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的基本特征

特朗普当政后的美国国际秩序观念继承和发扬了美国自“二战”之后的一贯对外理念，比如说维护美国霸权、追求国际体系主导权与领导权，同时也展现出特朗普政府独有的国际秩序观特色。从秩序思维方面来看，霸权至上、美国优先的基本逻辑一直贯穿美国冷战后国际秩序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在冷战之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超其他国家，作为世界老大，“美国满脑子都是在世界上扩张其权力和利益的概念”，尽管遭遇恐怖袭击，但是“恐怖事件并没有改变一切……夺取地缘政治主导权仍是美国的战略追求”，而这也恰是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便选择的“大战略轨道”。 无论是“帝国诉求”“仁慈霸权”主张，抑或“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目标，实际上都是将美国霸权或主导权之捍卫置于首要位置。而“领导西方、维护全球主导地位”也成为美国历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优先议题。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整个世界因美国复兴与美国领导重现而得以提升……美国优先是我们政府的义务，也是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基础”。其国际秩序观的基本逻辑更是将美国利益、美国霸权与美国实力等同起来，以“三位一体”的姿态俯视国际社会，并操纵国际行为体的互动。

除此之外，“特朗普冲动”对美国国际秩序观带来的冲击可谓剧烈，全面性地展现出一系列基于新时代、新结构、新人物与新的大国互动关系的新特征。可以说，以“反建制”、鼓动民粹、建构威胁和先发制人等方式“换个活法”成为特朗普政府塑造其国际秩序观的主要路径。美国当前国际秩序观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其一，“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情绪化的国际秩序观。一方面，特朗普的崛起便是源自美国近年来民众情绪的转变，这些情绪包括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孤立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等。这些情绪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本来就处于敏感层面的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因素。 ^[14] “操纵‘受害情结’”和利用这些情绪也被称为特朗普最为有力的工具。 ^[15] 特朗普实际上并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他受“长久的个人观点”和现任幕僚观点的影响，会情绪化地调整其对世界的看法。 ^[16]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人士在谈论国际秩序与威胁时总是将情绪性话语运用到美国外交政策和对世界的看法上，比如说攻击中国的所谓“掠夺式”经济方式、污蔑中国是一个“坏分子”抑或批评中国的贸易“不公平”。此外，这种情绪化国际秩序观也可以看作美国对当前全世界范围内情绪化趋势的一种回应，其他国家如欧洲也在以情绪化的方式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其二，“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封闭化的国际秩序观。转向孤立主义是当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特朗普甚至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美国不管全球，自己路自己走”。 其国际秩序观的封闭化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将重点更大程度地放到国内议题上，例如美国产业和就业，并以此为基础来关注国际秩序的所谓好坏。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世界观包括孤立主义、成本—受益的双边主义、对自由国际机制的深深疑虑等。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是一种有选择的封闭。一方面，美国对北美地区和欧盟地区各盟友实施进一步的贸易交往。虽然动辄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但是近年来，美国实际上是在同盟体系内部推动贸易交往特别是贸易规则的发展，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到美国积极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构以及与欧盟和日本探讨进一步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却刻意利用制度规则将中国等竞争对手置于合作之外，例如TPP条文中的各种防范或者遏制中国条文、美国组织盟友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指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毒丸条款”、 其费尽心力建构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政府开始积极推行与中国“脱钩”政策等，可以说，特朗普的封闭化国际秩序观在某种程度主要是针对中国等其塑造的竞争对手。当然，特朗普政府封闭化的国际秩序观也有国内转向的因素，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实际上是塑造一个“缩小版美国”（America the Small），在一个责任过重、竞争激烈、互动频繁的世界中，重新调整美国的角色，维护美国的利益。

其三，“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极端化的国际秩序观。极端化选择是特朗普本人在行为与话语上的一种展示，同时也是美国极化政党政治的一种主要后果。 ^[17] 有观察发现，选民们开始期望一种极端位置，与此同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们也出于选举考量而愈发极端，并且其极端政治操作使若干极端事务变得“正常”起来。 这种极端政治也影响了特朗普观察和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在目标设置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利益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升到美国历届政府前所未有的极端水平上，直接将美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利益（包括其盟友）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至上，不择手段地展现其“美国优先”政策。就特朗普个人而言，有观察认为“（失败者的）争议、冲突和批评恰是特朗普世界观的一部分”。 ^[18] 在具体议题上，无论是对移民政策、气候变化政策，还是国际制度问题和世界贸易议题，特朗普都采取了一种极端封闭、拒斥或者冲突方式，并以此获得国内选民支持并建构倚强凌弱的谈判砝码。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美国也屡屡诉诸其强劲实力，采用强制和胁迫的方式，冲击国际制度架构，掀起负面后果无穷的贸易摩擦，并开展全面性的大国竞争。

其四，“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激进化的国际秩序观。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包括“傲慢民族主义和残酷交易主义”，是一种相对于战略主流的“激进背离”。 ^[19] 特朗普政府也在诉诸极端民族主义来应对国内外事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认为其政策诉诸“恐惧、怨恨和收缩政治”，这种政策导向已经不是“保守与否”的问题，而是“非正常”或“激进化”。 ^[20] 有观察评论认为，目前具有较高内聚性（coherent）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出现，尽管这种政策“激进且错误”。 ^[21] 其在特定议题宣示中展现出一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线索。例如，在整体国际秩序上，特朗普从内心里对美国领导的当前自由国际秩序充满不满，从宣布参选到近来表态，国际秩序对特朗普而言亟须变革，有研究认为，在当代政客之中其性格特征之“激进”足以“撼动整个西方世界”。 ^[22] 在贸易谈判领域，特朗普竭力操纵关税大棒，多次提出零关税，追求一种激进化的贸易议程。 ^[23] 其“重建”系列政策倡议也是特朗普政府激进行为的重要表现。2018年，美国时隔十年又发布了其自小布什政府之后的《国防战略报告》， 该报告致力于推动“重建美军”从而保证美国军事实力的竞争性前沿地位。

其五，“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实用化的国际秩序观。特朗普的上台自身便有实用主义回归的迹象。连奥巴马实际上都表扬过特朗普是一位“爱交际”且“实用主义”的人，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权力转移所带来的震荡与不确定风险之下；他明确指出特朗普并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 ^[24] 特朗普正式上台之后，也展现出其话语和行为之中的实用主义迹象。他经常表扬若干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并且跟自己的盟友产生冲突。 ^[25] 以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例，有观察认为，这是“对混乱不堪且困难重重的世界”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特别是特朗普悲观地看待世界，却乐观地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位势。 ^[26] 特朗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突破也引发了人们对其实用主义外交的关注。 此外，这种简单粗暴的实用，其根本是立足于美国和特朗普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与成本核算，并在互动当中突出优势、避免短处，而不受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国际责任”抑或友好盟邦的制约，因此，才有了美国对国际制度的批评苛责与退出相关组织。如蓬佩奥所言，当前国际秩序若不能为人民带来好处，就要“纠正”。 有评论认为，特朗普的“更强硬、更现实观点”包括以不同方式推动美国利益、要求盟国承担防务成本与保护承担全球化成本的普通民众等。 ^[27] 当然，这种“实用主义”回归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已强调“目标的原则性与方式的实用性”，只不过是从奥巴马时期开始加重分量。如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有学者便发现了此报告中蕴含的实用主义路径，奥巴马任期将尽的时候，《美国利益》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应该推行“实用主义接触政策”从而应对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例如中国崛起等。 ^[28]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认为美国应该转向一种“实用主义主导权”，而不应该“八面玲珑使人人满意”。 ^[29]

其六，“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分歧化的国际秩序观。特朗普正式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争议不断，对于其外交政策的“一致性”（coherence）存在较大分歧。这种分歧化一方面源自美国多元外交传统的不同“马赛克”组合，另一方面源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张力冲突。此外，特朗普行为特征及其执政团队的国内外事务治理更是凸显了其在看待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时的观点冲突，乃至于最终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做出一致性的外交政策。作为一个荣登总统大位的政治素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便被质疑。2016年4月，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发表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演讲，对此，若干观察者认为，其言论“并不非常一致”或“在一致性方面杂乱无章”。 在其执政四年的时间里，特朗普的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都经常面临观察者的批评。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例如，有观察者认为，特朗普正在“计算一个美国世界角色的大胆愿景”从而形成一种“一致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30] 更有美国强硬派大加赞扬，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一种“现实且一致的安全战略”，其一致性基于特朗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并在上任之后实现了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大聚焦； ^[31] 还有的观察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致性体现在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或“反驳新保守主义”之上。 ^[32] 也有的评论者认为，所谓的“特朗普主义”的立足点在于“总统认为，美国并不亏欠任何国家，特别是其盟友”。 ^[33] 然而，这些基于点的层面的“一致性”分析恰恰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国际秩序观的分歧化；不过，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复杂世界中必然会面临的考验，也是一种“新常态”。

最后，“特朗普式”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技术化的国际秩序观。这种技术化既体现在美国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的弹性优势上，也展现在特朗普个人“商业思维”、权力运用和谈判技巧的运用上。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凭借其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中的“恰到好处的配置”并辅以“技巧娴熟的外交”，可以实现外交政策的“大体成功”。 ^[34] 从战略设计上来说，国际秩序观的技术化面向关注的是战略目标、资源动员和工具协调的统一。其一，这种技术化配置是特朗普自身谈判经验的一种个人化展现。坚定的目标性是特朗普国际秩序观的重要特征，特朗普在其《做生意的艺术》中说，“我经商的风格是简练和直截了当。我的起点很高，然后就一直努力下去，直到得到所追求的东西”。 基于此，特朗普政府设定了“美国优先”、美国繁荣与美国影响力等战略目标。从整体上而言，特朗普政府在上台之后基本实现了其“美国优先”、遏制大国竞争者、拓展霸权国影响力和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其二，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通过操纵民粹和极化政治等方式追逐国内权力和资源的最大化，在国外通过建构大国竞争场景、塑造集体敌意威胁、挑起冲突议题、寻求潜在盟友和激活现有安全伙伴等方式最大化地动员国外的资源支持。特别是，特朗普以国内就业、贫富差距与移民议题等为起点，将国外问题与国际因素结合起来，并且通过高超的议题框定将罪过归咎于其他国家行为体，也同时获得了国内的支持。其三，特朗普政府在看似混乱的行为出招中协调了相关政策工具，并展现出一定的效率。特别是在安全、贸易和经济工具的联合搭配上，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手法可谓炉火纯青。 ^[35] 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展现了其国际秩序的技术化机制，例如大幅度调动权力资源、聚焦式施压谈判对象、利用国内外民气，以及多层次操纵政策工具等。无论是欧盟等盟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抑或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执政团队都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产业、科技与贸易及国际制度等工具占据双方博弈（既包括战线收缩也包括集中攻势）中的有利位势。 BCodETSJd866Rvpf3awifXgbmMFaU+k3JdvSyo/i0S15sRHTXgXeFaa6o1NJFJ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