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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秦朝的政策中很多并不能称为“暴政”，而应该称为“急政”。因为嬴政总是迫切地想把每件事情都尽快做好。嬴政是一个勤奋的人，尽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人在旁指点，可他依然努力地经营着这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仔细处理帝国的大事小情。他每天处理公文不是以件计算，而是按斤算的。当时的文字写在竹简上，嬴政每天让手下称足一百二十斤（秦朝一斤约等于现在的253克）的竹简，不批阅完不休息，哪怕是外出时也不例外。他太急了，急着想要建立一个从始皇帝到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不息的帝国。但嬴政没有想到凡事欲速则不达，最后现实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秦政府统治稳固的前提是始皇帝嬴政对政权的强势把控。然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突然驾崩。之后，中车府令赵高说服丞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小儿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并赐死了宽厚仁义的皇长子扶苏及秦始皇的近臣名将蒙毅、蒙恬兄弟。胡亥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缺心眼儿且低能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当皇帝的料，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事事唯自己的老师赵高马首是瞻，而且在享乐和暴虐的程度上更胜其父一筹。结果，嬴政死去不到一年，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朝制度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九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陈胜、吴广便带领九百戍卒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短时间内，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地。才统一六国十三年，看似强大到坚不可摧的秦帝国出现了道道裂纹。
到了秦二世元年年末，就连身在芒砀深山里的刘邦也感觉到时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一两个月才有个把实在是走投无路的苦汉子插香入伙，而现在几乎隔三岔五就有人上山投靠自己，刘邦的手下已经比刚上山的时候多了十几倍。刘邦时不时地可以从新投奔来的小弟那里听到一些山外的消息，全是些什么“胡亥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当立为皇帝”“胡亥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又杀了很多大臣，分明是做贼心虚”“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公开造反”“陈胜、吴广已经占领了陈县，打出‘张楚’的旗号自立为王”“某某地方又杀了长官响应陈胜了”，等等。稍微综合一下各种信息，除了躲在咸阳皇宫里的胡亥，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都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天下乱了！
我们知道，第一次起义发生在大泽乡，造反的九百人是戍卒。戍卒就是卫戍之卒，任务是到国家的边境线服兵役。然而，当时天下被压迫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九百戍卒首先站了出来？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简单地了解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全民兵役制度，凡成年男子一生均须服三种兵役：到本国边境服兵役（也就是所谓的戍役）、到中央军队服役以及在本人的居住地服兵役。与后两者不同，做戍卒的时间一般只有三天（当然，如果你是犯了事被抓去的，可能要待好几年），这是自古便有的惯例。有人可能说，三天没什么呀，去就去呗。但问题在于服戍役期间的所有用度，包括来回的路费、吃穿住的花费，全是自己掏腰包。如果是古时候还好，小国方圆数十里，大国数百里，从中央到边境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就可以打个来回。可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空前的超级帝国，疆域广阔前所未有。嬴政自己坐马车巡游一趟尚且需要数月之久，何况是步行的平民。如果你身在南方的会稽郡，不幸被派到北方的渔阳服戍役，那就要做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打算。这对于以成年男性劳动力为支柱的普通家庭而言，影响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循旧例的帝国统治者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些问题。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它建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版图的雏形，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确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帝国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当然无须赘述。然而，如何管理这个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让统治者感到困惑。在战争这个可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外因基本消失后，继续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帝国就如端坐在底下满是火药桶的桌子上一般，看似四平八稳，实则岌岌可危，统治者们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由于大雨误期，陈胜、吴广带领同行的九百余戍卒迫不得已揭竿而起，点着了火药桶，把帝国的金身炸上了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朝的基业就毁于这“三天戍役”的制度，正印证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句话。
每个朝代都会发生起义，这并不新鲜，而陈胜、吴广起义之所以特殊，原因是他们的身份。陈胜、吴广两人起义时在被发往渔阳的九百余戍卒里当屯长，在当屯长之前，两个人都是普通的农民。往上追溯，他们的父辈也是农民，祖辈还是农民，一直往上到祖宗八代都是这样。这就让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成了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第一次有农民起来带头造反，这在那个贵族统治一切的时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陈胜、吴广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就成了底层社会群众反抗压迫的底气和依据。
但作为带头人，陈胜、吴广有自己的难处：自古以来，带头造反都是圣人的事情，至少也要有一方贵族豪门带领，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而陈胜、吴广这两个贫苦农民显然是没有这个资本的。于是始皇帝嬴政的长子扶苏、楚国的名将项燕一一“复活”。陈胜借这两个人的名义，继而又打出“张楚”的旗号。这个旗号在当时显然非常给力，一时间，以六国时的楚地为中心，杀官响应陈胜的起义遍布各地。
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邦现在手上有了百十条枪，也算是个草头小王，却只能把手头上那没本钱的买卖做得大一点儿，依然没有实力和机会割据一方。但命运女神是不会放弃刘邦的，刘邦的机会说来就来。九月的一天，山下来了一个通信的人，让他看到了希望。
来的这个人叫樊哙，平日里在沛县集市上专门做杀狗的营生，与刘邦是铁哥们儿，还是刘邦的连襟——樊哙的妻子是吕雉的妹妹吕媭（可见吕公相面的本事当真了得）。他给刘邦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陈胜、吴广起义后，沛县虽然还算太平，但周围已经有很多郡县的百姓杀了他们的地方长官来响应陈胜，沛县县令担心自己步同僚的后尘，因此决定主动在沛县举事响应陈胜，并且希望刘邦能把队伍拉回沛县助他一臂之力。
为什么县令会主动找刘邦呢？答案是，当时想反叛的沛县县令处于两难的境地。他虽然是中央委任的地方一把手，可他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手中也没有兵权，就光杆司令一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秦朝制度使然。秦帝国对军权的把控严之又严，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秦朝政府还规定，地方一把手必须是外地人。一把手没有兵权就指挥不了军队，不是本地人就不容易与本地土生土长的下级官员及地方豪强打成一片，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官员犯上作乱，又可以让他们上下相互监督甚至相互牵制，尽可能避免领导与下属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手上没有兵权、在当地没有庞大私人关系网的沛县县令想主动向起义军靠拢是不容易的。他担心别人不相信自己——彼时愿意主动倒戈的官员少之又少，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试探谁有反心，然后将之一网打尽？如果继续为朝廷工作，又怕哪天会人头不保。两难之下，沛县县令这个保命心切的倒戈派，听从了沛县主吏掾萧何及狱掾曹参的建议：请求流亡在外的刘邦带队伍回沛县，以武力劫持、胁迫大家一起造反。
接到樊哙的消息，刘邦马上意识到，不论县令的意图是真是假，也不论回去后自己的结局如何，眼下正是千载难逢的改变现状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哪里还有什么犹豫，难道要在这里钻一辈子山沟吗？于是刘邦吹响了集合号，由樊哙带路，与百十号弟兄马上赶回了沛县。一百多里路在一群情绪激昂的汉子脚下并不是很远的距离。刘邦等人黎明启程，天刚擦黑就赶到了沛县城门下。
重新回到沛县的刘邦没想到县城的大门却紧闭着，他在紧闭的城门下高声叫唤“老萧！老曹！”也没有人回应。进不得城的刘邦只好在城外打转，熬到半夜，手下来报：“从城头翻过来两个人。”刘邦把人叫上来一看，正是萧何和曹参。
原来县令让樊哙去联系刘邦后就后悔了：想他在县里任职多年，早已风闻萧何、曹参和刘邦之间交情颇深，现在两人保举刘邦带人回来，名曰助他革命，搞不好是想先革他的性命。于是县令起了杀心，准备先干掉萧何、曹参两个内贼，同时下令紧闭城门，不让任何人进出。
沛县县令的顾虑固然没有错，可惜他缺乏具体行动的经验，连续犯下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萧何、曹参均是本地大族，在沛县地头上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县令又临事不密，结果他的格杀令还没有出门，萧何、曹参便已经得到消息，于是两人连夜翻墙逃出城去了；其次，得到两人逃跑的消息后，县令并没有马上派人处理萧、曹的族人，也没有将他们中的重要人物控制起来，使他们有了继续做内应的机会。
那边秘密抓捕失败的县令还没有反应，这边好不容易逃生的萧何、曹参与刘邦一会面，便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他们决定以刘邦的名义和口吻书写一份帛书，向沛县的父老们陈说利害。无非是说大家受朝廷的压迫已经很久了，现在天下的形势是诸侯并起，如果父老乡亲们为县令死守沛县，等诸侯军队一到肯定会有屠城灭族的祸事，不如现在大家一起把县令杀了响应诸侯，这样才能保全大家的性命。
刘邦命人将写好的帛书绑于箭头上射入城内——因为城门紧闭而使用弓箭射入城内，想来一定是抄录了多份，到处乱射，有点儿满大街撒传单的意思。不然如果仅写一份，谁知道这一箭会射到什么地方。倘若不幸射入茅坑或被县令的人取了，岂不大事休矣？
果然第二天天刚亮，沛县的城门便大开，县令的人头高悬在城楼之上。刘邦的书信固然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萧、曹两人的宗族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直到杀了县令，萧何等人才想到一个问题：原来准备挑头儿的人没了，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既然杀官造反已成既定事实，选一个人作为领袖或者说是出头鸟、替罪羊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有实力和能力且出力颇多的无非是萧何、曹参、刘邦三个人。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萧何、曹参两人出身文职人员，又是地方上的豪门大族，亲戚朋友多，顾虑、拖累也多，就不愿意挑这个头儿，而是把带头造反的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邦身上。
刘邦这时候倒是很清醒，造反一旦失败可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简单，那是要灭族的。他没有像当年娶吕雉那样爽快接受，而是说了很具体的拒绝理由：“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我们没有选对领导的话，很快就会一败涂地。我刘邦不是爱惜自己的性命，而是我的能力不足，怕不能保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刘邦不出头，父老乡亲们可不同意：县令都杀了，大家哪里还有退路？好不容易逮住你这个冤大头可不能随便放过，反正你已经造过一次反了，再来一次也无所谓。再说了，城东算命的瞎子也说你刘季命最好。行！就你了！
大多数人（也有不以为然的）不顾刘邦的再三推辞，坚决推举刘邦做了起义军的首领。大概这时在场的人都不会想到，这是又一个伟大王朝的开端，史书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众人立刘邦为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