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我八十岁生日之际，苏尔坎普出版社鼓励我，针对自己哲学工作的重点，做一个系统的论著选编。这个建议正合我的心意，因为，在我狭义的哲学兴趣所指向的那些论题方面，我还一本专题论著都没有写过呢。这样，讨论以下专题的几卷文选，就权当是未能写出的那些专著的替身吧：

——社会学的语言理论基础；

——形式语用学的语言观和理性观；

——商谈伦理学；

——政治哲学；

——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地位 ^[1] 。

“交往行动理论”相当复杂，有必要在不同方面做同时捍卫。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奠基，是在处理哲学问题的“预研究”中进行的；对这些哲学问题，必须在其自身特有的意义上加以重视，而不能与社会科学问题混为一谈。在科学商谈的复杂网络当中，哲学论据必须在其自身领域做出现场抗辩。对这些系统特点，哲学论著编选必须有所呈现。另一方面，这些辩解努力虽然必须作为对哲学专业讨论的贡献而立足自身，却依然同时在一个雄心不小的社会理论的总体语境中拥有一席之地。为了澄清这些相互关联，我为五卷专题文选的每一卷都写了一个导言。在任何别处，我都还没有设法对我的整个哲学做过一个“俯瞰”（Überblick），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这几十年来，我不安地感到，与我们学科领域的不可避免的专业化过程相关联，我的论著不再被人们看做是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哲学观了。它们被解读为“零散”之论，而非对——比方说，合理性理论，行动理论，政治理论，或法理论，道德理论，语用学，尤其是社会理论——的某些方面的通者之论。正是因此之故，这些“导言”所提供的概览很称我心，尽管不能错估它们的发表情境。

把这些导言从它们所引导的文本脱离开而单独出版，可能是有点过分的：读者在必要时得自己去找那些文本进行查对。因此，我感谢让—马克·杜朗—加瑟兰（Jean-Marc Durand-Gasselin），他应我之请用某种意义上难以想象的努力补上了这个缺口。我的那些总是与特定文本相关联的导言，经过莱茵河对面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国同事从他的视角出发所做的大手笔勾勒，而得到了充实。

尤尔根·哈贝马斯
施塔恩贝格，2016年12月

[1]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sche Texte , 5 vols（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