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研究述论

○马国铤　李晓英/文

陈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其祖父陈宝箴，光绪时官至湖南巡抚，倡开民智，推行新政，极力倡导维新运动，颇有政声，戊戌变法失败后，因保举刘光第等人而被罢免。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归，协助其父治民视事，后与其父同遭革职，从此自号“神州袖手人”，以诗歌名于当世，1937年8月日寇侵入北平后忧愤至极，拒不服药而亡。

宦学世家为陈寅恪提供了优良的成长及教育条件，自幼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他年幼时在家主要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13岁时即东渡日本游学，从1910年起，更是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他的挚友、国学大师吴宓在1919年曾经撰文，认为陈寅恪是“合中西新旧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25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后改任历史系、中文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后曾经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组）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转徙于长沙、昆明、香港、桂林、成都等地，在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1945年秋赴英国应牛津大学教职之聘，旋经美国回国。1946年，陈寅恪重返清华园，1948年南下，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逝世。陈寅恪一生著述，由其学生蒋天枢整理编定为《陈寅恪文集》，其中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1949年后，陈寅恪虽然一直在广州任教，但仍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会委员，以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的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26年回国到1932年，主要是利用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优势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通过为各种语文文本的单篇或残卷作跋、考释人地译名和年代世系等，从事佛教义理特别是对华夏文化影响的研究。1925年，北京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创议，经外交部批准，停办留美预备部，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于当年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经过多方筹商，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陈寅恪四人为教授。陈寅恪到任后主要研究佛教翻译文学与《蒙古源流》，力求从佛经中探求中国小说故事中人物的原型，指出印度佛教神话寓言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如分析《西游记》中唐僧及其三个徒弟的构思来源，根据敦煌卷轴的经文深入探究中国小说的体裁流变；对于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和流传，陈寅恪更是有独到的见解，认为“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还认为：“吸收外来思想，真能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改变本来民族之地位。” 这些观点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1928年冬，陈寅恪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蒙古源流》蒙文本以及满文译本，将其与其他版本进行校证，发现该书作者萨囊彻辰的基本思想和体裁，都是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在叙述蒙古族起源问题时，陈寅恪认为民族起源为什么从原来的感生说到《蒙古源流》中成为印度西藏蒙古汗的传世次序，这里也存在一个层累向上创造的过程，是以佛教的传播来附会蒙古族的起源，这种起源是不足信的。陈寅恪以进化观点考证史料作出新的结论，分析了这一不准确来源说的来龙去脉。

1933年到1953年间，陈寅恪主要从事中古史即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研究，大致看来，其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在1940年完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他以深厚的史学修养和卓越的史识，系统论述了隋唐各种制度的渊源和演变，提出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一是来自北魏、北齐；二是来梁陈；三是来自西魏、北周。而三者当中，又以北魏、北齐之源最为重要。因陈寅恪在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详论唐代制度，“至于政治史事，以限于体例，未能涉及” ，因此又专门就唐代政治史作出论析，于1941年写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书共分三部分：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是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全书运用了家族门第分析、地域集团研究及以种族与文化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统治集团的升降及唐代衰亡的原因。在陈寅恪看来，唐代政治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高祖、太宗时期，其特点为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二是武则天时期，关陇集团政治势力被逐步摧毁，由于科举制度得到推行，新选拔的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旧族势力的统治地位；三是“安史之乱”以后，党派之争、藩镇割据出现，最终导致唐朝灭亡。该书多所发覆，将隋唐史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关于统治集团的研究可谓新见迭出。他根据唐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唐代统治集团划分为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长安集团以及河北集团等概念，并详加考释，多方论证，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两个论点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于陈寅恪的隋唐历史研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53年以后，陈寅恪转而从事明清史的研究，特别是着力于《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撰著。两部作品都以女性命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近十年心血的凝聚，收集了明清之际各家的诗文，对当时一批名士的所作所为详加考释。全书以柳如是的一生遭遇为线索，实际上也探讨了明清之际政治社会的变迁，涉及诸如明清鼎革的原因，江南经济的状况，士大夫的各种心态，几社、复社的人事关系，复明运动在江南的酝酿，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风等。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志节”，反衬民族剧变之际士子变节，反不如“妇妾之道”；同时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明清史研究，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 ，从而在明清史、风俗史等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涉猎广泛，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且成就卓著。其主要者如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学等。在蒙古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相继发表了《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四篇宏文。利用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研究《蒙古源流》一书的流传情况，解决了许多以往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在突厥研究方面，陈寅恪在突厥碑文释读、突厥史研究，特别是唐帝国与突厥汗国政治关系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精深独到的成就。他先后发表有《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等文章。全面论述了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对突厥的实力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敦煌学领域，陈寅恪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1930年，陈寅恪在他撰写的《〈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新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敦煌学”这一学术概念，并指出了开展敦煌学研究的重大意义。陈寅恪先后发表的敦煌学研究论文主要有：《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敦煌本心王头陀经及法句经跋尾》等文章，在敦煌学理论及具体研究上均卓有建树。《韦庄秦妇吟校笺》就是根据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之《秦归吟》作校笺的。敦煌学在今天能成为国际显学，陈寅恪等人的发凡之功，实不可没。

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研究领域众多，方法多样，成就卓著。实际上，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提出了史学研究必须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研究同政治分开。1929年，陈寅恪在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时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术，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是阐释了自由的意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代代追求的目标。陈寅恪先生强调这种精神的目的，在于倡导学术的独立性。他在研究宋史时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章最为“上乘”：“其骈俪之文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以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感情，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之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正是宋代社会自由活泼的思想，才造就了宋代优美的文学及繁荣的学术。

在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可见，陈寅恪所弘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原本固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盼。作为一代学人，他所治学作人，救国经世，都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其精神支柱的。1953年12月，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在《周易·大传》中即表示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认为，《周易》中的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陈寅恪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精神的弘扬和再现。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在求真求实的事实基础上对后人有所启迪和鞭策，这一点，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曾说：“今日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 陈寅恪充分发挥兼通文史之长，别具以诗与小说证史的理论，并亲加实践，形成了一种跨越文史、亦文亦史的独特新颖的文化阐释方式，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史籍一向被称为汗牛充栋，尤其是历代官修正史影响极为广泛，但官方修史者往往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多隐晦，所以仅仅依靠这些史书的记载还难以明了历史的真相。陈寅恪先生认为，治史者必须占有全面、准确的史料，扩充范围，去伪存真，善于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揭示历史的真面目。他极力倡导的以诗文证史的方法，正是这种实践的典范。他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中，充分运用以诗证史。他认为，中国的诗歌用得合理可作历史的证明，因其别具时、地、人、事等四个特点。他论以诗证史，取其两意：第一是以诗文史料或补证史书，或别备异说，或相互引发。第二是以史事释诗歌，以通解诗歌原意。他著《柳如是别传》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作透彻理解，乃由笺注钱谦益与柳如是诗文而得。他以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史书不详，如复会事迹、钱谦益投敌等，在正史文献当中无迹可寻，但一旦从诗歌背面中去寻觅，以时人的诗文作为材料，却大致可以探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以小说解史。他认为每朝人写小说，离不开当时所处社会的影响，后代学者皆可从中窥得政治状况与文化状态。小说人物可以虚构，其所处社会风情却是实有的；小说的情节可以杜撰，但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则难以编造。陈寅恪以这种方法研究历史，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史料学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例如他从《桃花源记》了解坞堡经济形式，从《莺莺传》认识中唐以后门第情况、道德形态，还原历史，别具匠心。陈寅恪认为即使是史料的“残余断片”也可经过分析加工后，作史实的证明。“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与陈寅恪观点相左，傅斯年的方法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主张将材料依原来的样子整理，一旦整理好了，道理自然显明。陈寅恪以诗证史，解开了许多明清之际的历史谜团。这种方法也被历史学术界所广泛采用；陈寅恪筚路蓝缕，草创山林之功也永远为后世所不忘。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中、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在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里辛勤拓荒，居功至伟。他的研究领域极其广博，除中古史外，对敦煌学、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佛学等学科都有开拓之功，其学术成就难以尽述。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褒扬王国维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元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句话来评价陈寅恪，尤其是他善于“把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 陈寅恪对所涉猎的各方面研究多有创见，精彩纷呈，其中的家族门第分析、地域集团研究及以种族与文化为切入点尤具特色。

作为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史学家，陈寅恪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奉献于自己一生所钟情的史学学术事业，在史学研究道路上艰苦跋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奠定了他在史学史上的伟大地位。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新时期的史学发展需要我们对前辈学者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借鉴和弘扬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人格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多方努力，直到该书付印时也未联系上该文作者马国铤和李晓英先生。请两位先生及了解两位先生情况的读者与我社联系，以便我们及时支付稿酬，并向两位先生致歉。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