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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潘莱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受到巴黎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的恶意捣乱和攻击，以致不得不停止演出。司汤达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写出文章，这就是英国侨民办的刊物《巴黎每月评论》同年十月号上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题目是用英文写的，文章是用法文写的，小题目便是本书第一章所用的那个题目。一八二三年一月，司汤达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笑》，即本书第二章。第三章《浪漫主义》，应写于此后一八二三年年初这一段时间，但这时《巴黎每月评论》已和另一英国刊物合并，于是司汤达将这新写的一章连同前已发表的两章合在一起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自费出版。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浪漫主义和新的思潮日益猛烈冲击着巴黎古典主义堡垒。法兰西学院那部在当时享有极高权威的辞典也不能不对浪漫主义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浪漫主义这个新词作出自己的解释。法兰西学院院士奥瑞在一八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就此向浪漫主义发起攻击。将近一年后出版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分，便是对这位古典主义卫道士的回答。政论小册子当时十分盛行，司汤达的朋友路易—保罗·顾里埃便是著名的政论作家；司汤达已写的许多作品本身（甚至也包括他的小说）也都带有政论特色，其实司汤达本人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小册子作家，现在他更是有意采用这种小册子形式来写他这部批判古典主义派的书。“小册子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喜剧。”司汤达这样说。反击法兰西学院古典派权威人士，自由派很感兴趣，在政治上于他们有利，与三年前英国剧团在巴黎演出莎剧时自由派煽动什么英国人谋害拿破仑、大肆攻击莎士比亚的情景相比，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所以《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出版，有自由派报纸鼓吹，十分引人注目，影响也很不小。但是自由派作家或者当时的浪漫派作家也未必真正理解司汤达的“浪漫主义”。
这是司汤达写《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直接原因。
但是，从这部书本身看，从它所涉及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美学、戏剧种种极其纷纭复杂的背景看，从它的笔锋触及的人与事看，特别是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来看，司汤达揭起“浪漫主义”这面旗帜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其意义更为重大。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时代的重要问题，他反复强调时代的变化，总是将艺术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虑，他早已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新的美学与艺术要求。在谈到喜剧问题时，司汤达强有力地指出：“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让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这就是司汤达所强调的资产阶级“现代人”。头上戴着庞大假发的法国侯爵对戏剧艺术绝对提不出这样的要求；即使当时的浪漫派诗人如拉马丁、雨果等也未必讲得出这样锋利的语言。《拉辛与莎士比亚》另一个主调是：“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了他们同时代的人”。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来了。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由此开其端。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还有，在艺术上，一系列原则性的意见，特别是向莎士比亚学习的问题（本书第五封信关于检查制度、第八封信后两条司汤达的长注可予注意），在法国文学史上似乎可以说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提出来并作出比较详尽的说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许多经验之谈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这是不是有助于人们理解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可以加以探讨的题目。
可是，在一八三二年，雨果《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五年，《哀尔纳尼》轰动一时的首场演出已过去两年，正当浪漫主义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司汤达的女友于勒·高及耶夫人写信给他说：“创造浪漫主义的本来是你，你的浪漫主义是纯净的、自然的、动人的、好玩的、天真的、有趣的，但是别人却把它弄成了一个尖声嚎叫的怪物。你创造别的东西吧。”这当然是一个女人娇声娇气讲出的俏皮话，但可以反映出她的这位作家朋友和她交谈中的观点，似乎无可怀疑。正是这位高及耶夫人在一八三三年写了一部小说，要司汤达给她提意见，不料却促使司汤达沿着她那部小说稿的题材线索扩展开来竟写出一部很值得注意的小说《吕西安·勒万》。其实，尖声嚎叫的浪漫主义早已被这位有独创性的作家抛在脑后，在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已经走得很远了；这就是司汤达另一类新的创造。司汤达所谈的浪漫主义，对我们研究他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有帮助的，对于了解从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不可忽视的。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观点，如文学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艺术必须具有真实性，描写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内心世界等等，这不可能是从逻辑推理中推导出来的原则，而是长期社会实践和艺术学习的结果。让·普来沃说司汤达在一八一七年写出《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是经过写了十五卷的日记、初稿、研究、文学通信、六卷艺术评论的准备才取得的。司汤达的思想和美学在《海顿生平》（一八一四）、《意大利绘画史》（一八一七）、《论爱情》（一八二二）这三部书里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拉辛与莎士比亚》不过是这位作家表示与封建历史时期旧文学告别，从此走上近代现实主义小说新开辟的广阔领域。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译本中增补了许多注释，其中属于考订、资料性的材料，大多取自本书编者皮埃尔·马提诺的注释；我在译本注释中未一一注明，应该在这里交代一下。
王道乾
一九七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