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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英雄辈出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尤其是“学者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时代？160余年来国人的工业化之梦终成正果：重回“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风口鼓动了这些企业家英雄？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新一轮科技革命”？或是企业家们成就了这一轮又一轮的工业革命？
近年来，有一个很流行的时代描述——“后真相时代”。其定义是这样的：“后真相时代，立场越极端，敌人越鲜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这个时代流行的，是断言、猜测、感觉，是通过对事实进行观点性包装，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看法。”原来如此！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影响世界的伟大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流行。从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法国亨利·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美国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玛丽·福列特女士的《福列特论管理》、威廉·大内的《Z理论》，到日本藤本隆宏的《丰田制造系统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a Manufacturing System at Toyota ）、韩国金麟洙的《从模仿到创新》，没有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是没有理由的，也没有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是没有其独特而又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创新的！时不我待，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C理论”亦应运而生！
而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式现代化”登上世界大舞台之时，基于中国实践而又能影响世界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是什么？身处“后真相时代”的“喧嚣”中，如何形成这样的理论？管理学的本源在于揭示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所形成的良性循环规律。在忙于将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并用中国企业的进步去验证西方管理学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中国的管理学者们还真得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在中国情景下从事管理研究的真实意义和价值，沉下心来对中国企业的伟大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回归管理学者的本质。
面对彻底放下历史包袱，成功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又浸润、融入中国千年文化底蕴，与当代科技革命紧密结合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企业，恐怕我们得先从“赛先生”这里开始补课。
眼下还有两个比较流行的名词：“民科”与“官科”。即所谓“民间科学”与“官方科学”。二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官科”主要由政府支持，“民科”则由民间自发探索。在眼下的管理学研究中，似乎“官科”就是各高校主导的西学，“民科”则是由笃信传统文化或称“国学”的研究者主导的国学，大家各抒己见。
其实，在我们看来，就科学而言，本无官民或等级之分，科学是客观规律，所谓的“官科”或“民科”，都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是因组织的存在与竞争而有生命的学问。它根植于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竞技场，它研究竞技场中勇士们的竞争规则、制胜行为和战略、战术及其文化精神，而这一切又都受到组织外部和内部不断变化的场景影响。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从现象中总结规律，我们称之为“经验科学”；但人们也能感觉到现象背后还有某种更抽象的、不以某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当人们能够通过“实验科学”的手段来探知这些规律，进而运用于实践之时，它所建立起的架构、规则和范式则能普适地造福于人类。在这所谓的“管理学丛林”中，我们还是欣喜地发现：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阶段，其典型现象就是各种新名词、新概念的涌现。兴奋之余，我们也不得不反躬自省：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是不是忘掉了一些假设或前提？是不是忘掉了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是不是谁的嗓门大、听众多，谁就是对的？是不是谁引证的企业厉害，谁就能证明他有一套理论或范式？
人们时常会把某些成功企业家视为“神人”，可是人们又常见他们也会一个趔趄“跌下神坛”；人们总是过度关注“某某企业家说过……”“某某企业家做过……”，似乎可以“照猫画虎”，让自己也成为一代枭雄。成功的企业家自有其伟大和神奇之处，一些明明白白的常识，经他们之口就成了“醍醐灌顶”的金句，可一转眼，他们自己却又往往倒在一些更为“浅显”的常识上。管理与管理学的区别就在这里。管理讲实效，管理学讲客观规律。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动机”。
结果的成功是否能证明过程的正确？我们应该向失败者学习，还是向成功者学习？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在企业实践中，“失败的原因往往是相似的，成功之路则各不相同”。管理学者的科学精神，首先在于摆正管理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紧密联系，但一定是有所区别的，同时也不仅仅是“经验”与“实证”或“规范”的关系。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基于个别企业的经验直接得出的“有效”结论，与运用西方理论范式的“科学”统计和演绎方法得出的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二者并存。
作为研究者，我们常以“理性精神”自诩，拥有批判理性的前提是拥有批判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在认真学习和借鉴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同时，深入企业实际，以全球视野和科学方法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进而揭示企业管理的科学规律，揭示蕴藏于千变万化的企业行为背后的管理真谛。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曾作下面这张图，其中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理论、知识/技能、智慧、实践。
这里的“phronesis”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指基于实践的智慧，可译为“实践科学”或“实践智慧”，是管理研究中最为人们所乐道的内容。通过这个框架，反思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能够端正我们的研究理性。
回到管理研究工作的本源。管理研究的本源是什么？管理研究的科学意义在哪里？我们认为，管理研究的本源就在于揭示组织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原理和规律，并将之与价值分配机制联系起来，形成某种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作为长期关心和研究中国领先企业管理实践的学人，我们致力于用科学的批判和建设性思维，将曾经或正在华为等企业一线奋斗的管理者们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来，通过“睿华创新管理研究院”这个新型智库平台，推出凝结了我们30多年来对中国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C理论”系列丛书。该丛书分“理论系列”和“实践系列”两部分。“理论系列”以学者的理论探讨为主，是从中国实践出发，对情景与变革（context and change）、超越追赶（catch-up and beyond）、混沌与范式转变（chaos and paradigm shift）、妥协与灰度（compromising and grey management）、共创共建共赢共享（co-create，co-construction，co-win，co-share）等核心概念的理论探索，系统地揭示中国企业在从追赶到超越的进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制度、规则，形成在学理上自洽，且能与中国一流企业自立于世界一流企业之林相匹配的自立于世界管理理论之林的管理理论体系；“实践系列”则通过学者和曾经的资深管理实践者的合作，对一个个鲜活的企业案例进行系统性的科学剖析和理性建构，从不同的视角总结出实用而又不失智慧的管理案例和管理实务，能为当下企业家和经理人的管理工作提供切实的帮助和启发。两个系列因相生而相融、因相争而相洽，在纠缠中升华。
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殷切地期望与更多的学者和企业管理实践者携手并进，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发出更多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特别是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从追赶走向超越追赶的中国方案，为全球企业乃至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中国贡献！
吴晓波、田涛
2023年7月，杭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