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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王尔德 《道连·葛雷的画像》第三章
“创作艺术作品依然是我的目的所在。你觉得我的处理精巧且具有艺术价值，我实在欣喜万分。我觉得报上的那些文章好像出自那些荒淫无耻的市侩之手。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将《道连·葛雷的画像》当作不道德作品呢。”
以上摘自王尔德1891年4月写给柯南·道尔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包含着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有二。收信人确实就是那位创造了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及其助手约翰·华生医生形象的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比王尔德小五岁，他俩应美国出版商斯托达特的邀请与之共进晚餐。席间，两位作家接受斯托达特的约稿，为《利平科特月刊》（
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
）各写一部小说。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及冒险史》一书中述及：“王尔德送去的是《道连·葛雷的画像》，那是本有很高道德水平的书；而我则写了《四签名》”
，此其一。其二是，最早评论《画像》的一些文章，却与柯南·道尔的看法大相径庭，认为此书公开侮辱了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因而直接斥之为“不道德”。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人心浮动，知识界分化的趋势加剧。在这个被称为“世纪末”的时期，欧洲文艺界一些富有才华的代表人物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阶层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和颇为强烈的憎恨。为了给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开辟施展才能的新天地，他们中有些人率先走向唯美主义的殿堂，在文学方面倡导“为艺术的艺术”（Art for Art’s Sake），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称作citta divana（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也可以暂时逃避世俗的选择。”
奥斯卡·芬格尔·奥弗莱赫蒂·威利斯·王尔德1854年10月16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的家世虽不算显赫，但他父亲是眼科名医，曾给瑞典国王奥斯卡做过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并在1864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册封为爵士（倒并非因为手术，而是在人口统计方面有突出贡献，不过对于次子的命名也许有影响），母亲是一位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诗人（笔名Speranza——拉丁文“希望”），参加过号召爱尔兰人奋起冲击都柏林城堡的“青年爱尔兰”运动。奥斯卡自幼受到文学氛围很浓的家庭熏陶，深爱古典文化，曾因古希腊文成绩优异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被授予金质奖章，1874年得到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1805年，以收藏文物著称的英国议员罗杰·纽迪给特爵士设立了一项以他姓氏命名的诗歌奖。王尔德尽管在大学时代就有诗名，1878年还以《拉文纳》一诗获纽迪给特奖，却未能成为接受奖学金的研究生，遂于同年从牛津毕业。孰料生命给这位踌躇满志的才子留下的时间已不到一半了。
王尔德的文学活动领域十分宽广。他既是诗人（1881年就有他的诗集问世），又写小说、童话（包括《快乐王子》、《石榴之家》、《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三个集子以及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以上四种除《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一种成书于1888年外，其余三种均于1891年出版）。他还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较重要的有他自己选编的《意图集》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均刊行于1891年）。但为他赢得最辉煌成功的要数1892—1895年间先后在伦敦西区舞台上首演的社会讽刺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个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1891年王尔德根据圣经故事用法文写下了独幕剧《莎乐美》。这个见于《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和《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故事，经过十九世纪多位法国作家和画家的诠释，特别是以神话和宗教题材色情画闻名的象征派画家居斯塔夫·莫罗（1826—1898）所作油画《莎乐美之舞》，虽然已为后来者作了铺垫，但是到了王尔德笔下还是给人无比强烈的冲击，无怪乎英国内务大臣借口“任何以圣经人物为角色的剧目都不准在英国上演”拒绝给此剧颁发演出许可证。
德国作曲家理夏德·施特劳斯（即我们经常读到和听到的理查·施特劳斯）1905年把王尔德的原剧谱写成歌剧，只是由拉赫曼译成德文的唱词代替了法文台词。这位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在《莎乐美》和他的另一部歌剧《厄勒克特拉》（1909）中完成了向表现主义的过渡。理·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被选为1998年2月香港艺术节的揭幕之作，其中的《七重纱之舞》更是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指挥家和交响乐队展示瑰奇多变的管弦乐色彩效果的热门曲目。
王尔德总共写过九部戏剧，但另外四部剧作已被遗忘。真正令他名利双收的那几部社会讽刺喜剧全都集中在九十年代前期，可以想见他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戏剧界的作用是何等举足轻重。本文起首处引用的一段文字，写的是对道连·葛雷的道德沦丧负有很大责任的亨利·沃顿勋爵在上流社会餐桌旁口若悬河、妙语迭出的精彩表演，从作者津津乐道的口吻可以看出，王尔德无疑是在顾影自怜，因为他自己正是这样的作秀高手，而他在社交圈中越练越“酷”的口才，在他的社会喜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令观众如醉如痴，以致当时的剧场顶替了教堂在社会中的地位（萧伯纳语）。然而正当王尔德作为剧作家的好运如日中天之际，一场丑闻官司却把他从九霄云端一下子直摔进了万丈深渊。
1895年2月14日，王尔德最后一部、也是他才华机智达到巅峰状态的剧作《认真的重要》在圣詹姆斯剧院首演，观众如潮，盛况空前。两周后，王尔德在阿尔比马尔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约翰·道格拉斯（John Sholto Douglas，Marquis of Queensberry，1844—1900）留下的名片，上面写着：“致装模作样的好男色者奥斯卡·王尔德”。因为王尔德从1891年开始便与比他小十六岁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侯爵之子，当时还在上牛津大学）有不正当关系，而且经常“俪影双双”地出现在伦敦的公共场所并一起旅游，侯爵十分反感，却对自己的儿子毫无办法，而阿尔弗雷德也不断向父亲的权威挑战。1894年4月，儿子还曾打电报侮辱其父；6月，侯爵亦曾到切尔西泰特街王尔德寓所羞辱后者遭逐，故而在大半年后又有这次留名片之举。王尔德与年轻男性的同性恋行为遭人物议不自此时始。前面提到过谴责《道连·葛雷的画像》的评论家中就有一位查尔斯·惠布里，他在《苏格兰观察家报》上撰文称：“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又开始写那等还是不写为妙的货色了，”其中的“又”字暗示王尔德于1889年发表的《W.H.先生的画像》一文。要说这篇东西是小说、散文或学术考据都不像，又都像，内容是通过分析研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提出一种观点：莎翁这些诗篇奉献、赞美的对象W.H.先生乃是一个名叫威利·休斯的小男旦（莎士比亚时代戏剧中的少女角色往往由少男扮演）。惠布里显然认为王尔德有拉莎翁为自己“好男色”壮胆之嫌疑。评论接着指出：“……除了那些不法贵族和变态的电报投送员，没人要看他写的东西。”这里更是毫不含糊地重提发生在1889年的一桩同性恋丑闻，那件事曾使经常光顾克利夫兰街上一家娈童妓院的阿瑟·索默塞特勋爵和一批邮局雇员名誉扫地。
[1]
但是到了1895年，王尔德却以诽谤罪把昆斯伯里侯爵告上法庭，居然向他一贯通过自己的作品和生活方式加以百般嘲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法律和社会求助。两年后，王尔德沉痛地承认自己干了“一生中最可耻、最无法原谅、最可鄙的事”。1895年4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王尔德诉昆斯伯里侯爵诽谤案（王尔德自幼渴望的倒是能在“女王诉王尔德”的官司中出庭），被告轻而易举地反证原告确系“好男色者”，从而推翻关于诽谤的指控。4月5日，侯爵无罪获释，王尔德反因涉嫌“同其他男子发生有伤风化的肉体关系”被捕后取保候审。又经过两次审讯，5月25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根据1885年通过的针对男子同性恋的刑法修正案判处王尔德两年劳役刑罚，先后囚于纽盖特、彭顿韦尔和万兹沃斯监狱，11月20日又移至雷丁监狱服满刑期，这位折翅的悖论大师从此一蹶不振。
1897年5月，王尔德刑满释放后立即流亡法国，化名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三个月后，他完成了长诗《雷丁监狱之歌》，1898年在伦敦出书，十六个月内就印至第七版。这是他的天鹅之歌，也是作为诗人的王尔德的最高成就。1897年9月，他在法国鲁昂与道格拉斯重逢，两人还于10月同赴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旅游，但终于在次年断交。1898年4月，康斯坦丝去世。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因患脑膜炎病逝于巴黎阿尔萨斯旅馆，临终时由罗斯请来了神父为他施洗，实现了逝者皈依天主教的遗愿。
在王尔德去世之日与这个译本出版之时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二十世纪，还得挂上二十一世纪肇始那点儿零。一百多年来，这个“臭名昭著的牛津圣奥斯卡、诗人、殉道者”（他逝世前不久为自己想好的永久称号），一直是文坛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不过，赞美也罢，唾骂也罢，若此公泉下有灵，应该不会感到寂寞和悲哀，因为他有一句名言：“世上唯一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就是无人议论。”上世纪末了的那几年，英美两国掀起了一场王尔德热潮。1995年2月，为纪念《认真的重要》上演一百周年，英国政府在威斯敏斯特诗人角设彩色橱窗展览王尔德的生平和创作，伦敦和都柏林分别举行王尔德纪念牌揭幕式；4月，BBC播放纪念王尔德的专题片；同年，新月书局印行了最新版的《王尔德全集》。1997年是王尔德刑满出狱一百周年，伦敦和纽约各地纷纷重排上演《认真的重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名剧，巴黎出版了法文多卷本《王尔德文集》，英国小说家、电影名演员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王尔德再度崛起，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在欧洲被阅读最多、被译成语种最多的英国作家。在为数可观的传记中被认为最客观、公允的名作、理查·埃尔曼所著《奥斯卡·王尔德》一书，由弗莱改编、主演并由布莱恩·吉尔伯特执导搬上银幕。弗莱甚至认为：“对于那些近来方有合法同性恋地位且需要英雄和殉道者的人们，他是一个圣人；……称王尔德为救世主，听上去有些过分夸张……但与基督的一生比较，相似之处明显存在。”在1998年3月5日《纽约书评》上发表《预言家》一文的杰森·爱普斯坦写道：“……王尔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和极端的唯美主义来挑战的不单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所挑战的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顽固的礼法。”
当然，对于如此兴师动众、顶礼膜拜的纪念活动也有人持强烈反对态度。1998年5月18日的《纽约客》周刊发表了亚当·戈普尼克的文章《发明奥斯卡·王尔德》。作者认为“批评家、电影家和剧作家在把维多利亚传统敌人的王尔德当成同性恋殉道者来纪念。他们全都弄错了”。戈普尼克援引王尔德生前所言“凡是企图证明什么的书都不值得阅读”，断言目前所有与之有关的书，王尔德肯定都不会去读。
其实，不同观点的交锋应该是正常和有益的。一百多年前《道连·葛雷的画像》刚一问世便遭到强烈谴责，同样也不意味着当时只有一片讨伐声。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柯南·道尔外，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称《画像》是“一本奇妙的书”，沃尔特·佩特用“真正有活力的”来概括它的特点。也许可以公平地说，只要不是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奉为金科玉律的人，都能从中发现不少可供欣赏和值得赞叹的东西。意味深长的是，当初北美洲对此书的评论就比它的原产地好得多。王尔德本人刚从在英国遭到迎头痛击的震荡中缓过神来，便开始努力捍卫这部小说的生存权。他在大量书简、文章（尤其是《从深处》）中提到《画像》时所流露的深情，是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出狱后不久，他在给出版商伦纳德·史密瑟斯的信中写道：“我只知道《道连·葛雷的画像》是部经典作品，而且堪称经典作品。”
同任何经典作品一样，《画像》也是在其他经典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探究其渊源，不难想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戈蒂埃的《莫班小姐》等等。当然，浮士德博士为穷究生命意义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靡菲斯特的帮助这笔交易，无疑为道连·葛雷表达那个致命的愿望——让画像变老变丑作为自己永葆青春的代价——提供了一份“合同样本”。作为《人间喜剧·哲学研究》系列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驴皮记》显然比其他作品与《画像》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巴尔扎克笔下的瓦朗坦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日夜受着煎熬，只想求得一天的快乐，哪怕用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处在这种心态的瓦朗坦，遇到一个老古董商送给他一张上有东方文字符箓的驴皮，但须用他的生命作代价。驴皮象征着持有者的寿限，它将与所满足的欲望强度、次数成正比同步收缩。瓦朗坦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然而他每次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感受到的却不是快乐，而是恐怖，因为眼看着驴皮越缩越小，他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在一次纵欲中结束了生命。
这里不能不提到《画像》第十章末尾亨利勋爵捎给道连的一本黄封面的书。这本没有直接点明的书乃是法国作家若里斯·于伊斯芒斯（1848—1907）所写的《逆反》（Joris Karl Huysmans： A Rebours ）。它的主人公德艾萨特反抗社会的态度近乎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性施虐狂”或泛指任何虐待狂的sadism一词，即由其姓氏得名，此人也因而“不朽”）。王尔德并不掩饰自己对此书一定程度的欣赏，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上述那些作品的回声在《画像》中时有所闻，但王尔德不是一个一边公开抄袭他人、一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不怕抄袭自己。他曾告诉一名记者，那本毒害了道连·葛雷的奇书应该是《逆反》的一个奇幻变种。但是，用过于肯定的方式断言王尔德与其他作家的相似性或与其他书籍的师承关系，难免会流于轻率。1895年王尔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撇开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者的散文、诗歌不说，影响过我的只有济慈、福楼拜和沃尔特·佩特，而在我与之相会前，我已迎着他们走了一大半路程。”上述三位作家中有两个是英国人，所以阿瑟·兰瑟姆认定《道连·葛雷的画像》是“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法国小说”这一说法，稍稍有些热心过了头。 [2]
王尔德是个非常迷信的人，《画像》从一开始便让人感到宿命和厄运的压力。请看第一章画家霍尔渥德对亨利勋爵说的话：“才貌出众的人多半在劫难逃……你有身份和财产，亨利；我有头脑和才能，且不管它们值得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当王尔德自己被关在雷丁监狱的囚室内付出他所说的可怕的代价时，曾在《从深处》中提到“厄运像一条紫线贯穿《画像》那件金衣”。小说第十二章一开始交代了道连杀死霍尔渥德那天是前者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夕，但在《利平科特月刊》上发表的最早版本却是三十二岁生日的前夕。这不是什么无关宏旨的细节。王尔德最初由于灵感文思如泉涌而写得太快，没有意识到这年龄（王尔德初涉同性恋泥淖时年三十有二）会泄露天机，但他把此事与道连谋杀画家的罪恶联系起来，恰恰说明王尔德并不是一个真正随心所欲、完全蔑视礼法的人。他的负罪感一直令他对自己身上堕落的一面觉得如芒刺在背。但在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划等号不免过于简单化。王尔德自己1894年2月12日在致拉尔夫·佩恩的信中写道：“这本书会造成毒害，或者促成完美，道连·葛雷并不存在……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认为的我个人的写照；亨利勋爵在外界看来就是我；道连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
在文情斐然的字里行间未必不能发现道德家尖刻审视的目光，甚至在他唯美派或花花公子的面具后面潜伏着一个天生的清教徒也难说。他喜欢他所创造的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但也可以让这个世界随着道连·葛雷临死前极度恐怖的一声惨叫訇然倒塌。说到底，通过《画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王尔德，首先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文化史家，对小说本身也只能从这一角度来评判。即使不用现今比一百年前“开明”得多的尺度加以衡量，《道连·葛雷的画像》也不该被诋为一本不道德的书。
荣如德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1] Peter Ackroyd， Introduction to Oscar Wilde’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Penguin Classics），p.vii.
[2] Peter Ackroyd， Introduction ，pp.xi-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