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国内与社会因素

也有若干国内与社会因素促使美国当前偏向对抗逻辑的霸权秩序观。正是近二十年来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因素的演变导致美国从所谓的“仁慈霸权”及接触外交政策向目前的“悭吝霸权”及对抗政策转变。

首先，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民粹主义潮流日益左右美国对外政策方向和国际互动模式。“社会力量”，特别是那些充满委屈与愤怒的社会力量，被认为是将特朗普抬上国家大位的重要因素。 在民粹主义思潮的鼓动之下，特朗普等非典型政治精英操纵民意，从而使得排外、封闭、污名化与寻找替罪羊成为美国处理其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民粹主义将寻求全球主导权与保护主义倾向等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美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孤立、失落、怨恨、不满的民众情绪。 ^[71] 这些负面情绪最终通过美国的民意流通与政策循环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有学者便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国会中的鹰派观点致力于将中国视为一种主要的经济与安全威胁，这种民意操纵最终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 这种情绪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之外成为引致大国竞争的重要原因，从普通民众到政治精英都有一种被中国“欺骗”的情绪，也激起了他们的焦虑和报复心理。 ^[72] 因此，不少美国人将特朗普提升到衰落之美国的“救星”地位，甚至认为特朗普“就是一个把人叫醒的闹钟”，他“代表了‘草根’力量，通过极端言行宣泄民众对美国精英政治的失望”。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及意识形态中的“极化”趋势也使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发生了若干变化。有学者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的极化已经是越战之后历史最高阶段。 ^[73] 甚至每个党内部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对方是“国家的威胁”。 ^[74] 国内分化或者政治极化趋势实际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以及国内共识及共同接受的解决手段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也影响美国国内的日常政治。 ^[75] 2018年1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非法移民减少与否问题、全球变化应对问题、美国军事优势确保问题、世界秩序维持的成本问题、难民问题、合法移民问题、与盟友关系问题、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等是美国两党受访者产生最大意见差异或者“极化”的议题。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内部加强“特朗普化”才是其政治生存的一种秘诀，因此，有政客甚至打起了“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旗号；而另一层面，民主党也需要诉诸一种较为极端的政策（如身份政治）才能维持这种政治极端化的均衡状态。已经有观察者指出，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会比以前更为拥抱特朗普。 对此，有分析认为，“当政治极化、反建制愤怒和不信任专家观点时……强调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引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内向性的政策制定等”。 ^[76] 2018年11月，兰德公司研究人员认为，美国两党制极化政治会影响中美两国的竞争，在目前情况下，党派极化与竞争会进一步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最终导致内部决策机制瘫痪并倾向于制定极端政策。 例如，一位对华较为强硬的政策学者曾经说：“其实我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我已经快成为对华态度中的‘鸽派’学者了。”

再次，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前美国国际秩序观念的转向与定型。有观察认为，特朗普这类性格在总统之中是“前所未有的”。 有学者甚至认为，特朗普之“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主导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理念，在美国领导人那里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向”。 ^[77] 从竞选到中期选举这段时间来看，特朗普展现出一系列特征，例如原则性现实主义、反建制、权力最大化、结果主义、复仇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甚至还有疯狂和自负等标签。特朗普在美国外交体系中的个人烙印和各种行动也从制度、规则和规范等支柱上试图重塑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方面，从利益与权力考量，特朗普认为美国对世界付出太多，因此特朗普展现出对国际制度甚至盟友体系的轻蔑态度，也导致出现美国更为强调单边主义的相关迹象。 ^[78] 另一方面，从原则性现实主义出发的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屡次诉诸权力大棒，逼迫或者胁迫其他国家接受其观点，甚至不惜发动对国际社会有损害的贸易战来追求其最终目标，并且不顾后果地退出相关国际组织并损害国际制度。这种结果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于一体的国际行为实际上也能从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中找到线索。 ^[79] 此外，面对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举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特朗普正在摧毁世界秩序、瓦解自由的国际秩序，因此世界秩序能否持续下去便成为一个问题。 ^[80]

最后，与特朗普个人性格和社会人际网络相关，他遴选启用的行政主管和政策智囊也在特朗普制定美国外交政策和损害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时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时任白宫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前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扮演着美国外交与国防领域的强硬派角色；而时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时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等虽因为利益集团不同而立场稍微缓和，却在目前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之下不得不从温和立场上回撤。以贸易摩擦为例，纳瓦罗对特朗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其激进意识形态、僵化教条主义路径与非主流观念等挑动起美国对中国的怨恨与不满，并以复仇主义的立足点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与此同时，他也将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 ^[81] 特朗普政策智囊中的强硬派抱团会衍生出至少两个结果：其一，温和派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走向强硬；其二，强硬派的立场倾向于更为强硬，只有如此才能更为抱团更加有力，也会变得更为封闭。

当然，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观点差异也是美国当前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影响变量。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看法可能会制约政治精英的极端化政策；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看法的变更也为政治精英继续操纵、塑造民意或沉迷于自身政策方向提供了合理基础。自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建构实际上也展现了一些效果。例如，2018年11月7日—16日，皮尤国际研究中心调查了13570受访者，展现了美国不同党派受访者在25个外交政策具体议题上的支持度——美国受访者最关心的外交政策包括防止恐怖主义、保护国内就业、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改善与盟友关系和传染病扩散防治问题等，其中，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均表达了支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霸权捍卫与大国竞争议题也成为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例如，将近一半（49%）的受访者对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表达了支持态度。但是，具体到特定国家，特别是在威胁国家对比的情况下，美国政客与民众受访者却表达了不同的态度，比如42%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俄罗斯的权力与影响，40%的受访者支持限制朝鲜的权力与影响，39%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伊朗的权力与影响。与目前政客们疯狂鼓吹的“反华”政治正确相比，32%美国受访者支持遏制中国，在民众眼中，遏制中国的优先度尚不如遏制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的优先度。 但是，其中，保护国内就业、捍卫军事优势、维护美国商业经济利益、削减贸易赤字与人权保护等议题实际上都嵌入了中国这个假想敌，因此，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议题优先度必然会更加显著。 P+LHr2we4uN6tPnOOS7neiqtFYTUOMIzrl/LTtciU6+ajQx4h9yvU/JhNoZll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