入西藏地区”，实际上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与主权，并表示可能在90天内公布一份中国官员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
同一天，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了《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敦促美国定期对台军售、鼓动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强化美国与日澳及东南亚各国的安全与经贸合作等，从而为制定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长期战略与政策奠定基础。
其三，美国政府也在贸易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在2018年针对中国发动了增加关税且管制进出口的贸易战；其目标包括降低中美双边交易中的贸易赤字，逼迫中国进一步加大外资和贸易领域的开放力度，限制中国贸易产业升级，降低中国产品对美国产业与工作岗位的冲击，并吸引美国资本与产业回流美国。从2018年年初开始，美国开始针对中国商品分阶段扩大范围式地施加了高达25%的关税，预计总值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尽管在贸易战过程中，中美之间曾经试图进行谈判解决贸易纠纷，但是面对美国屡次变卦，中国政府不得不多次中断双边贸易谈判。特别是，美国希望改变当前的国际贸易制度和相关规则，他们认为，中国在这种国际体系之下获得了更多的好处，美国反而深受其害，因此他们不再倡导“自由贸易”，而是强调一种“对等贸易”，并将其与中国开展的贸易污名化为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或者一种被利用的贸易。特朗普的话显示了美国精英阶层的一种心态，“他们正在撕裂我们，我们在帮助中国重建……如果我当选美国总统，支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
“他们（中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也太久了”，并认为中国实际上利用了与美国贸易中不公平的优势才得以发展。
其四，面对中国的技术升级、发展与未来规划，美国试图提前对中国技术进行遏制、对中美正常技术交流进行阻拦。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呈现蓬勃趋势，中国政府也正式确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目标。但是，这种未来规划刺激了美国在技术领域掌握并捍卫主导权的敏感神经。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西方强国将中国提升自身产业升级的国家规划视为一种威胁所在，甚至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制造2025”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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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讲中赤裸裸地污蔑中国的发展损害了其经济领导，“为了赢得21世纪经济的领导权，北京指导其工业官员和商界以各种必要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是我们经济领导力的基石”。
由此，技术竞争重新进入了中美大国竞争的视域之下，成为中美双方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强制措施制裁中国企业（如中兴与华为）或者针对性地要求禁止与中国开展技术交流（如晋华）。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国防方面强调高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警惕科技敌对者可能带来的危害；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特别强调技术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并针对中国等国提出了极其夸张的技术禁令。
其五，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尽其所能从政治方面寻找遏制中国的相关方法，以维护其政治方面的霸权地位。一方面，美国政府还是挥舞其所谓的民主和人权大棒，抨击中国政府的政治体系，积极干涉中国内政，并利用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处理和边疆反恐等举措指责中国政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国际舞台上试图抵消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例如其《国防战略报告》妄称“中国正利用其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胁迫邻国，重塑对其有利的印太地区秩序”。
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被美国视为其在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威胁。无论是《国防战略报告》还是《国防授权法案》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极力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作用。
美国也极其敏感地污蔑中国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影响（如学术、媒体和商业等），如彭斯便发表谬论，“北京正在以全政府通力合作的方式来推进其影响力并谋取其利益。北京正在以更为主动和胁迫性的方式使用这种力量，干涉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中国的行动并不仅仅专注于影响我们的政策和政治。北京还在采取措施，利用其经济杠杆力和巨大市场的诱惑力，对美国工商界施加影响”。
美国所谓中国不遵守规则而需要牵制的观点已经存在于美国精英情感之中，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是如此，并且在特朗普时期至少在贸易上对华强硬已经显现两党共同支持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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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全球影响力的衰弱与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共同造就了美国的焦虑，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即为表现之一，也呈现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紧迫性，“前几届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助长了他们。但是，这样的日子结束了”。
可以说，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或者对华强硬表态推动了美国放弃接触与扩大战略并采取一种强硬的国际秩序观。特别是，“反华”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制极化政治中的少有共识。有观察者认为，抵制中国或者对中国强硬是美国两党共识，遏制中国的目标对于两党而言是一致的，其区别仅仅体现在对抗方法与具体策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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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气来看，皮尤国际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已经从2006年的29%上升到自2013年以来的52%～55%；与此同时，52%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36%的调查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般威胁。其中，共和党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要比民主党更甚。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的通过再次宣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重的安全关涉并表现出“更强硬”态度，强调“运用国家实力整合的多种元素，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法律实施和军事手段”等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最终众议院以351比66票通过，参议院以85比10票的优势多数通过该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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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案成为法律的时间，也是近年来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中最短的，由此可见美国政坛对安全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关涉之切。
在向台湾当局售卖武器装备之后，美国右翼观察者鼓噪“不要听中国的，向台湾售卖武器恰是正确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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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方面，路透社通过对若干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变得越来越“强硬”。
当然，由于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以及可能牵扯到美国选举等问题，俄罗斯也是美国国内对抗情绪的一个目标。皮尤国际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希望约束俄罗斯的权力与影响力，并且从整体上认为俄罗斯比中国更具威胁性。
但是，该研究机构在另一次调查中却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共识度”要高于俄罗斯对其的威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