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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前后，一位名叫泽妮小姐（Mademoiselle Zélie）的法国歌手同自家哥哥以及另外两位歌手一起环球巡演。在南太平洋一个没人用钱的小岛上，歌手们同意岛民们使用任何他们能拿得出的物品换取演出门票。
演出大获成功，连一位当地的酋长都来了。歌手们一共卖出816张票。泽妮小姐演唱了当时流行歌剧里的五个选段。在一封写给自己姑妈的信里，她列出演出的酬劳：“3头猪、23只火鸡、44只母鸡、5000个椰子、1200个菠萝、120蒲式耳
的香蕉、120个南瓜、1500个橙子。”然而这堆意外之财也给她造成不小的麻烦，泽妮小姐在信里写道。
“我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啊？”
泽妮小姐告诉姑妈，假如自己身在巴黎，可以以4000法郎的总价出售这些东西。这会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但在这里，怎么转手出售这些东西呢？怎么才能把它们都换成现金呢？事实上，很难从那些自己就用南瓜和椰子来付款购票的买家手里收到现金……”
“有人告诉我一位邻岛的观众明天会来，他能用现金从我和伙伴手上买走这些东西。同时，为了让收到的猪活着，我们用收到的南瓜喂猪，火鸡和鸡则吃香蕉和橙子过活。”
1864年，泽妮小姐的这封家书作为一条脚注被录入一本在法国出版的关于金钱历史的书中。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实在太喜欢这条脚注了，所以十年后他把这个故事用于自己的著作《货币与交换机制》（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的开篇。这个故事对杰文斯的启示是：以物易物糟透了。
在杰文斯看来，以物易物的问题在于它需要满足需求的“双重巧合”。不仅岛民们得想要泽妮小姐能提供的（一场音乐会），泽妮小姐也必须想要岛民们能付出的（猪、鸡、椰子）。杰文斯指出，人类社会通过在一些相对更耐久、更稀有的物品上达成共识，选择用它们来代表价值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发明金钱解决了以物易物的问题。
比杰文斯还早一百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就说过同样的话；再往前几千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前384——约前322）也有差不多的说法。金钱源自以物易物这一理论简洁优雅、有力、方便运用，然而它却有一个关键缺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是对的。“从没有任何一个完全且单纯依靠以物易物的经济体被记录下来，更别说金钱诞生的过程。”人类学家卡洛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在1985年写道，总结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数十年来不断重复的说法。
金钱源于以物易物的说法把金钱贬损成某种冰冷、简单且客观的物品：一种用于毫无人情味的交易的工具。事实上，金钱是一种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的东西。
生活在金钱社会之前的人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他们通过捕杀、种植和采集获得食物，并自制相应的工具。当时也存在某些交易，但通常是正式仪式（formal ritual）的一部分，具有严格的接受和赠予规则。如同金钱会诞生于以物易物一样，金钱同样也能从这些正式仪式里诞生。
在歌手泽妮小姐的故事里，按当地的习俗，她应该用收到的猪、火鸡、椰子和香蕉来为所有人举办一场宴会。这会带给她社会地位，如同现代人通过捐建医院和大学图书馆获得社会地位一样。参加宴会的客人则很可能有义务回请泽妮小姐。整个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互惠上的。
比如，在北美洲西北海岸名为夸富宴（potlatch）的节日上，原住民会一连庆祝好几天，发表演讲、跳舞、互赠礼物。赠送礼物是权力的象征，就像在餐馆抢着买单一样。在欧洲人抵达那里以前，当地社会地位高的人会送出皮毛和独木舟。到了20世纪，他们已经在送缝纫机和摩托车了。这种奢靡的大方吓坏了加拿大人，于是政府宣布这是非法行为，人们会因为送了别人礼物而身陷囹圄。
很多文化里，如果想和某人的子女结婚，送什么东西都有详细的规定；如果杀死某人的伴侣，赔偿的东西也有详细规定。在很多地方，人们要赠送或赔偿牲口；在某些地方则需要特定的贝壳。在斐济岛（Fiji），抹香鲸的牙齿担此重任；北欧的日耳曼部落之间则需要用由金、银或铜制作的戒指（这些部落甚至有了专门的词“wergild”，即人头费，专指赔偿谋杀的费用）。关于祭祀品的规定通常也同样详细。在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群岛（Vanuatu），只有某种长着特别巨大的獠牙的猪才能被用于祭祀。
当人们意识到需要一串贝壳才能结婚，或者必须拥有长牙猪才有资格参加祭祀，哪怕并不是马上就要用到它们，他们也有累积这些东西的动力。当然，也有的人立马就要用到它们。渐渐地，这些东西成了一种保存价值的方式。它们还不是我们熟悉的金钱，但已经是金钱的原型了；它们和金钱有关。在瓦努阿图，人们发展出一张借还长牙猪的精密网络。利息基于猪牙的生长情况来确定。据一名考古学家记载，相当比例的争端甚至谋杀案件都是猪债导致的。
金钱并不仅仅是某种让交换和积累变得更方便的记账工具。它深入社会肌理之中，和鲜血以及欲望紧密相连。因此毫不意外我们会为它如此疯狂。
六只羊
在围绕家族关系形成的小村子里，送礼和回礼这套机制运行顺畅，但用它来管理城市就难了。五千多年以前，目前所知的第一批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当时城里的居民就已经用内里封着陶制小物件的空心陶球来代表债务了。一个圆锥形的小陶块代表一份大麦，一个小陶碟等于一只羊。如果我给你一个里面封着六个小陶碟的陶球，就意味着我欠你六只羊。后来，在把陶制小物件封进球里之前，人们开始在球面印上它们的形状以提示球里的内容。渐渐地，有人意识到完全没必要往球里封东西：用球面上的印迹就足以代表债务。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各个城市的发展，城里的神庙成为权力中心，分工更加专业化，要记住谁欠谁什么东西变得越来越难。一群为神庙（神庙相当于市政厅的原型）工作的人想出了如何做好记录的方法：给压在陶球上的陶制小物件印迹增添详细信息。他们用芦苇秆做的笔在一小块陶板上做记号，然后开始用抽象的符号表示数字。这群最早的写作者不是诗人，而是会计。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就是写作的全部。没有情书，没有颂词，没有故事，只有“我欠你六只羊”。或者如出土自位于如今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古城乌鲁克（Uruk）某著名发掘现场的一块陶板记载：“鲁纳纳，庙宇祭司，收到宫廷侍从替阿巴撒加送来的一头奶牛和它的两头小牛。”
白银一开始是被人们用来制作珠宝和举行仪式的金属，它惹人喜爱且数量稀少，并且容易保存和分割，因此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了类似“金钱”的存在。但对于很多人也许是绝大部分人来说，“金钱”此时还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种植作物，饲养动物，食用自己的产出。每隔一段时间，祭司、女王或者法老的税务官会来一趟，收走一些大麦和羊。在某些城市，为神庙或者宫廷工作的人还发指令给纺织工、餐具和珠宝匠人，告诉他们要做的东西和数量，后者之后会上交自己觉得合格的东西。
中央集权对谁生产什么、谁能得到什么的决定权越大，这个社会对金钱的需求就越小。在美洲，距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过了几千年，印加人创造了一个巨大且复杂的文明，并且其中不存在任何金钱。神圣的君主（以及为他工作的政府官僚）告诉人们种植什么作物、猎捕什么猎物以及生产什么产品，然后政府收集他们的产出并将其重新分配。印加会计用记录了海量信息的精准绳结来详细分类记账。印加人坐拥流满黄金的河流和填满白银的山脉，他们用这些金银进行艺术创作和敬神活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发明金钱，因为金钱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很久以来，古希腊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这种供奉和再分配的制度，用独有文字记录一切的会计让这种制度成为可能。但这个文明在约公元前1100年的时候崩溃了，没人知道原因，也许发生了一场地震，也许是因为干旱，也许是惨遭海盗袭掠。君主们消失了，城堡坍塌了，人口剧减，官僚们用于记账的文字也被遗忘。
几个世纪之后，希腊的人口再度开始增长。村庄变成城镇，匠人阶级出现。贸易带来分工：雅典城出产精美陶器，萨摩斯岛
制造金属器具，海港城市科林斯则擅长制作瓦片。公元前776年，希腊人首次在一个名叫奥林匹亚的城市汇集，举行时长一个月的系列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是希腊城邦之间有了更紧密联系的标志，也是希腊人富足到能休息一个月去奥林匹亚狂欢的证据。
希腊的城市开始修建公共建筑和供水系统。这是一个围绕着供奉和再分配体系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的典型特征，这个经济体处于城主或者祭司的控制之下，这在东方的文明中依然常见。但相比创造由统治者自上而下管理的迷你王国，希腊人创造出新的东西，他们将其称为polis，这个词的标准翻译是“城邦”（city-state），这个翻译太无聊、太普通，几乎让人忽视城邦制是西方大部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起源。并非巧合的是，它也是如今我们眼中的金钱的首个形态被真正普及的地方。
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发展起来，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公民大会。包括雅典城在内的某些城邦里，还进化出民主制度（但是，按照我们的标准，那是有缺陷的民主制度：排除了女性、奴隶和大部分移民）。其他城邦里，公民大会定期集结辩论，但最终决定是由一小群精英做出的。
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公民（也就是城邦居民）都想来决定谁有权把什么东西发给谁。他们需要一种既可以组织公共生活又可以组织日常交换的方法，这个方法还不能包括一个由上至下、管到每个细节的统治者，或者一张由下至上、基于亲缘关系的网络。他们需要的就是金钱！
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希腊的邻国、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Lydia），开采了大量被称为琥珀金的金银合金。这给吕底亚人带来一种类似古代“第一世界问题”
的困境：他们不得不测定每块合金中的金银比例来确定其价值。有人想出一个聪明办法：选择那种金银比例固定的合金块，将它们分成标准尺寸的小块，然后在每一块上盖一个狮子图章。因此，任意一块特定的合金都和其他同等大小的合金拥有相等的价值。吕底亚人就这样发明了硬币。他们很快就迈出了下一步：开始冶炼锻造纯银和纯金的硬币。
如果没有硬币，希腊大概也会繁荣。即使希腊不曾存在，硬币大概率也会传播开（关于中国硬币的故事，见下一章）。但硬币和希腊就是天作之合，希腊人爱硬币爱得发狂。
标准金属块正是这些希腊城邦用来打造新型社会的必需品：这个社会规模太大，无法依靠家庭间的互惠来运行，但它又过于平等主义而无法靠供奉来维持，因此很快就有一百多家铸币厂在希腊全境冒了出来，开炉制造银币。短短几十年里，这种希腊人用来衡量价值和交换物品（铁制的烧烤大签子、银块）的类金钱之物就不再是类金钱了。金钱就是硬币，硬币就是金钱。
硬币改变了希腊的日常生活。每个希腊城邦都有一个被称为城市广场（agora）的公共场所，在这里城邦居民们可以集会辩论，交换新闻，有时候还举行全民正式会议。在硬币进入希腊的同一时期，去城市广场的居民也会带着东西去卖。很快城市广场变成市场，即普通人去买卖布料、无花果、锅碗等东西的新地方。城市广场依然还是公共讨论的场所，但慢慢地购物取代了公共讨论。在现代希腊语中，agora这个词是意为“市场”的名词，而且还是意为“购买”的动词。
在硬币进入希腊之前，贫穷的希腊人会在富裕地主拥有的农场工作，但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类似我们所理解的工钱一样的东西。他们通常会同意为地主工作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后者会负责提供他们的衣食、住所。硬币出现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切就变了。穷人成了工钱日结的劳工，早上去，晚上领钱走人。一次工作一整年的情况没有了。穷人不再需要在一个农场里一住一年，如果待遇不好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就可以离开。但也没有人负责给他们提供食物、衣物以及住所，他们要全靠自己。
人们进入全新的以工钱为基础的经济。女性售卖纺出的丝带，或者受雇采摘葡萄，尽管城邦居民的妻子为钱而工作会被视为绝望的标志。5世纪的时候，当雅典人在雅典卫城（Acropolis）上修建新的神庙时，奴隶付出大量劳力，但领工钱的劳工也完成了部分细节工作，比如在神庙前的立柱上刻出槽状花纹。幸亏有一块恰巧保存下来的记账陶板，让我们得知奴隶们几乎每天都要工作，但领工钱的劳工工作的时间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二。是这些劳工选择休息还是他们去干了别的工作？或者他们拒绝了赖以维生的工作？如同学者戴维·沙普斯（David Schaps）好奇的：“是拥有休闲的奢侈还是面临失业的困境？”
硬币的传播（也就是金钱的崛起）让人更自由，给了他们更多逃离自己原本生活的机会，也让人更加孤立和脆弱。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硬币带给希腊的改变。亚里士多德抱怨希腊人只用硬币的数量来衡量财富的多寡，还把通过做零售买卖发家称作是“反自然的”。类似的抱怨将永远伴随着金钱，但它们终将无关紧要。一旦硬币在希腊扎了根，它们很快也就将统治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