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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不仅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行为本能，也是舆论的内在特征。心理学认为，从众心理是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方式。实验表明，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保持独立性，不跟从多数人的意见或流行的做法行事。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 1907—1996）曾做过著名的阿希从众实验：每组实验邀请六个志愿者，但实际上，其中的五个都是和阿希事先通过气的“托”，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对象；实验开始后，阿希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让大家判断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的哪条线等长。这样的判断共进行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十分明显，人们很容易做出判断。在两次正常判断后，五个“托”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个错误答案。于是一些志愿者就开始在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和说出与其他人一样的答案之间摇摆。最终的结果显示：有75%的志愿者成功被“托”带偏，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错误判断。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从众心理是个体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
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性动物，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一个又一个基于相同立场、相同学识、相同经历、相同价值的社会圈子，也即我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了表明自己是圈子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我们便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从众倾向，这是从众心理产生的现实基础。
例如，一个人如果在背后说你坏话，一开始你的朋友会对此嗤之以鼻，并且愿意旗帜鲜明地站在你的立场去批判对方的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如果他一连数天听到不同的人对你持有相同的负面评价，他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出来去批判这种言论的勇气就会越来越少。到最后，他甚至会加入批判你的阵营中。即便在他的立场发生180°转变之前，依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你是坏的”，但他会因为顾及整个圈子对他的看法而不得不与其他人保持一致。
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原本这位坚定地选择支持你的朋友，可能会比其他人批判得还要激烈一些。这是因为圈子内无形的压力会一刻不停地迫使他产生从众心理，进而滋生出反向的求偿心态。也就是说，之前越支持你的人，当他转换立场后或许越会批判你。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心理现象，只不过在舆论领域会显得“赤裸裸”。比如，这位朋友会宣称他是被你长期以来的虚假表象所迷惑，并且希望其他人要以他为戒，不要再被你的表象所欺骗……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说的就是从众心理在舆论领域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提出过非常著名的弱连接理论。它描述了一群处于暴动边缘的人的心态行为变化，我们可以将其拿来做些情景推演：假设有100个人聚集在一个广场上，抗议某个重大工程的建设。对于即将公示并且开建的这个大项目，大家愤怒不已，言辞激烈，又对自己在政府决策中人微言轻的地位感到沮丧，现场一度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但这些人同时也明白，比起过激的群体性事件，理性和对话更为可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假设，人群中的每个人都在过激和理性这两种情绪之间徘徊：一种选择使用打砸、冲击等暴力行为；另一种坚持保持冷静，理性表达抗议意见。每个人都必须“二选一”，这时候就会出现“从众”的情况。这时人们并不是独立做出决定，而是在普遍受到他人行为影响的前提下，为了极力彰显自己并非他们中的“异类”而被迫做出决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它很好地解释了舆论从众的连锁反应。
人们很清楚，现场参与的人越多，越有可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每个人被处罚的可能性会越小，这种天然的抱团本能无形之中增强了从众心理对人的影响。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参与人数越多，情绪越高涨，从众倾向就会越明显，即便原本还能保持理性的人也会变得易怒且充满攻击性。我们可以根据舆论从众的这种规律，针对舆情事件的后续发展方向进行一些预警，因为一旦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苗头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舆论便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魔咒”之中。
比如，曾有人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使用微信分饰男女二角，刻意捏造类似“女业主出轨快递员”的恶劣谣言，进而引发轩然大波。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旦网络社群中出现第一个恶意揣测性的声音，之后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加入讨论，最初他们也许在评论尺度上有所收敛，而一旦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言论的尺度和分寸就会变得越来越放肆，甚至会脑补各种情节。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舆论从众情况。
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毫无常识、毫无逻辑的失真信息一旦被大面积传播扩散后，原本那些我们认为还较为理性的朋友也会加入其中，有的甚至还乐此不疲，并非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谣言，而是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急于通过转发、分享这样的社交方式来表达“我也是同类”“你们不要拿我当外人看”的立场。
盲目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舆论背景下，一旦大众的从众心理被人为地刻意误导，势必造成关联影响，进而引发实质性的集体从众行为，这也是一部分人制造对抗的惯用伎俩。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应对社会影响的思想阈值和行动阈值。也就是说，如果舆论“从众”所造成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一些人的思想阈值和行动阈值，这些人可能会不计后果地加入其中。这种是影响社会稳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之一，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人的思想阈值和行动阈值，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统一性、关联性和伴随性（以下统称为阈值）。人的阈值会受到政治立场、经济基础、社会地位、职业特点、地域分布、民族习惯等因素影响。有些个体的阈值为零，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发起抗议，就好比网上的一些极端情绪主义者，面对任何事、任何情况，即便事情十分完美、十分成功，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发泄情绪，千方百计地引导更多人加入他们的“挑刺”行动中去。有些个体的阈值则相对较高，只有在现实环境改变或其心理预期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通过响应反对阵营，加入舆论队伍的方式来表达心中不满，试图改变现状。
我们可以根据前面提到的弱连接理论，做一个假设——100个人的“从众”阈值互不相同，依次按照0、1、2、3、4……这样的顺序排列。阈值为0，代表无论面对什么情况，他都反对；阈值为1，代表当他看到有1个人反对时，他便会响应……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当阈值为0的这名“什么都反对者”在网上发帖时，阈值为1的人就会加入，舆论力量此时为2。这个时候，阈值为2的人看到已经有两个人发帖反对，他就会加入其中……最终这100个人都变成了这个帖子的跟随者，一起舆论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其实，舆论从众有点类似于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平时处于隐匿状态，不易被察觉，经过一段时期或遇到某种突发情况时就有可能发生质变，而这恰恰是舆论安全作为国家非传统安全重要领域的关键。了解历史的人应该都明白，苏联解体不是一夜之间的轰然倒塌，而是长期地、缓慢地渗透颠覆的结果，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守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最前沿，如何防范一些被刻意鼓动的舆论从众事件发生，已经成为筑牢舆论安全之盾的必解之题。比如，我们常常可以在一起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进而迅速成为微博、微信、抖音、知乎等网络平台热门话题后发现，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一大批无原创、粉丝少、密集出现、口径统一的账号。各大网络平台相继开放IP属地功能后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账号来自境外，他们刻意地制造一些具有误导性、诱导性的舆论假象，试图诱使舆论层面出现从众反应。
除了这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外，平时我们也会在各种商业营销活动中发现舆论从众的影子。比如，一些商家为了推广商品，经常会花钱邀请一些在相关领域内具有较高名气的“头部博主”“营销大号”前往体验，通过这些“头部博主”“营销大号”推送的正面软文来引导更多的消费者前往“打卡”，这也是当前比较常用的商业推广方式。为了能快速地聚集人气，为了给商家一份物有所值的漂亮数据，这些“头部博主”“营销大号”及其所属的MCN机构，都会在软文推广的后续转发、组织跟评等互动环节做足文章，比如组织点赞，刷正面好评，以尽可能促成舆论从众情况的出现。如此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因为受到正向好评的鼓励而去“打卡”，商家受欢迎程度也会随之大幅度提升。也就是说，经过这种操作，商家就会从这种积累优势的影响中获益。商家虽然花了钱，但获得了商品推广带来的更大利益；“头部博主”“营销大号”成功地将流量进行了变现。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谁在付出成本？
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舆论注意力。
注意力，其实是一种新兴的市场资源，隐匿而充满商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有意识地聚集到一点时，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很多人被小红书上的各类推荐所吸引，即便对推荐的地方十分陌生，也会想去“一探究竟”，这是注意力对你思想意识的潜在影响，因为浏览这篇推荐信息你已经花去了时间、思考这些无形成本，当然想要得到一些回报，自然而然地就想去体验一把，毕竟谁都不想轻易浪费已经付出的成本。再比如，平台利用算法规则为你推荐了商品，你也会因为在网购页面频繁刷到这个商品的好评而产生尝试购买的想法。这些都是注意力资源成功变现的典型案例。
当然，注意力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舆论注意力如果过度聚焦于一点，当事人就像是站在一盏巨大的聚光灯下，不仅会因为太刺眼而睁不开眼睛，也会灼伤自己。比如，近年来出现的“车主坐在车子引擎盖上哭诉”的维权事件引发了社会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一股帮助车主维权讨说法的强大舆论力量。然而，在舆论注意力持续聚焦的同时，维权人也成了舆论聚焦的对象，既往“欠款未还”“被限制高消费”“缠上官司”这些负面信息随之引发网友讨论，对维权人的现实生活也会造成不小的困扰。这就是舆论注意力过度集中而引发的过溢效应。
再比如，前些年曾有人发微博实名反映“高考被冒名顶替”问题，在接受大量媒体采访后，她成功地营造起了“学霸”形象及遭到不公待遇的弱势角色，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共情，获得了公众舆论的强烈聚焦，声援、支持的声音曾一度“一边倒”。然而，当联合调查组调查后给出的权威结论与其最初描述的情况存在较大出入时，舆论就发生了大幅度转向。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舆论的注意力在能给我们带来声援力量的同时，也会因为过度聚焦而产生反向压力。总之一句话：当你想要借助舆论力量为自己维权或鸣不平时，也要做好承受舆论过度聚焦带来的压力。
对于身处舆论工作关键岗位的我们而言，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过度引导，造成人们注意力改变的行为都有可能遭到其“反噬”。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舆论积累优势在传播层面诱发舆论从众效应的催生机制与“蝴蝶效应”十分类似，通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作用，渐渐地由量变引发质变。这其实也在间接地告诉我们：公共舆论声誉的形成，是在不断的舆论从众过程中缓慢蝶变而成的。
“从众”的出现绝非偶然，圈子是从众传播的重要人群基础。不同的圈子层级、不同的圈子架构形成的从众传播机理不尽相同。从宏观上看，圈子成员数量越少，成员相对越固定，从众传播的倾向性会越强，这是因为长期而稳定的圈子关系会让成员觉得自己“更被需要”“更被认同”，彼此之间形成了相对牢固的行为认同属性。
一般来讲，由家庭、家族、宗族、宗亲等“家伦理”关系构成的圈子最为牢固，从众的倾向性也最强。那些由共同立场、共同价值、共同思想构成的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圈子次之。而朝夕相处的同事构成的圈子的从众倾向最弱，这是因为单纯的工作关系随时都会因为他人或自己工作调动、岗位轮换而发生改变，届时那些促使你做出从众行为的压力将不复存在，你也就不会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再受制于曾经的“强制性”束缚。
这其实为我们揭露了一个相当残酷的社会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为自己发言，而是为了能让自己在身处的圈子里拥有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而被动地发言。也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工作、生活等客观原因从一个圈子横跨到另一个与我们之前言行完全相悖的圈子时，我们的言行也会随之发生大幅度改变，有的甚至是根本性转变。
比如，当我花了大半辈子积蓄购买的新楼盘因为楼市调控政策、市场低迷而降价销售时，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向房地产商施压”“集体去政府信访”等抵制房价下跌的维权队伍，此时，我的心态是：我还没有拿到房子，凭什么就让我损失了几十万元。而如果我还没有买房，正在为高房价发愁时，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想法：房价下跌才是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正常现象，并且坚定地支持房价下行和降价销售。当然，这并不是在指责我们毫无立场，背信弃义，而是在呈现一个我们都需要正视和面对的社会现实：特定圈子里形成的强烈从众氛围，会逼着我们因为需要维系我们在圈子里的种种人际关系，维护这个圈子给我们带来的额外利益而不得不做出一些转变，即便这些转变有违我们的做人原则和处世本意，也许我们依然会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让步。
当然，圈子的社会属性、伦理属性、价值属性、文化属性、利益属性决定着一个人对不同圈子的信任的优先程度，并且影响着圈子作为舆论信息传播平台在我们心中的优先次序。比如，我们可能会将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信息首先分享到人数相对较少的家庭群、亲戚群，以提醒他们及时关注，这是处于最高信任等级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圈子，它的属性让我们做出优先传播选择。充分的亲情伦理会让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去和我们的家庭成员分享我们获得的第一手信息。但是，我们不会将这些信息发到我们的同事群、工作群，因为仅仅工作层面的交往，会让我们担心如果有好事之人将这些信息截图外传，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会发现：在一些舆情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内部信息的外泄，绝大多数都是由内部人员先将其发到了家庭群、亲戚群这些“家庭关系”的圈群，而后造成舆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从众”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善于在圈子里恰到好处地表达从众意愿，做出从众选择，可以十分有效地帮我们尽快地融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而这个圈子可能成为我们之后源源不断攫取人脉资源的相对稳定的“富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圈子里能够积极主动表达从众意愿，可以有效增加圈子里其他成员对我们的好感，让我们更加合群，这样做也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人们愿意为我们介绍生意资源或优先推荐不错的职位，等等。
正是由于“从众”拥有这些天然的好处，所以一旦周边的人开始针对一个事件表达趋同的观点时，我们很可能会因为感受到来自周围的无形的压力，进而跟着去表态，以便能及时地释放“我并没有背叛你们”“我也是你们的同类人”的信号。究其根本，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人正常交际的本能。
我们可能还记得，“妹妹在我床上拉屎”“郎朗已经手捏一块屎”“一边尿还一边说‘你的两个娘都尿了’”，这样的诗句曾经冲上热搜，引起了广泛讨论。经过观察我们发现，对于这个话题，无论是讨论声量，还是关注兴趣，抑或评价观点，圈内与圈外的反应相差很大。圈外人的讨论声量较大，圈内人更愿意保持沉默；圈外人的观点五花八门，圈内人的观点更趋于统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恰恰是因为圈内的人要比圈外的人受到更多来自这个圈子本身的属性限制。在强烈的圈子从众心理面前，圈内人员在立场、思想、言论等行为方面表现得趋同、一致，因为对他们而言，任何与圈子属性不一致的行为，都可能会被圈子中的其他人视为异类，是要被清理出去的。
当然，我们总是会对与自己立场一致、思想一致、兴趣一致的人表现出异常的亲近感，这是从众心理最基本的工作机理。比如我们因为热爱摄影，加入了一个著名的摄影团体，我们会为了向群主表明我们其实是这些摄影爱好者中非常懂行、非常忠实的粉丝而去积极转发群主发在社群里的文章、作品，即便我们可能对此一窍不通，但依然会表现得足够专业，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想借机拉近与群主及群内成员的距离，进而从这个圈子里获得更多资源而已。尽管这样的圈子从众行为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刻意迎合、阿谀讨好的不适感，但与圈子认同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加入社团、参加活动、获得名誉这些“奖励”相比，这种来自心理的不适感往往显得不值一提。
需要注意的是，圈子也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技术的更新、领域的变化而出现再调整，再分化。比如，算法推荐、兴趣置顶这些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无形之中进一步加剧了网络圈子的再分化，再调整，在网络中我们无形地被划成了一个又一个立场更加趋同、思想更加统一、文化更加接近的封闭小圈，形成了一个个因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追求、不同文化根基、不同兴趣爱好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不同阵营，“对内高度服从，对外明显排斥”的圈子排异本性会让圈内成员在涉及一些争论话题的讨论上呈现出对不同观点的对抗性，于是为了能让自己一方在声势上压过对方，圈子里的人便会产生从众倾向，即便我们认为自己一方发声的理由太过牵强，但仍会为了维持圈内成员的身份认同而去无条件地附和。
此时，我们要清楚，每个人自发的“从众”背后，有可能是被提前设计好的。对于普通人而言，绝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从什么众”的选择权利，而只有在已经开始的从众传播面前选择“跟”或“不跟”，这其实类似于反垄断领域里常说的“二选一”。比如，在一些由非理性动物保护主义者构成的网络社群里，任何发表不同看法的人都会被视为是群内氛围的“破坏分子”“干扰元素”，很可能会被扣上“异类”的帽子而被清理出去，事实上留给群成员的选择只能是“响应从众”或“被清理出去”。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其实十分简单，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力量，所以不能容忍异议，喜欢强制服从。这看起来是体现集体意志的行为，事实上不过是社群设计者玩的一个障眼法而已。
互联网带动了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革命，网民并不会直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中最有权威或关系最好的人，而是更愿意将信息传递给他们认为与自己兴趣、爱好高度相似的人。当然，不同信息在不同层级、不同群组、不同领域中的传播等级也不尽相同，比如与疫情有关的信息我们可能会优先传播给家人，而涉及思想观点的辩论信息我们则会更愿意与我们立场趋同的人分享，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传播的信息能得到传播圈子里其他人广泛而一致的认同，并且真诚地期望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能加入自己的阵营，给自己以最强的舆论支持。当然，真实的舆论情况远比我们讲到的更加复杂和多变，但基本道理应该差不多。
意见领袖也是影响舆论从众的关键要素之一。深度解构从众心理在公众舆论中的形成、影响、方向等方面的机制机理，才能及时做好风险预警和防范。对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影响力人群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系数进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这么讲，一些意见领袖是大多数舆论从众信源的抛出者和设计者，他们能够利用大众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完成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引导。
比如，持有动物保护主义观点的意见领袖在由动物保护主义者组成的网络社群中抛出动物保护主义观点，瞬时就能引起群内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极具引导群内成员情绪向更广阔的舆论平台扩散传播的可能。在不断形成的从众情绪氛围的鼓动下，原本可能还略显中性的动物保护倡议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就像前面说的“当参与人数越多，参与者的情绪就会变得越高涨，从众心理带来的精神快感就会变得越强，原本还能保持理性的人也会变得易怒而充满攻击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把声势搞得越大，就越会有人参与，而个体受到实质性惩罚的概率也会越小。
在大多数舆论事件中，意见领袖是在舆论形成、演变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传播介质。当网民三五成群、聚集成队时，他们就会本能地希望一些能代表他们共同价值追求的人走到台前为他们发声，这就是意见领袖成为影响互联网舆论形成的关键因素的实质性市场“土壤”。需要指出的是，意见领袖的言论倾向、行为特征往往代表了特定人群的集体意志。比如从一名女权主义意见领袖的言论尺度上可以大致推测出其所代言的这个女权主义群体的规模、激进程度和动员能力。
情绪撩拨和行为煽动，是意见领袖之所以成为意见领袖的“核心技能”。对于意见领袖而言，想方设法撩拨代言群体的情绪，千方百计地暗示他们集中精力去做一些事情，既可以确保其意见领袖的地位不被他人夺走，又可以让自己显得很有舆论号召力、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举两得的选择，何乐而不为？这也是前些年互联网规则秩序还没完全建立时一些意见领袖可以通过不带任何逻辑、没有任何依据的简单断言，就能够对现实规则秩序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当然，意见领袖如果要把特定的思想观念真正灌输给更多人，还要使用一些额外的手段，比如运用断言、重复和感染这些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话术和手段。
断言，就是简单而纯粹地快速做出判断，在网络舆论的情绪化传播下，越不带任何论据和论证的简单断言越有舆论威力，这可能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但这的确就是现实。要知道，对于大众来讲，愤怒、偏激、攻击的煽动力远远高于平和、温情。
重复，就是将议题不断提及，这是因为不断地重复，容易使所需要传播的观点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深入人心，并最终被人接受而不必进行自证，前些年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等漏洞百出的谬论广泛流行就是使用的这种手段。
感染，是指对已经不断重复的断言进行煽情包装，以让其充满情绪感染性和行动动员力。意见领袖的断言经过充分的重复，会导致其所在群体的态度趋向一致，强大的心理感染机制就会有针对性地开启，而经过情绪包装的断言就会像病毒一样在各个网络社群、平台圈群中传播蔓延，最终促使舆论从众效应发生。需要指出，不在一个圈层的人或许一开始不会那么轻易地互相“感染”，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加入其中，量变就会导致质变，进而出现不可控制的感染性传播，这是因为感染性传播激发了人们的群体模仿行为本能，但本质上这只是因为大家想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不想自己被认为是群体中的异类罢了。
社会学中有个非常著名的社交网络理论——六度分隔理论：世界上任何互不相识的两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当然，这个理论并不是说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必须要经过六步才会发生，而是在表达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学观点：任何两位素不相识的人，只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总能产生一些必要的联系或关系。事实也的确证明意见领袖与我们想要接触的一些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要比普通网民少很多，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更能引起群体的思想层面上的舆论传播。
但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宜被过分夸大。大众可能认为，是意见领袖主动利用了舆论的从众心理，制造了公众舆论影响，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影响人们做出从众行为的并不是“谁是意见领袖”本身，而是意见领袖发表的观点迎合了这部分人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意见领袖发表的观点借助舆论从众心理进行传播时，其传播效果并不是取决于意见领袖的个体特性，而是取决于从众参与者形成的网络的特点。也就是说，作为影响舆论从众形成的关键要素的意见领袖与舆论从众机制之间既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触发联系，也不存在面上的正相关关系，而身处网络社群中的普通个体之间形成的共识意见，反而要比意见领袖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没有舆论从众的第一批响应者，即便是很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无法产生太大的舆论影响。与其说是意见领袖影响了舆论，倒不如说是意见领袖为了维护自己意见领袖的地位而去发表了一些能够触发舆论从众效应的观点和意见。
仅仅通过干预意见领袖的方式，就想从根本上避免舆论层面出现从众效应，事实上很难成功。这是因为大多数舆论共识的形成并不是由这一小部分意见领袖来完成，而是由其背后有着共同立场、共同思想、共同价值观、共同文化的群体意志所决定的。意见领袖的观点容易被广泛接受进而得到有效传播，只是因为他们刚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恰如其分地讲出了他们所代表群体的集体心声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在防范过激言行容易触发舆论从众行为，进而带来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更大层面的风险方面，我们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在互联网正在让社会进一步分层分级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难免会变得突出而敏感。比如，一个执法事件引起的舆情传播，由执法人员组成的网络社群的观点往往与那些曾被执法人员处罚过的拥有共同经历的人组成的网络社群的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都能在各自圈群里得到广泛的响应。这时候，不属于这两个圈子的人群的判断和选择就显得十分关键，如果倒向其中一方，就会对另外一方造成舆论层面的从众压力，这种情况在舆情案例中已经相当普遍。
如果“吃瓜群众”无法第一时间从网上已有信息中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判断事件的是非对错，这时候他们就会根据其他人议论、描述、评论的情况，做出自己认为合理的判断，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说，在一起舆情事件中，大多数“吃瓜群众”的选择，很可能是先去看这个引发舆论争议的帖子下面的跟评和跟帖，再结合自己认为合理的假设及跟评言论的内在逻辑，有选择性地进行观点“站队”。事实上，这种“站队”氛围一旦形成，便会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一个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引发全网聚焦的同时，跟评内容总体是否客观、理性，往往就决定了这起舆情事件在后续发展演变过程中是否容易走偏。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基于自身相对完整的逻辑认知得出结论的，但现实很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越是情绪化的评论，越容易得到响应和追捧，热帖底下往往更容易出现正反两种情绪对峙或对抗的评论。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会变得顺理成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队，对峙、对抗、对骂越来越明显。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加入其中，很可能只是源于“今天上班迟到被扣工资”“今天因为琐事和爱人吵架”这些需要宣泄的情绪小事。
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在舆论即将出现不良从众效应之前进行适度引导和干预至关重要，也相当有必要。关于网络舆论，很多决策者存在两种思想误区：要么认为网络舆论本就非理性，都是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在宣泄情绪，主张对此置之不理，这种观念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颇为流行；要么认为网络舆论都是理性声音，是毫无任何利益动机的真实民意，主张全盘吸收。
其实，两种观点都要不得。
为了能更加直观地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尝试把舆论出现从众反应的情况比喻为房屋发生火灾，只有当起火源、易燃物、环境湿度等条件共同满足时，才会酿成火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热帖下面出现大量网民纷纷跟评的从众现象，除了事件本身有足够的话题性外，同时还要满足网帖信息充分呈现、已有跟评出现情绪火苗、话题热度发生关联这些外围的舆论条件。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导致舆论出现从众效应的关键条件与那些表面上影响力大的意见领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是与那些大量易受影响的普通网民的关联度更为密切，这些人也在持续影响着其他易受影响的人。因此，有效引导普通网民保持理智就成了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
也就是说，当一个帖子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时，要懂得用一些碎片化的真相信息、尽可能能舒缓情绪的调适语调，去给那些已经形成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的情绪舆论降降温，降降火。比如，一个小贩在网上发帖控诉遭受执法部门暴力执法，按照“调查核实—形成初稿—决策审核—发布通稿”的传统舆论回应程序，经过认真核查后再发布“网帖陈述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这样的调查结论，得到的很可能是更为激烈的舆论质疑，这是因为舆论从众效应在帖子发出后的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发生，并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评价共识。如果几天后再尝试去扭转，恐怕很难。所以，在研判洞察后续舆论可能会导致不良从众效应风险之前，就可以通过已经调查到的碎片事实和“不急着下结论”“不妨等等看看”等情绪调适观点去进行一些适度的跟评调节，以避免舆论被一些人利用而偏离真相。
总之，普通网民在舆论层面的相互作用才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每个网民都会受到他人网上言行的影响，并在政治立场、经济基础、文化层次、民族身份、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因素作用下，更愿意通过舆论从众的方式向同类人或潜在的同类人释放亲近的信号。
1.人是社会性动物，从众心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本能。
2.圈子是舆论从众的重要基础，不同的圈子层级、不同的圈子架构形成的从众传播效果也不尽相同。
3.舆论从众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是影响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的风险因子。
4.算法推荐、兴趣置顶等技术加剧了网络圈子的再分层、再分级。
5.意见领袖是影响舆论从众的关键要素之一，但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6.及时干预是防止舆论诱发不良从众效应的有效手段。