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些事情似乎是不能够相互联系起来的，一旦联系起来就十分古怪。比如说，人们在评价一件艺术品的优劣时，总是以“匠气”二字来表达自己的轻视。但是，在赞美一位天才纵横的艺术家时，则会情不自禁地使用“巨匠”二字。巨匠所生产的艺术品，当然也应该是充满着匠气的，毕竟这个词的主体是“匠”，而“巨”只不过是对“匠”的程度的区分。也就是说，无论“多大多巨”的匠，终究都应该是匠。只要是匠，就应该有匠气。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则希望精美的艺术品没有一点点匠气的。这样的例子，生活中还有很多，举不完，也没有必要去举。
说了“匠”，然后再说《髹饰录》，这本书的作者叫黄成，是一位生活在中国明朝的漆器匠人。以目前留下的关于他资料来看，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巧匠，而不会是一位巨匠，因为《明史》《四库全书》均未提及他，甚至连地方志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只是在明代高濂 [1] 所撰的养生著作《遵生八笺》的第五笺《燕闲清赏笺》中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穆宗 [2] 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可比园厂，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圆活清朗。”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也不能确定高濂有着怎么高明的漆器鉴赏水平，或者他自己是否就是漆艺家。他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和养生。公开的资料显示，他是一位成功的戏曲作家和养生家。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高濂是在养生的研究或者戏剧的研究过程中对漆器有所了解的。因此，他的这段记述不能算权威，其中对于黄成“可比园厂”的评价也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从黄成留下的《髹饰录》这本巨作来看，将他定义为巧匠应该是恰当而无甚争议的。
《髹饰录》在黄成的创作之外，还有扬明（亦作杨明，古人在杨、扬二字作姓氏时常常同用，古称杨雄亦作扬雄）的注。没有扬明的贡献，这本书也将是不完整的，读者对许多问题或许也说不明白。因此，扬明也是该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他对《髹饰录》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黄成。
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扬明是生活在明代天启年间 [3] ，对《髹饰录》的注也完成于天启年间。天启元年（1621年）距离隆庆最后一年（1572年）之间也相差了49年，也就是说黄成和扬明之间相差了半个世纪。现在的公开资料对于扬明的记录很少，一般认为扬明是西塘人，字清仲，是天启年间的一名漆工。但是，从他对于整个《髹饰录》的注释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一名漆工。他的许多注释非常清晰，使用的古代典籍涉及面也非常广。我们认为，扬明应出身于漆艺世家，其学问功底扎实。
在元代末年，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一书中，记载：“嘉兴斜塘杨汇髹工戗金戗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戗金，则调雌黄；若戗银，则调韶粉。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遂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揩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粘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坩埚内熔煅，浑不走失。”这段长长的记录所描述的主人公叫作杨茂，杨茂是元代著名的髹漆艺人，西塘人，其雕漆技术对明代髹漆工艺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清代吴骞的《尖阳丛笔》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元时攻漆器者有张成、杨茂二家擅名一时。明隆庆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一合三千文。”由此可以知道杨茂和黄成都是著名巧匠。由于西塘造就了张成、杨茂的漆雕工艺，使嘉兴所属的嘉善成了元末明初漆雕工艺两大流派的发源地之一。
这段记录及嘉兴西塘后来的发展，足以证明西塘是元明之际漆工荟萃的地方。扬明晚于杨茂二百多年，现在普遍认为扬明是杨茂的后代，继承了前辈的漆工技艺。正因为如此，对于《髹饰录》，扬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注与正文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最终使一部《髹饰录》完整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在《髹饰录》之前，在记录宋代历史的《宋史·艺文志》中记录了一部《漆经》，其作者是五代时的朱遵度，距今已一千余年了，只可惜这本书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湮灭，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一点记载。这也使得《髹饰录》成为了目前流传的唯一一本中国古代漆艺专著。
中国古人对于文化典籍，较为重视的是经史，然后才是子集。至于《髹饰录》这样的著作，勉强能够归到集部，也因为其专业性和工匠属性，它很难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因此流传都极其困难，更别说流行了。《髹饰录》成书以后，仅在一些明清的文人笔记中偶有提及，成书难见。
在《髹饰录》身世沉浮的漫长岁月中，中国营造学社的首任社长朱启钤 [4] 先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启钤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并因之退出政坛。其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他出于对研究古建筑的需要，曾在日本访学研究多年。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髹饰录》抄本是在日本木村蒹葭堂发现的，所以世称“蒹葭堂抄本”。蒹葭堂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文人、收藏家木村孔恭 [5] 的号，木村的家族是在日本大阪从事酿酒等行业的巨商，因此有着丰厚的家资。木村以此作为后盾，大量地搜集书画、古董，成为当世闻名的大收藏家。
1926年，朱启钤先生注意到了《髹饰录》，并辗转向日本友人大邨西崖索要了“蒹葭堂抄本”的副本，于1927年将其复印了200本，并为其撰写了弁言，还在体例上对其加以整理。
于是经朱先生整理的《髹饰录》得以回到祖国，并刊刻行世。朱先生这版量很少的刊行本，被世人称为“丁卯朱氏刻本”。这个刻本就是根据日本所藏的全世界唯一孤本“蒹葭堂抄本”复制而来的。
据日本人大邨西崖的记载，这部书本没有刻本，只有单传的一部抄本。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抄本就已传到日本，藏在木村家。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日本文化元年），这部书被昌平坂学问所买去，后又经浅草文库而归帝室博物馆。这个抄本最后进入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日本的国家收藏。
为什么这本书在祖国没有能够流传而在日本被当成国宝呢？一方面是黄成、扬明作为工匠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匠人技艺水平相当高超，这一点从后世出土的各种文物上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在历史上，传统社会是按照士农工商来确定社会地位的，那些高超的技艺往往被蔑称为“奇技淫巧”，因此匠人的地位也就相应地更低了。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政治制度决定了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中国作为农业国，农业是国本。制造业和商业使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工作，这样就可能导致土地荒芜。为了稳住国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匠人和商人，以此来引导劳动力回归土地。因此，制造业相关的工匠和商贸业相关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就相当低了。他们的技艺和创造自然也就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这也是黄成、扬明在正史无传，《髹饰录》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的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民族对漆器的感情非常深，所以保护漆器及其工艺一直是他们的传统。时至今日，日本还保存着很多中国古老的漆器。众所周知，China既是指“中国”，也有“瓷器”的意思，却很少有人知道，Japan既是指“日本”，也是“漆器”的意思，西方人将漆器当成了日本的象征。漆器工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自唐代而衰，经历了由日常而入殿堂，盛极而遭禁的历史。然而，中国的漆器自汉代东渡日本，被发扬光大，至今仍活跃在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中。
自唐以来，即日本的奈良时代开始，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程度也很高，但人们日常使用漆器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从碗、碟、筷、勺、托盘，到杯、盏、瓶、壶、饭盒、果盒、砚台盒、首饰盒、珠宝盒，再到大型的桌、柜、屏风、佛坛……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是漆器仅托盘就不少于十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数量非常可观。正因如此，《髹饰录》在日本才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
前面说了《髹饰录》成书和流传过程中的一些简要情况。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髹饰录》其书。
先对《髹饰录》这个书名做一个解释。髹，古书上解释是“以漆漆物”，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刷漆”，古话叫“髹漆”。饰，就是以纹装饰。这样说来，《髹饰录》就是一本专门讲述怎么刷漆、怎么用各种纹饰对漆器进行装饰的书。
可以想见的是，这样一本书在书写和规划体例之时，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黄成在创作时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规划体例。黄成将全书分《乾集》和《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其中《乾集》有两章七十二条，讲制作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坤集》有十六章一百一十四条，讲漆器的分类及各个品种的形态，根据工艺技法把漆器分为十四大类、一百零一个品种。
这种按照乾坤阴阳方式编撰的记工类图书，除此之外，目前尚无他例。
在《髹饰录·乾集》的“楷法”这一章中，黄成专门论及了漆工之品德，并将这些技艺之外的道德要求作为漆工入门前必须知晓的工则。这一章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三法”“二戒”“四失”“三病”，从理论上确立了漆工的品德规范；“六十四过”就实践论述髹漆工艺中容易出现的过失。比如：“三法”中，“巧法造化”指师法自然，“质则人身”指漆器的胎、灰、布、漆取法人体的骨、肉、筋、皮。反对装饰过度，反对粗制滥造，敬业、敏求的工匠精神贯穿《髹饰录》全书。
在《坤集》中，黄成对漆器的分类有十四种。比如有“质色”，就是单色漆器，像黑漆、朱漆这两个漆器素髤中常见的颜色；比如有“描饰”，说得很清楚，就是带画工的；“填嵌”，带镶嵌的；“雕镂”，动刀装饰的；再有“阳识”，阳，指的是凸起，后文要说的识文描金就属这一类。
这本书通过这些详细的讲解，系统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髹饰工艺及其做法，叙述纷繁，分类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这使得《髹饰录》既是一本研究漆器工艺史的重要文献，又是为古代漆器定名的可靠依据，还可以为后人继承传统漆工技艺、推陈出新提供宝贵资料，可谓漆工经典著作。
说《髹饰录》，当然还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大漆。大漆又名天然漆、生漆、土漆、国漆，泛称中国漆，为一种天然树脂涂料，是割开漆树树皮，从韧皮内流出的一种白色黏性乳液，经加工而制成的涂料。
古语云：“滴漆入土，千年不坏。”说的就是大漆。漆器是一种用大漆涂敷在器物胎体表面作为保护膜制成的工艺品或生活用品。表面被涂过漆的胎体经过反复多次的髹涂后，不仅坚固耐用，多样的装饰还能使器物色泽华丽。
大漆最早在何时使用，漆器等实用漆器具体何时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的国家，我国发现和使用天然生漆的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从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认识了天然生漆的性能并进行应用。漆的使用是在偶然的发现中、必然的实践下产生的。
目前所见对漆器的最早记载为：“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之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这是《韩非子·十过》中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对话。据史籍记载：“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庄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庄子，就曾经担任过宋国的漆园吏，也就是看护漆树园子的小官。所以《庄子·人世间》就有“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的记载。《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舜造漆器，谏者十馀人，此何足谏？”
已有的考古证据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跨湖桥的先民对漆的性能有所了解并开始使用，证据就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至晚在商周时期，漆器的品种和工艺水平就登上了高峰，战国时期更加鼎盛，明、清时代则呈现出千文万华的繁荣局面。
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所创造出来的戗金、描金等漆饰技法，对日本、韩国等国都有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漆器已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现在，漆器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漆器制作技艺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生动的艺术语汇，记载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大漆深沉、含蓄、优雅的独特材料美感，也使漆器作品历久弥新，散发深邃厚重的艺术魅力。
为此，我们也寄望于本书的出版，能够给更多爱好中国漆艺的朋友打开一个窥斑之孔，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漆器艺术。我们也寄望于有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走进漆器工坊，去传承祖先留下的伟大技艺，让漆艺这一古老而精深的工艺，在“器以载道”“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手中，放射出辉映时代的异彩。
译注者整理
[1] 高濂：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字深甫，号瑞南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戏曲名于世。约生于嘉靖初年，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所作传奇剧本有《玉簪记》《节孝记》，诗文集《雅尚斋诗草二集》《芳芷栖词》，其养生著作《遵生八笺》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另有《牡丹花谱》《兰谱》传世。
[2] 穆宗：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年），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6—1572年间在位，年号隆庆，故又称“隆庆皇帝”。
[3] 天启：为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的年号，明朝使用该年号7年（1621—1627年）。
[4] 朱启钤（1872—1964年），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今贵州开阳），生于河南信阳，卒于北京。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5] 木村孔恭：（1736—1802年），名孔恭（孔龚），幼名太吉郎（多吉郎），字世肃，号蒹葭堂、巽斎（逊斎）。他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文人、画家、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