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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际体系结构展现出一定的权势转移苗头。冷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霸权，它也的确享受着冷战结束为其带来的“结构红利”，从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稳步提高，到1999年达到了4.685%。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经济形势并不稳定，2001年其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1%，2009年经济增长率甚至下滑到负2.78%；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2007年，世界银行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4%，2009年虽然也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依然超过9%。
根据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从冷战之后到2014年，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下降了3.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却从最初的两成多拓展到将近四成；特别是，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其“老朋友正在消减”，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均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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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24.32%，中国占全球经济的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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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为王”的基本逻辑使得中国取代美国或者西方衰落的声音连绵不断，美国在全球经济与其他领域的领导权或者霸权争论也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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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六成。对此，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展现出日益担忧的态度。有观察指出，“60%定律”开始影响美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美国势必会从政策与战略上做出调整从而应对后起的追赶者。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客更是将这种国际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中国参与全球化浪潮的正常获益归罪为依靠“不公平”的贸易体系、“掠夺式”增长以及偷窃西方高科技技术上。
其次，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在国际制度操纵方面美国也不如以前那么得心应手，美国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制度支柱也面临瓦解的风险。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无论是代表性、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与其西方世界盟友依然主导着国际制度的设置与运行，但是，他们在国际制度操纵中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抵抗。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焦点，而改善新兴市场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问题更是这些新兴力量试图达成的目标。从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作为第五种货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并且成为比重第三大货币，达到10.92%，与之对比美元占41.73%，欧元占30.93%，日元为8.33%以及英镑占8.09%。
不论是按照人口数计算还是按照国家数计算，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在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上得到更大的体现，但是，二战之后美国所主宰的国际制度却极力压制这种合理要求，从而造成国际制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在此，美国往往是造成这种“民主赤字”的罪魁，也同时是被其他国家所诟病的祸首。
其二，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在国际制度中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国际制度权威性与合法性的流失。近年来，美国屡屡破坏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规则，从非法入侵伊拉克到反恐阿富汗，再到攻打利比亚、打击叙利亚等，美国或者置联合国相关武力手段使用规定于不理或者滥用国际权威机构赋予的合法性。西方国家的肆意作为直接损害了国际制度与其中主导国家的公信力。皮尤国际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个调查显示，不同国家对于联合国等国际制度的信任度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两极化特征。2013年，各国受访者对于联合国的整体好感度上升，达到58%，厌恶度为27%。但是，诸如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等国超过一半受访者对联合国持厌恶态度；就时间维度而言，从2007年到2013年，美国、阿根廷和韩国等对联合国好感度增长了一成以上，然而，来自中国、西班牙、加纳和肯尼亚等国受访者对联合国的好感度却下降了一成。
其三，国际制度中新兴力量与新生趋势进一步向现在的国际制度支柱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面对着西方主导之国际制度的排他性，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打造提升自身话语权与主导权的国际制度武器，并试图构建地区性或者集团性的国际制度平台。例如，中国提议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创建了金砖银行等国际组织。这些制度创设方面的举动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也带来了美国等国的敌视。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积极在现有国际制度体系之下寻求自身的话语权，参与“制度竞争”，这也对美国的主导权与权威性形成冲击。例如，在呼声日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之中，2016年中国的投票份额从3.81%提升到6.09%，从2010年投票权份额分配的第六名上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与此同时，美国的投票份额从16.74%微调为16.52%。
这种变革中的最大受损者实际上是欧洲各经济体。这种进展也被称为二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震动”。
实际上，在国际货币组织改革过程中，美国政府与国会一直处于极力阻碍状态。从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此改革方案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一直拒绝批准这个面向平等的改革方案，阻止中国在全球经贸金融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是，美国也发现其对改革方案的无动于衷实际上也“损害着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例如中国建立“亚投行”等机制而美国的盟友积极参与这一制度倡议——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这才决心推进这个改革方案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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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失望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陆续退出了一系列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议，甚至多次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与前几年美国维持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大致平衡的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已经有证据显示，未来的国际制度舞台中的对立、冲突与竞争等会更为严重。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特朗普政府也主导了一系列针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制度重构攻势。
再次，受制于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制度方面的疲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施展其经济影响与金融工具的能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制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依靠其自身的“世界工厂”地位获取了国际贸易层面的巨大优势，直接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2013年，中国是世界上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之相比，美国在76个国家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2006年，美国是世界上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只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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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来看，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5050多亿美元的物品，而中国从美国进口了约13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美国贸易逆差达到3750亿美元。
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也使美国感到自身处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关系中，甚至将这种贸易关系放置到其“安全化”话语之下。例如，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等国发动“贸易战”并与贸易伙伴重新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等举措便是美国试图扭转贸易关系、打造所谓“对等”贸易、遏制中国的贸易影响力并重新打造美国的贸易主导地位之举。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依然占主导优势，但是也面临着其他货币的冲击。以贸易加权美元指数（Trade Weighted U.S.Dollar Index）为例，该指数能够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美联储数据显示，贸易加权美元指数在2002年1月份曾经达到112，到了2011年4月下降到68，达到1973年来的新低；期间美元地位走弱的趋势非常明显。
这显示出，面对欧元、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等传统国际货币的竞争，美元的霸权地位遭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但是，从2012年之后，美元又开始走强，其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份额近期也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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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备货币方面，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最为主要的储备货币，2017年年底到2018年第一季度，达到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62%；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也显示，2013年第4季度，美元储备货币比例曾经下降到61.24%；而欧元、人民币、日元与英镑等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增长显著，2018年第1季度，欧元达到20%，人民币达到1.39%，英镑达到4.68%，日元也达到4.81%。
与此同时，面对美元的宰制地位，若干国家开始探索“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的政策路径，试图通过寻找美元替代货币或者用本国货币结算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其中，新兴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如伊朗、利比亚、秘鲁以及东南亚国家等都将“去美元化”当作一种重要的政策选择。
同时，军事方面的衰落是美国最为担心的一个维度，因为军事构成了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支柱。尽管目前美国依然在国际军事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等国的军事进展也已经使美国近年来如坐针毡。如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称，“美国的敌人”在军事科技领域中正在追赶甚至在某些领域中超过了美国，特别是“敌对者如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比预想中更快地掌握了隐身飞机与网络空中防卫体系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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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公司在评估中美之间的军事比较优势和劣势时认为，中国从1996年到2017年的军事实力有了极其明显的提升，在不同情境（如台湾问题与南沙问题）中中国针对美国已经有了多个领域的优势或者比较优势，“尽管中国实力依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它能够对美国部署施加显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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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退化源自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取消一系列武器项目，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与奥巴马都没有把握机会重整军备，并且还致力于削减军备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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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时报》与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曾经针对美国服役人员做了一次在线调查，试图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军事政策与军事战略进行一次评估。该调查显示，七成的受访者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增加人员，四成的受访者则要求美国能够在战争地带部署更多部队，三成多的受访人员认为使用军事武力是投射美国实力与影响力的“显著战略”。
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认为，美国军事力量状况正在恶化，有些部门甚至“不足以执行”美国的国防战略，美国的军事设施陷入“规模不够、准备不足、经费欠缺”境地而无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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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7年美国军事能力指数将美国军队评价为“虚弱”，将其海军陆战队、核力量、空军和海军等评级为“临界”。
传统基金会国际研究副主任詹姆士·杰·卡拉法洛（James Jay Carafano）曾经指出，“本时代的军队将沉沦为第三代‘空洞’部队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总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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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美国国防方面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军事“千真万确地处于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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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2017年的一份国防部评估报告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有通过继续扩大武装才能得到捍卫，因此，美国军事力量应该获得“最大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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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历史并没有终结。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与自由等价值理念等饱受挫折，由此也引发美国对于尽快捍卫其基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必要性认识，这也推动了美国试图调整其国际秩序观。其一，中国被认为正在“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比如，阿伦·L.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便认为中国实际上在展开一场包涵意识形态竞争在内的大国竞争，中国试图推行一种以“市场驱动经济与威权政治”相结合的模式从而作为美国模式之外的“新选择”。他指出，想要应对中美竞争的新现实，特别是中国将意识形态视为“竞争的关键性重要领域”，那么“美国与其盟友决策者们不能轻视其战略中的意识形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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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察者甚至认为，美国决策层必须开始慎重对待中国崛起中的“最为艰难挑战之一”，也就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战役”，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会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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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道尔·L.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与蒲晓宇也认为，中国可能不得不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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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中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并无力与美国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产生对抗，中国也不会形成霸权对抗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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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反美主义潮流也依旧兴盛不衰。若干地区性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委内瑞拉与古巴等虽然在实力上不如美国，但是他们在各自区域中反对美国的干预与美国的相关价值，积极与美国对抗，试图抵制美国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些反美主义情绪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其主导的所谓自由秩序的控制。
其三，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所谓自由和民主价值等）还面临着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识形态竞争。例如，在中东地区，若干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都是以对抗美国实力和意识形态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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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美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文化实力相对衰落的同时，美国面对的威胁却与日俱增，这推动了美国在观察国际秩序时的焦虑感和随之而生的不安全感。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其对世界“转型期”中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担忧，认为美国已经“自陷险境”（At Our Own 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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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安全感也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之一。比如，特朗普认为，美国面对的是一个“离奇危险”的世界，其中充斥着一系列复杂且日益强化的威胁；根据特朗普的看法，美国面临的危险源包括那些开发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并威胁地球的“流氓国家”、日益发展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及恐怖组织、损害美国全球利益的竞争强国、美国国内的“多孔国界”与失效移民法规、犯罪集团、损害美国经济与工作岗位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盟友中的不公平责任分担等。
2007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举了若干种针对美国的各类显著威胁，包括全球层次上的网络威胁、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空间对抗、反情报、跨国犯罪、经济与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安全面临的威胁等，也包括地区层面上的近30个敌对国家可能带来的威胁。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呈现出其全球层面的威胁还包括了技术攫取与战略经济竞争以及国外欺骗等，并且这份报告宣称“敌人与恶意实体将会运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工具包括信息与网络技术来塑造推动其占据优势的社会与市场、国际规则与制度以及国际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