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刻本《十七帖》

唐张彦远（约820—876后）《法书要录》载：

《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监装背，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开元皇帝又以“开元”二字为二小印印之，跋尾又列当时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二王书，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褾为帖名。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

张彦远指出《十七帖》为唐太宗(597—649)收藏王羲之草书中的一部分作品，裱成一卷，共107行，942字，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而得名。 他特别提到褚遂良(596—658)监装一事，并详细描述装裱样式及题署跋尾，又同时提到“贞观”与“开元”两印，故其所论应该是真迹本。 张彦远也抄录二十通书札的内容，接续在这段介绍文字之后。然目前通行的《十七帖》刻本有二十九札，加上顺序与张彦远所记略有差异，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

《十七帖》历代翻刻极多，北宋起即认为传世墨拓本中主要有两个系统：敕字本与贺知章(659—744)临本。黄伯思(1079—1118)提出：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今世间有二：其一于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阳李邯郸家所蓄旧本，颇与此相近。其余世传别本，盖南唐后主煜得唐贺知章临写本，勒石置澄心堂者，而本朝侍书王著又将勒石，势殊疏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叙次颠舛，文为“十七帖”而误目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独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军笔法具存，世殊艰得，诚可喜也！按：张彦远《法书要录》与余所著《法帖刊误》论此帖本末颇完，今并列于左方云。

黄伯思认定敕字本与所跋的本子才是真正的唐代刻石，敕字本的说法一直被后代论者所引用，至于黄伯思当年所题的本子已不得而知，故无从评论其正确性。目前传世的敕字本帖尾有大草敕字和小正书“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图3）。较常见的出版品有吴宽(1435—1504)藏本（图4）、冯铨(1595—1672)藏本（图5）、姜宸英(1628—1699)藏本（图6）、文徵明(1470—1559)朱书释文本（图7）、祁豸佳藏本（图8）、岳雪楼本（图9）。至于贺监本，相传为南唐李煜(937—978)根据贺知章临本所刻，被视为《淳化阁帖》及《澄清堂帖》中《十七帖》之祖本，不过多数学者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贺知章临本出于伪造。

《十七帖》版本复杂的刊刻状况，黄庭坚(1045—1105)评《长沙法帖》时已清楚论道：“《十七帖》者必多临本，永禅师及虞世南、褚庭诲临写，皆不甚远，故世有数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庭诲笔意，《杨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写真，但神痴耳！” 将各版本间的差异视为不同书家临写所致，并未将翻刻因素考虑进去。不过，黄庭坚的看法似乎未被广泛接受，后代讨论《十七帖》的临本时，大多只引用黄伯思所介绍的贺知章临本。

历来受到关注最多的莫过于敕字本，帖末的大“敕”字和小正书提供了诱人的线索与讯息，使得观者往往联想到张彦远的“贞观中内本”，认为此敕字本即是当年唐太宗敕令褚遂良与解无畏根据内府所藏《十七帖》所制作的习字法帖。 黄伯思在《跋十七帖后》认定敕字本出于唐代所刻，也提到褚遂良、解无畏校定的题记，还刻意提到张彦远记载的“贞观中内本”，颇有暗示两者关系之意图，而这样的说法在后世更是成为主流。南宋姜夔(1155—1221)云：“法帖始自贞观褚遂良所校馆本《十七帖》。” 他认为法帖的始祖就是贞观年间褚遂良所校的馆本《十七帖》，也就是传世的敕字本。值得注意的是，张彦远在介绍“贞观中内本”时并未提到弘文馆刻帖之事，“馆本”的名称显然是从敕字本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而来。黄伯思一开始对敕字本就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姜夔则进一步将敕字本视为法帖始祖。显然，敕字本在南宋时已完全被认同为唐太宗所下令制作的刻本，此说法至今都还是最具影响力。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利用祁豸佳藏本（三井本）与姜宸英藏本（上野本）进行长度、字数、行数与间距的测量，得出长度比“贞观中内本”略短、多出一行四字的结论。推测多出的行与字可能跟计算方式及释文有关，尚属可以容忍的误差，所以能够修正成正好107行，但多一字。 因此，两者的关系确实相当密切。

敦煌出土唐人临《瞻近》《龙保》二帖（图10）也颇值得关注，两帖并列的顺序恰好与张彦远所记相同，却与敕字本不同，敕字本中《瞻近》排第七，《龙保》排第三。敦煌本中《龙保》只临写至“见”字，以下九字皆未临出， 《三希堂法帖》同样止于“见”字（图11）。不过，《淳化阁帖》（图12）、《大观帖》（图13）与《澄清堂帖》（图14）则是在“见”字底下多书一“之”字。刻帖顺序的雷同验证了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龙保》帖中未缺字）的真实性，缺字现象则暗示着一个缺字“贞观中内本”（刻本或摹拓本）的存在。敕字本中除了保存有完整的《龙保》帖（图15），帖的数量也保存的最多，说明敕字本可能是根据一个不缺字的“贞观中内本”增修而成。日人最澄(767—822)在其《法书目录》中记录了《十八帖大唐石刻》，黄伯思认为其应为《十七帖》所误。 显然，《十七帖》在唐代已经出现刻本，不仅东渡到日本，也流传到了偏远的敦煌地区。

关于《十七帖》的来历，宋释适之《金壶记》引述钟绍京(659—746)的说法：

唐钟绍京曰：《十七帖》草书是右军真迹，贞观中裴业进上。太宗诏能拓书僧智辨摹之，上赐辨一本，令使行于世。辨没，僧昙昉得之，未尝轻示于人。予知之切，就昉求出，于万计数年方获。太宗以草书卷首有“十七日”，以此为十七帖名。

钟绍京的原文被俞和(1307—1382)抄录并保存下来：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正刻本。今世间有二，于卷尾有“十七帖草书。晋右军真迹”。贞观中，裴业进上，太宗诏下，使能拓书僧智辨摹之。亲赐智辨一本，将令出外，使人间流传之从此本出。之后，年深智辨既没，其本遂入法海僧昙昉，极宝之，不轻出。余知之，遂窃就昉求之，出万计方获。太宗以草书卷头有“十七日”，以此呼之《十七帖》。其下实有廿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钟绍京记。唐中书令封越公。

称《十七帖》为“先唐”所刻，推测此段文字书于武后(624—705)称帝的690年至705年间。钟绍京所得到的《十七帖》为拓书僧智辨所摹拓，由于唐代宫中拓书人即为制作双钩本之匠人，所以此本很可能是双钩廓填本。僧智辨曾在贞观十九年(645)书写志宁(588—665)撰文的《秦州都督姜确碑》，显然不只擅长摹拓书迹，也相当能书。 唐太宗赏赐给智辨的这一本，自此就成为日后民间流传的祖本。钟绍京特别指出此帖虽称《十七帖》，但是实际上有二十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明显与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不同，不禁令人怀疑张彦远的记录或许有所阙漏。钟绍京为武周朝人，生卒时间相当接近贞观年间，且本身收藏二王法帖颇丰，因此这段题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太宗诏能拓书僧智辨摹之”的说法难免启人疑窦，毕竟太宗内府已经有一批擅长制作双钩模本的拓书手，如钩摹《兰亭序》的赵模、韩道政、冯承素与诸葛贞，为何还需要特别找来智辨处理此事？不过，若参考《集字圣教序》的状况或许可以稍微理解，虽然最终制作此碑的诸葛神力与朱敬藏皆供奉于内府，但整体的选字与编排却是由弘福寺和尚怀仁来主持。因此，唐太宗的确可能基于某种理由，诏令拓书能手智辨来处理新入藏的《十七帖》。

根据祁小春的考察与研究，《十七帖》全册皆缺“月日名白”，加上多处文句遭到删减，因此推测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与传世敕字本皆是经过褚遂良编辑整理后的草书学习模板。 中田勇次郎推测《十七帖》为草书尺牍的缘故才会省略“月日名白”，祁小春虽然举例草书札中保留“月日名白”来加以反驳，不过这些例子皆仅能说明部分草书札没有省略“月日名白”，并无法完全驳斥中田勇次郎说法的可能性。 事实上，据钟绍京的文字记载，唐太宗使用“十七日”来命名《十七帖》，显示出当年智辨奉召所摹的墨迹祖本可能已经缺“月日名白”，而“十七日”已是正文开头。

显然，《十七帖》起初就是以完整的作品集的形式进献给唐太宗，而不是像张彦远文字中所说，由内府收藏的三千纸王羲之书迹中挑出来编辑而成。唐太宗本人也将《十七帖》视为类似《兰亭序》的完整作品看待，才会把这批信札直接命名为《十七帖》，这样的讯息也保存在传唐太宗的《笔意》中：“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画（原本为‘尽’字），书之道也。”

至于褚遂良除了张彦远说的监装《十七帖》，是否还做了编辑整理的工作，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敕字本后面那些小楷书，因此敕字与小楷书的真伪就成为《十七帖》是否经过褚遂良编辑的关键。有学者认为此“敕”字与唐玄宗的“敕”字写法接近，应出于后添，小楷书题记也不符合文献所记贞观内府的法书题写格式，所以两个部分显然都是出于好事者的画蛇添足。 至于敕字本完成的时间为何，目前也是众说纷纭，中田勇次郎认为其为南唐李后主时所刻， 西林昭一认为其刻于8世纪， 周笃文则认为刻于北宋晚期。 无论敕字本制作于此时，褚遂良重新编辑修订《十七帖》的说法明显不太可靠，不过此本与“贞观中内本”有关是肯定的。 3HIL94QNpsvf3BZfpwQfCFvZT/nfcYzVOjpxEAkwcw0NYzjea07g0mb41JIFax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